78年后，世界需要一座新的“布雷顿森林”_风闻

导读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近80年来，其初衷逐渐被抛弃，各国关注的重点从长期稳定转向短期利益。尤其是霸权国家放松了自我约束，令整个国际体系信用受损。而中国的崛起更暴露了西方过去几十年来的政策失败，招致发达国家的敌意，令大国之间的合作更加困难。因此，亟需建立一套“新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振多边体系，加强国际协调，提供更广泛的公共产品。

作 者：

凯文·加拉格尔 (Kevin P. Gallagher)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

柯睿智 (Richard Kozul Wright)

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化司司长

来源：观中国

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货币与金融会议。会议决定，要通过提供充足的国际公共资金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管控经济侵略，避免各国以邻为壑。近80年后的今天，当年代表们原本希望永远消失的问题再度出现，令人不安。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那些利用不平等和不安全问题加剧引发社会焦虑的民粹主义政客，而是那些操纵经济游戏规则、由特权个人和企业组成的“赢者通吃”利益集团。

当今世界，那些原本旨在培养负责任国家，巩固国际社会稳定的国际多边治理机构，反而成了资本流动以及私人债务积累的推动者，大力主张经济紧缩，限制了各国政府的政策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注重长期利益的金融稳定原则已经被抛弃，世界整体转向了注重短期利益的金融投机主义。其结果是资本积累减弱，生产率增长缓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再发生，以及各国货币汇率不稳失调，进而导致国际竞争力格局变化、贸易摩擦和经济发展不平衡。

资料图：布雷顿森林会议

此外，这种经济模式还降低了大规模公共投资的可能性，加速了气候危机，并加深了人们的焦虑感，让人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被忽视；而那些将气候变化视为一场“骗局”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正好可以利用这种焦虑大做文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这一体系的脆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卫生危机，为了建设更美好的未来，全球走到了建立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紧要关头。在我们上月刚刚出版的新书《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由》中，我们认为奥尔基耶娃说得对。

不过，与1944年时情况不同的是，现有的多边体系也必须进行调整，在一些领域需要防止滥用国际规则，对主权国家过度干预，而在另一些领域则需要加强多边体系，更广泛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同时加强沟通对话，将国际资源、国内政策和全球协作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国际合作与各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在欧美发达国家，过去五年出现了一些新的合作机制，将平等问题与绿色结构转型联系起来。政策制定者早在疫情暴发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些问题，然而到现在，关于绿色复苏战略的讨论仅流于口头的陈词滥调，至于实际举措，大部分仍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规模。不过，它们的共同主张和许多政策细节表明，在这些国家之间，以及各自国家内部建立更强大、更紧密的联系，还是有可能的。

再看发展中国家，它们也都致力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新冠疫情危机表明，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政策和财政空间。同时，私有债权人、知识产权所有者和避税跨国公司又构成了重重壁垒，阻碍着发展中国家获取资金和关键技术来支持本国产业的替代发展战略。

金砖国家等新机制，以及非洲大陆自贸区等区域合作安排的出现，催生了拥有更好规则和治理能力的新一代国际开发银行、储备基金和贸易区。但与上世纪70年代不同的是，这一次，发展中国家未能团结一致地通过国际谈判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最近涌现出的新倡议是不少，但有个问题难以解决，那就是：谁来领导？尤其是，在为全世界创建更美好未来的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霸权国家能够、或者说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试图利用自身霸权地位领导世界的国家最终陷入了“成功悖论”：它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获得了领导地位，但也正是因为其经济实力过于强大，导致它逐渐丧失了自我约束，走上了“有钱就是任性”的道路，令其自身以及整个国际体系信用受损。

随着全球经济从固定汇率体系转向更灵活的汇率体系，保持美元中心地位的成本已然居高不下。而流动性支撑不足、治理体系不对称、政策协调薄弱、监管缺失等现实问题，也说明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目标还远未实现。

以上这些“不充分”“不协调”“不均衡”的必然结果，就是一种“新重商主义”体系的兴起：强国试图利用国际谈判来促进其国内某些群体获得更大利益，完全不顾整个体系内各方互信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

让我们将目光望向中国。尽管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明显让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占尽先机，但中国却展现出了相当高的政策敏锐度，推动了本国经济多元化发展。这不仅推动中国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减贫记录，也令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等诸多当今前沿技术领域实现突破。

中国的经济成就也使它成为包括气候问题在内的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但中国的华丽变身也令西方发达国家对其敌意日益上升。需要认识到，这种敌意表面上是为了对抗中国的“不当行为”，更是为了掩饰西方自身过去30年来政策上的失败。这种敌意为改善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构成了最严重障碍，而大国协调合作正是构建多边体系必不可少的元素。

习近平主席曾明确表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这与当年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的目标——确立“世界各国所有人都满意的生活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为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打下了基础。并且这种对话还应进一步扩展至亚太、拉美，乃至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