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 | “后真相时代”，我们正在目睹“共识”的消失_风闻

编者按

二月底以来的乌克兰冲突引起各方关注，有关战局的信息纷纷通过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然而，在海量信息发酵的同时，这场冲突的真相却变得面目可疑，使得局势发展的前景扑朔迷离。从“一小时22分速胜”到“侵略者陷入汪洋大海”，从“欧美对乌克兰弃之不顾”到“俄国面临解体”，各种言论观点以真相为名到处流传，不同人群则各取所需相互攻击，导致舆论场进一步撕裂。这一切说明，今天的社会已经深度迈入“后真相时代”，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把立场、情感和利益置于真相与真理之前。早在2017年，《探索与争鸣》即组织相关笔谈对后真相时代秩序的困境与政治传播症候进行研讨，我们在此推出部分文章，重新审思“真相”在当代何以隐没与“后真相”带来的深层次时代危机。

“后真相时代”，我们正在目睹“共识”的消失

   汪行福 |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为阅读方便，有少量删节

原题为《“后真相”本质上是后共识》

未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后真相”一词的出现在“后”时代是不难想象的，正如“后历史”“后现代”“后民主”“后人类”等词一样，只需要在“真相”或“真理”前面加以“后（post)”就构成了。如果“后真相”概念对理解当下具有症候学意义，它所表征的就不应该仅仅是某个事件及其后果，而必须指认出今天社会的历史性存在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笔者认为，后真相的本质是后共识。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观念传达与接受之间就会短路，其结果是，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或者拒绝真相，或者相信“另类事实”。

后真相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即认识论或形而上学层面、社会学或大众传媒生态层面以及政治学或社会共识层面。在认识论或形而上学层面，“后真相”并非是一个新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代和中国先秦就出现了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在它们那里，独立于主观情感和信念的真相或事实是不存在的。西方最早的怀疑论者高尔吉亚提出了三个著名的怀疑论命题：1.无物存在；2.如果有物存在，也无法认识它；3.即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中国古代诡辩论也曾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学说。总体上说，中外古代怀疑论本质上具有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倾向，它或者认为任何判断都是因人而异的，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说“个人是万物的尺度”，或者认为对事实的真正判断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人的许多烦恼是过于较真，如果我们把一切判断悬置起来，就可以获得内心的宁静。显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后真相问题所关注的重点。但是，后真相概念的认识论意涵对我们的讨论还是有意义的。在认识论上，后真相无非是这样一种态度：或者认识真相是不可能的，或者认为真相是不重要的。其实，在认识论上真相问题是无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各执一词，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统一的定义。大致来说，在我们这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倾向于对真相做共识论的理解。所谓真相不过是相关的知识共同体对特定事物的共识，在这里，客观性就是普遍性的主观性。显然，这一对真理的理解是非自足的，它依赖两方面的条件。一是研究者有认识真理的意愿，二是知识共同体对何谓共识有统一的标准。因此，真理依赖于对认知者的认识意愿和真理程序有普遍的共识。虽然哲学家关于何谓真理会一直讨论下去，但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今天对后真相现象的热议更多地指向的它的社会学层面和政治层面。

在社会学层面，真相问题是知识的生产和筛选问题。吉登斯注意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后传统社会，由于社会的流动性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人们的生活已经“脱域”，他们不再依赖本地性的习俗和个体的经验，相反，他们更多地依赖于专家知识。然而，专家在许多问题上看法往往是有分歧的，他们常常对同样的现象做不同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处在“解释冲突”的时代。另一影响我们获得真相的因素是真相的“过剩”和“冗余”。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出现，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能是信息的公共提供者。一部智能手机可以摄影，发布信息，对信息进行评论。电脑可以对信息进行复制、拼贴，在这里，信息处在杂草丛生状态，信息不仅脱离其源头自行运动，而且超出提供者的控制自行繁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处在鲍德里亚所说的虚拟和超现实（hyperreality)时代。此处的“超现实”并非指比现实更高现实，而是说虚拟的现实被当作比现实更现实、更重要。按照经济学原理，从过剩和冗余信息中筛选出真实信息是有成本的，起码有时间成本。当这种成本过大时，信息的接受者往往依靠个人的情感或习惯去选择。所谓后真相在社会学上可以视为新部落主义。我们无法作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和中立的判断者，我们只能依赖他人的影响，依靠自己群体内部的“共识”来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培根在现代之初说“知识即力量”，今天变成了“流量即金钱”“粉丝即权力”等，信息发布者有动机提供越来越多信息，不论真假如何。总而言之，如果权威知识本身已经陷入了解释学冲突，民间信息又出现泛滥和过剩的话，如何获得真相就成为社会的难题。

社会学条件对解释类似于“后真相”之类的社会现象是重要的，但“后真相”现象产生的更根本原因，还是真相的生产和传播所依赖的社会共识的瓦解。理解这一现象还需把它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上来考察。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社会的撕裂，使民意对真相的态度发生了扭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经济学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战后共识，即自由制度的存续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民主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支撑。前者驯服国家，后者驯服市场。一个合理的社会需要把自由、平等和民主结合起来。然而，这一对“法治国家—民主制度—福利社会”结合体的共识被新自由主义社会瓦解了。新自由主义是市场主义，它试图通过经济全球化把所有国家结合到自由交换的全球网络之中。新自由主义对其合法性有自己的理解，在它看来，资源、资本、人才和服务的全球自由流动可以提高相关要素的效率。市场经济是不平等的，但它所创造的效益可以通过“滴漏”效应惠顾所有的人。然而，西方正在品尝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哈贝马斯指出：“在那些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至少取得历史性社会政治成就的国家，失望的情绪正在逐步蔓延。世纪末，被社会福利国家制度驯服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新自由主义重新抬头。”

近年来，西方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明显增加。拉克雷特的《债务人的形成》认为，西方国家已经沦为债务国家。“债务是对整个社会的‘猎取’‘吞噬’和‘榨取’的机器，是宏观经济调节和管理的工具，是收入再分配的机制，也是个人和集体主体的生产和‘管制’机器。”债务机器把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人”变成金融资本主义的“债务人”，不仅通过生产榨取剩余价值，而且通过消费获得利润，因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施特雷克在《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中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虽然战后大众民主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暂时压制了这一矛盾，但当新自由主义把资本主义经济从民主国家的干预中解放出来时，整个社会就陷入了贪欲和恐惧之中。他说：“我们今天确实处在民主制度的晚期阶段，如我们所知，民主制度正在走向一条被阉割为再分配的大众民主，或者是被缩减为法治国家和公众娱乐的组合形成的道路上。”但是，通过债务购买时间延缓危机是不可能永远奏效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资本主义是否进入到晚期阶段，但可以肯定，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婚姻”已经解体了。如果把施特雷克的表述稍微转化一下，我们就可以理解民主危机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关系。所谓民主就是把由合理的体制所提供的真相转变为有约束力的民主的公共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须会导致民主政治的危机。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可以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看法。当今资本主义是“世袭资本主义”或“遗产资本主义”，其根本特征是社会的再封建化。底层人面临着无法超越的天花板，富人把自己封闭在有门卫的社区里，社会分裂为对立的两极。

简单地说，西方面临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当经济发展失去了必要的互惠和共享性，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系就断裂了，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社会基本价值和社会共识的瓦解。可以说，即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不以美国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之类的戏剧性形式出现，它也已经瓦解了社会共识和“真相政治”的基础，最近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中出现的后真相现象，正是这一结构性危机的爆发。

泽连斯基在Facebook发布视频

为什么社会共识的失落会改变人们对待真相的态度？我们在此想借鉴福柯的理论。福柯在去世的前一年曾做过有关直言或说真话（parrhesia)的讲座，并把它视为西方批判传统的根源。Parrhesia在英语中一般译为“free speech”，但在希腊人那里，该词有着复杂的含义。首先，直言是坦率地说，直言不讳。其次，直言必须是说出真相，这种真相不是道听途说的，而是“他知道它是真的；而且他知道它是真的，因为它确实是真的”。第三，直言与危险如影相随。一个哲人批评僭主是危险的，这个哲人就说了真话，而且相信自己是直言。第四，直言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别人表明真相，而是一种批评性的话语：“一个希腊人不会说一个小孩的老师或父亲在使用parrhesia。但当一位哲人批评僭主、一位公民批评多数人、一个学生批评他的老师时，这些讲者可能在使用parrhesia。”最后，直言不是被迫地说，而是感到有义务去说，直言者是把说真相视为应尽的义务。

表面上说，福柯在这里讨论的不过是哲学史的某个概念。其实，福柯是在自我拷问。正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要求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一样。对福柯来说，哲学家必须是直言者，他有义务对公共事务和真相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否有危险。说真话是有条件的，有说真话的资格和能力，否则不过是闲言碎语、装腔作势或哗众取宠。凡是不符合上面五个方面的自由言说在福柯看来是有害的，它不仅会败坏私人的良心，而且会危害到公共的政治秩序。直言本质上是“向权力说真话”，直言者需要智慧和德性、勇气和义务感。同时，听众要从众多说话者中识别和认出说真话者，并且愿意相信他说的真话。前者是对说话者的要求，后者则涉及一个社会是否存在着真相生产和传播的体制。在政治学意义上，社会共识并非是对真相本身内容的共识，而是对说真相者和真相表达方式的共识。

福柯关于直言的讨论当然不可能照搬到今天。今天不再是哲人时代，而是大众时代，真相的揭示和传播主要依赖于公共传媒、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投身于正义的社会活动家。当前出现的后真相现象突出表现为大众对精英或主流媒体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是社会进入后共识时代的结果。今天人们关心后真相问题并非是要告别真相，而是重建真相政治的基础。如果这种重建是可能的话，真相必须能够被揭露，而且真相能够塑造公共意识。今天西方在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我们知道，人们所说的真相几乎不是亲身经历的，相反，它们几乎都是通过媒体获知的。真相是否能被发现，或被认真对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报道真相的体制、机构、人员是否被信任，但今天恰恰是在这里出了问题。我们还想强调，对真相体制的信任也不是最终的东西，它是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信任的累积效应。从此次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竞选中出现的后真相现象可以看出，其最终根源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态度已经两极化了。因此当华尔街的经济精英、硅谷的技术精英和大学的知识精英还在想用真相影响选民时，选民的反应是：为什么要相信！

在某种意义上，后真相现象是西方社会共识解体后形成的犬儒主义心态普遍流行的反映。按照斯洛特戴克的定义，犬儒主义是一种启蒙了的虚假意识，自我反思被当作自己保护的工具，对事实的肯定与否定不是根据最好的证据，而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因此，在根本意义上，真相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没有社会共识就没有经验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社会秩序能够产生出可接受的普遍后果，满足人们的公平感，产生出必要的社会共识，后真相现象才能得以克服。这一结论既适用西方，也适用于中国当下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