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后的深思_风闻

​悟00000空 | 文

往年写三八妇女节的文章，欢欢喜喜，着眼于男女生在身体、心智、情感、精神、灵魂等各方面的差异。比如有一篇我写到女生的两重性，即女神与女奴——感叹妇女岂止顶了半边天，一个个简直都是女神，只是感情相对于男生过于丰富，她们是自己情感的奴隶，甚至有些女强人也是“女强奴”。

今年写三八妇女节的文章，心情十分沉重。因为都这个年代了，居然还有链条和笼子困住女人，原来女奴真的还存在。

胡适说：“我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有三个标准：第一，这个社会是怎么对待孩子的；第二，这个社会是怎么对待妇女的；第三，这个社会闲暇的时候，人们都在干什么。”

一个社会对待妇女和孩子的方式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底线。

《左传》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鲁迅指出：“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把这“古人的良法美意”写得入木三分。

鲁迅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对于老百姓来讲，只有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妇女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四重压迫下成了奴隶的奴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翻了三座大山，老百姓翻身做主人了，然而有些妇女还是奴隶。

两大问题

这里涉及两大问题，一是千年宗法社会的遗毒；二是地方黑恶势力。

古代中国，尽管在秦朝就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但那是个太早熟的中央集权。那时技术太不发达，通讯成本、交通成本都很高，政府无法直接有效管理散布在这么广袤土地上的这么多人，只得靠道德来约束子民，并将收税、徭役、治安等政府功能“外包”给基层宗族，宗法就是国家律法，祠堂宗庙就是法院、行刑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破四旧，立四新，有力地打击了宗族势力。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外包”实际上已经失去其必要性。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直接管到每一个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尽在掌控中，只是出于非技术的一些原因没有这样做而已。

我们有世界最密集的、最先进的摄像头和数据监控系统，我们可以把奥米克戎这样难防的病毒都防得死死的，看看我们流调的速度和精准度，世界上绝无第二个国家有这个能力。

不过时到今日，宗族势力还没有彻底被消灭，在某些地方，甚至仍很猖狂。去年十月，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发生一起命案致2人死亡、3人受伤，就因宗族成员以强凌弱而起。

总体来讲，我们在破除宗法社会遗毒方面的努力和能力都是有口皆碑的，法治社会的“法”不再是“宗法”的“法”。

第二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痼疾，每每节度使变成了藩王、土匪，自行收税、征兵、世袭，中央政府不得不一再削藩、剿匪。

好在我们在处理这种问题方面也同样能力卓著，如果不是这样，当年也不可能在如此复杂凶险的国内外环境中胜出建国。

爱国主义还是害国主义

在所有的声音中最离奇的一种是“爱国主义”，他们斥责为女奴呐喊的人，叫他们小声点，最好闭嘴，因为这样会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授人以柄，连阿富汗都来谴责我们了。

一开始，他们还试图让大家相信，一切都是“境外敌对势力”造的谣，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后来官方公报出来，他们只得另辟蹊径“爱国”，比如，指出西方的贩奴事件。这让人怀疑他们是真的爱国，还是高级黑。

拿中国当下的事情和西方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事情作比，你是要表示我们中国比西方落后几百年、几千年吗？这不是递刀给“境外敌对势力”吗？

他们似乎完全没有同理心、同情心。这也无需做什么哲学思想的分析，就是孔子的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愿意自己的妻女姐妹变成那样吗？显然不愿意，如果说愿意，那就是禽兽，不必讨论了。

他们觉得，这样的命运不会落到他们的妻女姐妹头上，或许他们有私人保镖，不过绝大多数人应该没有。一记蒙棍进地狱，不知他们缘何如此自信。

或许他们觉得自己是男生，不会有如此遭遇。然而，也有男生被劫持囚困，每隔一段时间被抽血甚至被摘掉器官去卖。

**说到底，这是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无关男女。**如果不守住这条底线，任由底线滑落（而且这种滑落必然是加速的），很快会有一种罪恶找上他们，不管他们觉得自己如何高高在上。

就算这辈子安然度过，子子孙孙怎么办？别人的命运很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命运，或者你的后代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社会最底层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因为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我们。

怎么办？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日前，公安部业已部署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作为今年的重点任务。

最高法工作报告最新指出，严惩买卖妇女、儿童犯罪，对残害妇女、儿童等犯罪当判死刑的判死刑。

坚决铲除拐卖犯罪滋生土壤，需建立完善预防、打击、救助、安置一体化工作机制。有代表建议借鉴“全民反诈”成功经验，依托已有的社会动员基础和工作机制，通力合作开展“全民反拐”，让“天下无拐”不再遥远。

上海人大代表团将在全国两会聚焦“妇女儿童拐卖”，建议“买卖同罪”，打击买家。此提案《严惩并更名拐卖妇女儿童罪》，由全国人大代表樊芸领衔提出，在会签中得到代表广泛附议。

“买卖妇女儿童”这个说法在刑法上用了四十多年，大家都习惯了。最近有识之士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大家才发现，这个说法的确太不合理了。对于妇女儿童用“买卖”这个词，一是默认妇女儿童是物件，不是人；二是默认劫持控制方对他们享有所有权。这两点实在太荒唐了。必须要改。

《人民日报》之前发了一条倡议，向两会提议：一是要求修改刑法；二是要求开展治理专项活动，对于县级领导实施拐卖妇女儿童一票否决权。

特别是第二条，太关键了。

修改法律当然是极好的，然而，远水救不了近渴。再说，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法律表达不精准、法律不健全，并不是说现在的法律允许劫持一个人做奴隶，允许拐卖人口，允许强奸，允许殴打，允许虐待……这些事情发生了，施害人没有得到惩罚，并不是因为无法可依。

所以一定要加强行政手段，把打拐变成地方官员的关键考核指标（KPI），那就不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法律是国家的，乌纱帽是自己的。

公安部打拐专项运动，加上全民打拐，加上增加地方官员考核指标，三管齐下，应该会有效。修法倒是其次的事情，就算修了，没有行政的这些手段，也是白修。

还有民间组织的力量，类似安珀计划、悬赏援救基金、妇女收容所等慈善机构，也可以发挥作用。

安珀警戒（AMBER Alert），是美国和加拿大确认发生儿童绑架案时，透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大众传播的一种警戒告知，以一名于1996年在美国德州阿灵顿被绑架并杀害的九岁女童安珀·海格曼（Amber Hagerman）命名。

当年，海格曼的亲人及相关人士呼吁警方与媒体加深合作，共同应对儿童绑架案。起初，这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志愿系统，一开始发展并不尽如人意。直到2002年，布什总统亲自主持了第一次“关于失踪、被剥削和逃跑儿童的白宫会议”， 安珀警戒才引起全国关注。布什强烈支持2002年的“全国安珀警戒网络法案”，让执法部门与当地的媒体自愿合作，帮助寻找被绑架的儿童，扩大安珀警戒系统。

同年，司法部长设置了第一个安珀警戒协调员，负责统筹全国的安珀警戒系统。2013年4月30日，布什总统签署了《PROTECT法案》，法案中明确规定了全国安珀警戒协调员的职责。

总之，儿童绑架或失踪案件发生，目击者或当事人报警，经警方审核，再通过安珀警报系统发布警报，经各类媒介进行传播，由警方与民众合力寻找目标。如今，美国97%以上的失踪儿童均可被找回。

当然，我们有公安部的“团圆”系统，仅在2021年就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超过1万名。但遗憾的是，这个系统主要在公安系统内部使用，能够接触这个系统的警力也有限。如果能够扩大这个系统的使用范围，让民众及时知道被拐儿童信息，全民打拐，效果可能更好。

国外一些酒店、旅馆、火车站等人员集散地，会对员工培训如何识别人贩子，如何解救被劫持人员。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做。

当然，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宗族遗毒以及地方黑恶势力这两大问题解决，不然遑论其它。

前天去吃大排档，旁边一桌的一个小女孩，大概三四岁，跑到我这桌，冲着我笑，摇摇摆摆地唱歌跳舞，十分可爱。我就自然而然地也对着她笑，随着她的节奏摇摆。她向我靠得更近了。我忽然意识到，这样会给她危险的激励，赶紧虎起脸，正色对她说，快回你爸爸妈妈那儿去，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离开你爸爸妈妈，外面坏人很多！

她哇地就哭了。她妈妈赶过来把她抱走，感激又古怪地看了我一眼。我的眼泪哗地下来了。

这孩子长大后将会面对的社会，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好些，取决于我们现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