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言传身教——我第一次为总理当翻译_风闻

作者：刘彦顺 曾就职于中国外交部，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先后在中国驻革但斯克总领事馆、驻波兰大使馆、外交部苏欧司和欧亚司工作，历任随员、三秘、二秘、一秘、政务参赞等职务；是波兰沧桑变幻的见证者，也是中波关系发展变化的亲历者。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多年了，但他高尚的品德、长者的风范、伟人的魅力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外交官，曾直接受到过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教诲，我们感到无比的幸运和自豪，并使我们终身受益匪浅。

1956年，波兰发生十月事件，波苏关系骤然紧张，国际共运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刻。进入1957年，波兰议会大选在即，波兰的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正面临选举成败的严峻考验。

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兰采取了一个外交步骤，正式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波，意在争取中国的支持，以便在群众中扩大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声势，夺取选举的胜利。对此，我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波兰。是时，周总理正在访问亚非国家，他立即改变行程，于1957年1月11-16日前往波兰访问。这是中波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件大事，举世瞩目。

△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

消息传来，我驻波兰大使馆立即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由于随团工作的波语翻译人手不足，大使馆动员留学生积极参与接待，我被调派给随团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两位记者作翻译，我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心想，能跟随代表团全程活动，目睹周总理的风采，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当我向学校请假时，同班的波兰同学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周总理一到波兰，就不分昼夜地投入工作。他白天忙于同波兰领导人正式会见和会谈，夜晚还亲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住所，同哥穆尔卡进行单独的深入的交谈。周总理很少休息，睡眠严重不足。“他昨夜又没睡好觉”，成为随团访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每日早餐时的话题。

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当新的一天开始时，他总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他是在为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而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地操劳。他的精神感动着他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也赢得了波兰官员由衷的敬佩。

除华沙外，周总理还访问了克拉科夫、弗罗茨瓦夫和罗兹。所到之处，他都会见当地的地方领导人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为了适应周总理快节奏和高效率的工作，随团的礼宾官员韩叙同志想给两位紧张工作的波语翻译安排一点休整时间。在代表团到达罗兹后，韩叙同志对我说：“今天中午宴会时由你给总理翻译，让他们两人缓缓劲。”听到这话，我又激动又紧张。

能坐在周总理身边给周总理当翻译，这是我想也没想过的事。可自己还从来没有在外交场合担任过翻译，能行吗？万一翻译不好，破坏气氛、影响工作怎么办？韩叙同志猜透了我的心思，鼓励说：“根据日程安排，今天午宴周总理不发表讲话，你勇敢点，不要怕。”就这样，把我这个青年学生推上了前台，坐在周总理和贺龙元帅对面的翻译席上。

△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波兰。周总理同波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握手。左一为贺龙元帅。

午宴开始了。罗兹市党政领导人十分热情，他们争先恐后地一个接一个地向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祝酒，盛赞中国政府和周总理为波中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共运的团结作出的巨大贡献。

当第一位罗兹市领导人起立祝酒时，我也起立，站到他身边，我担心翻译不好，轻声地对他说：“请讲慢一些。”谁知道问题就出在这个“慢”字上。讲话人好意地把话说得很慢，而且只说两个字就停下来，等着要我翻译。可是，由于波中两种语言的语法、语序不同，听了半截子话很难翻译。我等着那位领导人把话说下去，那位领导人还以为我在考虑措辞，又不往下讲，刹那间出现了片刻的停顿。

坐在总理身边的王炳南大使着急了，低声问我：“怎么了，还不翻啊？”我正在不知所措时，听到了周总理的声音：“别急嘛，是不是对方的话还没有说完整啊！”总理的这句话，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轻松。于是，我向对方做了一个请他继续讲的手势。讲话继续下去，翻译也顺利完成任务。我觉得，是周总理鼓励和帮助我闯过了做翻译的第一关。

午宴进行着，周总理一边用餐，一边思考什么。突然，他对我说：“晚上我要说几句话，你帮我记录下来。”原来周总理利用午宴的这点时间，已考虑起晚上赶回华沙再次会见波兰领导人时的发言了。一听总理的话，我立刻意识到，作为翻译的我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工作。我随身带了钢笔，而未带笔记本。我顺手拿过来一张餐巾纸，可是墨水马上就浸透了纸背。

这时，王炳南大使急中生智，拆开一包香烟，把内包装纸递了过来。这一切周总理都看在眼里，可他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责备谁，而是等我准备就绪，才开始口述：“……我们看问题要有一个长远的观点，要善于把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口述完毕，周总理要求把记录下来的话复述一遍。

我一句一句地念，他仔仔细细地听，突然若有所思地问道：“我说的是‘长久的利益’吗？我记得我好像说的是‘长远的利益’啊！”周总理是那样心平气和，言词和表情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我望着总理慈祥的目光，看看自己的笔记，发现是自己念错了，连忙告诉总理：“我念错了，是‘长远的’。”总理点点头。我对自己的慌张和口误深感歉疚。

周总理把我记录的那片小纸放进衣兜里，我松了一口气，随意地把钢笔搁在餐桌上。想不到这个动作被总理“捕捉”到了。他马上递过一张餐巾纸，示意要把钢笔搁在纸上，并且说：“我们是客人，要是弄脏了这雪白的桌布多不好啊！”总理的语音中充满了自觉和自律，充满了对主人的尊重。于细微处见精神，我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震撼。

什么叫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什么叫谦虚谨慎，待人以礼？什么叫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什么叫关心青年，爱护青年？……从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时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个小小“故事”中，我有了深深的感悟。这是一位伟人给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上了一堂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大课，这堂课里包含的处事做人的道理，使我终生受益。

△ 工作时的周恩来总理

正式参加外交工作后，我又有过几次给周总理作翻译的机会。这对于懂得小语种的干部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每次作翻译之前，我都争取对有关问题和情况作好准备，但每次翻译之后，我都感到有准备不足和不够周到之处。

甚至在一次翻译中，发生口误，把“实用主义”说成“实践”，外宾感到不解，我马上纠正自己的错误。周总理问我：“什么事啊？”我说翻译错了一个词，已经改正。他点点头，慈祥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赞许。我看到了他对我如实地承认和说出自己的错误给予的谅解，以及对我继续翻译下去寄予的信任。我没感到紧张，也没感到压力，只是提醒自己要集中精力，别再出错了。

翻译要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给周总理作翻译，是最好的学习、锻炼和提高的机会。我们小语种的干部，能给周总理作翻译的机会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大家都非常珍惜这种机会。每次翻译归来，我都感到收获甚多。

周总理会见或宴请外宾时，谈话内容极其广泛，思想极其深刻，逻辑十分严谨，语言深入浅出，令在场的中外人士无不赞叹和折服。他待人接物的原则、言行举止的风度、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典范，是我们外交干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和力量的源泉。在周总理身边作翻译，我深深感到，译完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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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山河湖海话波兰》 

作者 | 刘彦顺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