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皓升：泰国疫情下的民族志_风闻

（图片来源：Bangkok Post）

一、民族志背景综素

我曾多次在湄公河边感慨：“有湄公河的地方，就不会迷失家的方向。”最近的一次是2020年12月份，我在泰国的那空帕侬府（Nakhon Phanom）与湄公河彼岸的老挝甘蒙省（Khammouane Province）对望，我向来自中国北方的同学介绍到：“沿着湄公河往北漂，就是我的故乡云南，那里有西双版纳、西洱河，还有静谧的临沧。在那里我们叫她澜沧江。”对于我们“共饮一江澜湄水”的人来说，澜湄不仅是云南的母亲河之一，也是大陆东南亚的生命干线、“有澜湄的地方便是家乡，她的北方就是我的故乡。”此话是个人对“澜湄意识”的践行与恪守，同时想就此表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时代，新冠疫情之下，没有任何的国家、地区、个人能够“独善其身”，尤其是像云南这样的边境省份，关注和了解周边国家新冠疫情的发展和周边国家人民对其的心态是必要的。

2021年第二个季度初始，Delta变异毒株登陆东南亚地区，“初有起色”的东南亚抗疫成果面临“灭顶之灾”。2021年2月1日凌晨，缅甸军政府的政变导致缅甸国内党、政、军、民的矛盾被无限放大，至今未果。缅甸作为东南亚的“西大门”，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贫困、民族矛盾、弱政府治理失效、难民问题、非法偷渡移民等因素都被疫情无限放大，这扇“西大门”为Delta肆虐东南亚影响泰国和云南边境防疫开了一道明晃晃的“缝”。原先“不温不火”的泰国疫情也在2021年4月初急转直下。基于在泰国与新冠疫情“共处”一年的经历和相关的学术知识，我从泰国的视野与泰国人的心理素质分析了新冠疫情与当地人与社会的相互反馈，故起草了泰国疫情下的民族志。

简单来说，所谓民族志就是对一个特定群体的记述和描写，对疫情下泰国人的记述和描写是通过多年在泰国和云南边境生活的经验以及个人与泰国社会的联系。不同于中国抗疫的视角，泰国的抗疫存在很多我们国人无法解释和理解的乱象和“佛系”。我将以20201年泰国疫情下爆发的示威游行为例，来呈现该民族志。

二、观察研究期间东南亚疫情综素（2021年4月-2021年7月）

Delta是观察研究的几个月期间东南亚疫情的主流，印度尼西亚在继印度之后正成为亚洲疫情爆发的“中心”，于2021年7月14日，印尼当日新增病例突破5万人。排在印尼之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疫情也较为严峻。由于缅甸的政治和社会混乱，检测不力，缅甸很可能是疫情藏得最深的那个“王炸”。在新冠疫情爆发初始，东盟内部的互通互联早已被严重影响，尤其是民间的往来。泰国的疫情就从2021年起而言存在几个主要因素，首先，边境非法偷渡的缅甸和柬埔寨人；其次，政府给予特权没有隔离检测入关的外国高级官员和精英；其三，泰国国内社会的大规模集群运动。在2021年7月17日，泰国当日新增病例首次突破了1万，至今处于高位。

为何泰国的疫情在2020年后半年趋于平稳之后，却又走向了“深渊”？除了变种病毒的传播性加强以外，更多的原因是如我们上述的一个必然因素所致，就是“人”这个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这里我不想过多的谈论疫情所导致的逆全球化、加剧的区域化和后疫情时代建设等诸如此类的枯燥学术论题。本文采用民族志的方法，主要有叙述泰国人看待疫情的心境和行为。

三、泰国疫情下的游行示威

1. “自由”的价值观

东南亚人公认泰国是东南亚最“自由”的国度，“自由”是不是导致政府抗疫政策疏松和公民“自由散漫”的罪魁祸首？从泰国游行示威的行为看，很多泰国民众对“自由”（freedom）和“自由”（liberalization）恐怕存在着混淆。泰国是一个君主制和资本主义体系共存的国家，不否认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构建当代泰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不反对君主体系是对泰国人民集体意识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从对人的观察和接触，我看到的是泰国公民社会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不是绝对自主的。大部分泰国人，尤其是青年群体对“freedom”的追求不是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所需的“liberalization”。简单来说，“freedom”是个人或社区层面的自由，“liberalization”是更高社会层面的自由，关乎于民族与国家的自主性。 疫情并非导致这一切的“元凶”，其只是“催化剂”，泰国人民在抗疫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矛盾，即接受政府强效抗疫政策管理和个人“freedom”生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受当代泰国社会的文化、经济、个人存款、生活理念、失业、极端贫困、社会保障、政府有效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是社会价值观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逐渐凌驾于整体性（collectiveness）之上的必然结果。

  2. 现代化与传统性

亚当·斯密在《富国论》中谈到，自由市场（liberal market）是“看不见的手”，是个人行为的非故意结果，是一种产生财富和善果，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发展要素。“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也被用在宗教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讨论之中。泰国社会，疫情下的“乱象”和“佛系”背后也存在着“一双看不见的手”，“左手”是佛教体系和君主制早已形成的社会传统道德伦理，“右手”是资本主义架构下“人权”、“自由”、“民主”带来的现代化改革思潮。从泰国现代化进程来看，这只“右手”的运动似乎有些僵硬，仿佛不是自然的、非故意的活动，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线”拉着这只“看不见的手”。

疫情期间泰国有四波抗议行动，自2020年2月起至2021年中下旬皆未停息。泰国抗议队伍提出的几种诉求不做过多的分析，大部分抗议者选择抗议方式如静坐、示威、快闪、请愿等相对温和的行为倒是仍然坚守着传统道德伦理。不可包庇的是，泰国2021年2月到4月的第二波游行和政府在4月泼水节（宋干节）期间刺激国内旅游“大开放”的政策无疑是造成当前疫情大规模扩散的原因之一。部分泰国青年认为，示威游行是公民的权利，是现代化的体现。塞缪尔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分析过，示威游行即是现代化过程中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也是现代化矛盾中破坏社会稳定的资料。现代性必然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现代化的过程，特别是过度“自由”的现代化过程恰恰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阻碍发展的因素。目前，泰国公民社会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其“佛系”本性对抗且杂糅的，“左右手”是在互掐且制衡的。

此话怎讲？在青年一代的思潮和实践中，强调“人权”、“民主”、“自由”的行为实践有意无意地在破坏着泰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性，这种传统性包含着泰国人由自身环境、历史、宗教所塑造的包容性、民族性和伦理道德等。但当下泰国青年所追捧的“freedom”和现代化，并非和谐地结合了这种传统性。因此，疫情中出现抗议活动这种“乱象”，从行为表现上来说，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不自主的现代化方式，在其对传统性造成破坏之后，最终却迷失于没有民族性和国家特色的发展之中。人权、民主、自由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刻意和刻板的“行为艺术”。就如同目前泰国社会中“与病毒共存”的牵强思想、“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防疫和开放政策、“朝令夕改”的经济复苏计划、“前后矛盾”的疫苗动员，都表现出这一特点。在泰国的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着疫情下的“乱象”，例如，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参与抗议的概率较低，但由新冠导致的死者，依旧被安排传统的寺庙火葬，亲友依旧参加死者的葬礼。这恰恰是传统性带来的与现代化截然不同的防疫“乱象”。有人会问，难道这些“成规陋习”就那么重要吗？他们不懂科学防疫吗？真相并非是“民智未开”或者“腐朽愚昧”，而是在泰国乃至东南亚这些发展中国家里，并非人人的认知论体系都是“科学指导一切”，有一定比例的人认为科学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宗教理论也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在当代泰国，这样的认知体系是交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二者即是矛盾的也是互补的。从精神层面来说，疫情下青年人对“人权”、“民主”、“自由”的执着精神，部分是来自于根深蒂固的非科学指导一切的认知论体系，是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的信仰化和迷信化。因此，对“自由”信仰崇拜的追求才会凌驾于科学的防疫之上。

（图片来源：Bangkok Post）

四、牵着“不自主的右手”的那根线

经对泰国2020-2021年示威游行的观察，我认为牵着“不自主的右手”的那根线存在着两种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的特征。这种隐蔽和间接的特征需要理性和深入的观察。

1. 泰国游行示威运动中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

第一种特征是游行示威运动中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的僵硬和刻板，泰国人民在为自身“人权”、“民主”、“自由”进行运动的过程中理应是谋求泰国的社会发展、和谐、传统性与现代化的平衡等。但整个游行示威运动的过程中，其中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既没有包含泰国的传统性和民族性特征，也没有清晰表达泰国自身的现代化特点。例如自2020年7月26日起随后接连出现的“奔跑吧，哈姆太郎”活动；8月3日，在民主纪念碑的抗议运动中，引用了“哈利·波特”元素对示威者和泰皇室进行讽喻；8月18日起，以学生为主的抗议示威群体举起了源自电影《饥饿游戏》中象征反集权的“三指礼”和挂白丝。此后，“三指礼”成为了泰国示威游行的广泛通用手势。此外，在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地都有当地泰国人发起反泰国政府和君主制的抗议行动，在欧洲多地，都有泰国人和西方人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泰国的示威活动。

举例至此，一个不争的事实则是泰国示威游行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多来自于西方影视作品和西方意识形态发达的地区。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历史上，泰国是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国家，泰国拉玛五世皇朱拉隆功（Rama V King Chulalongkorn）采取西化“洋务运动”的革新运动，或史称“朱拉隆功改革”，以及权利和土地的割让使得泰国免受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命运。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后，在全球化和西方新殖民主义浪潮下，泰国接受西方文化的速度也是飞快的，包括支援泰国建设的日本也是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奴仆”。因此，第一种不自主就是：“在以泰国社会发展、和谐、均衡等缘起为初始目的的示威游行中，西化的、非泰国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贯穿于整个运动过程，使得整个反政府和反君主制的运动变得僵硬和刻板，变成了表达西方意识形态的间接或直接的工具。”

（图片来源：泰国社交媒体）

2. 新殖民主义影响下国际游行示威的“内卷”

第二种特征则是西方意识形态操手下多国各地的反政府分子和分裂分子的相互勾结和“内卷”。首先，例如，缅甸政变本应是缅甸内政事务，泰国示威者却用缅甸的反军政府抗议运动来展现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呼吁动员泰国示威者和在泰缅甸各界人士参与泰国抗议活动，抗议活动中泰国示威者也高举昂山素季的海报模仿缅甸抗议活动中的行为。反过来，缅甸示威者也采用了泰国的“三指礼”。在泰的泰缅示威者一同批评泰国总理会见缅甸军政府任命的新任外交大使并抗议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被拘禁。泰缅内政就这样被安排上了国际舞台，间接地被西方意识形态再一次粗暴地干涉了，而且是极其隐蔽的。此外，臭名昭著的“奶茶联盟”积极支持泰国抗议示威运动，其是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泰国、缅甸、蒙古的乱港、台独、恐暴和反政府分子的勾结。部分高举所谓西方意识形态大旗的个人和组织积极参与到各种性质的反政府和分裂活动中，勾结形成了全球范围下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传播动荡和破坏当地社会和公民安全的“内卷”行径。泰国游行示威队伍中，并非人人都是正直、坚贞不移的“民主人士”和敢于为社会国家牺牲的“人权斗士”，更多的人是陷入了这一种“内卷”，把示威游行、西方意识形态对传统性和民族性的破坏当做时尚而已。也有有组织、有目的的境外势力在中作梗。

（图片来源：缅甸社交媒体）

五、总结

至此，也对该民族志进行一个简短的总结。首先，这根牵着“不自主的右手”的线无疑是源自于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和“颜色革命”，其会对地区的民族性和传统性造成破话，严重影响人民民族自信和国家安全。其次，泰国当今还尚可维持传统道德伦理的“左手”在西化的新殖民主义的深化和“颜色革命”的浪潮中日渐式微，当传统性被彻底吞噬殆尽的那一刻，泰国的示威游行最终将会走向彻底的暴力化，泰国也终将迷失于没有民族性和国家特色的发展之中。就如2021年7月18日的大游行所体现出的危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和社会，提防警惕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改变是对社会和国家稳定发展极为关键的。疫情下，泰国如何探寻属于自身的发展道路？在不剪断那根“看不见的线”之前，人民能否真正得到意识形态的liberalization，实现结合传统性、民族性和自主的现代化，一切都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