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巴以化”的历史标记作用_风闻

标题原本想写成《俄乌冲突“巴以化”，巴以冲突“无解化”》，后来想强调一下“俄乌冲突”的历史标记意义，就写了现在这个题目。

“俄乌冲突”现在是有一些“巴以化”的趋势。双方的谈判目标差距过大，矛盾冲突有可能长期化，无解化。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出现的“法西斯力量”已经有些根深蒂固的迹象。他们是公开活动并迅速扩散的。 

与此同时，近期看到的三则新闻也让我有所思考。 

一是1月份的《德国海军总监自称“极端的罗马天主教徒”号召“联俄制华”，外交部：典型的宗教极端言论》。 

二是前天的《美媒爆特朗普说应该让F22挂中国国旗去炸俄罗斯》。 

三是今天的《梵蒂冈前驻美大使万字长文怒斥北约和拜登：应联手俄罗斯反华》 

这三条新闻反映了西方在快速“退化”，从原有的“世界核心”地位向“地域文明”的水平跌落，失去了“人类视角”的高度。 

正因为如此，他们解决不了“巴以冲突”，现在连基督教内部的“俄乌矛盾”也解决不了。西方文化，不管是欧洲文化还是它的变体——美洲文化，都没有实现跨越经济周期的稳定繁荣能力。 

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在现实中没有办法处理经济周期下降阶段里的各种负面问题。进一步说，在上升阶段里的各种严重问题也未被识别，只是被繁荣的局面遮蔽和隐藏了。 

西方随经济周期运行的这种大起大落，大治大乱的面貌，实则是“私有制”引起的。因为“私有制”把“利润”神圣化，教条化，用来对应经济运行的“上升”和“下降”阶段，也就是“有新增财富”和“无新增财富”两个阶段。 

结果是，在上升阶段（有新增财富的时期）能加速经济发展，但是在下降阶段（无新增财富的时期），因为利润不能从新增财富中来，只能从别人的损失中来，就快速引起“零和博弈”，导致秩序大乱。 

虽然西方也出现了公有制思想，但在实践中，西方的公有制国家同样没能处理好经济中的各种问题，导致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的，公有制特有的经济危机。比如大饥荒现象，贫困化现象等。领导层也容易固化甚至神化，使国家和文化都“帝国化”。

因此我想说，俄乌冲突“巴以化”，“无解化”，以及想通过树立“东方敌人”来解决内部问题的做法，不但扯下了西方“民主自由”的假面，暴露出“法西斯”面目，更标记出了人类历史“西方中心阶段”的动摇。西方文明实际上没有达到人类视角的高度，没有能力处理更困难的跨周期，跨种族，跨文化问题。 

当然，“西方中心”的动摇是否意味着“东方中心”的到来，取决于东方智慧是否能解决西方遇到的那些问题，能否对私有制和公有制都进行超越，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都保持健康和稳定，以及在全球化不可逆的环境里，处理好民族关系。

“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给中国的启示是，不要站在第三方的位置去看这些历史事件，而是要站在超越的角度去看他们，去思考他们。这样才有希望推动历史进步，而非原地踏步。

可参考本人文章：

《“俄乌冲突”中国应该这样站队》、《俄罗斯现状给中国的警示》、《模式之争背后的历史玄机》、《说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大舆论战役》等。可在主页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