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与历史_风闻

黄旦｜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一

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晚清科考政策发生变化，除了诗文，还新增时务、掌故、天算、舆地等内容，为适应此种变革，吴江乡间有贾家三子，受人指点，开始接触上海报纸以补新知。“兄弟三个是见所未见，既可晓得外面的事故，又可借此消遣，一天到夜，足足有两三个时辰用在报上。”眼界开了，行动也就开始，他们拿出私房钱托人在洋货店买回来一盏火油洋灯，一亮如同白昼，油灯那点摇曳之火，就显得可怜无比。自此三兄弟更加留心看报，凡见有外洋新到器具，即托人购买，不管是否合用。仅此仍不解渴，他们反而更加向往去上海见见世面，因为从报纸上看到那里还有自来水、电气灯等种种稀罕之物，非火油洋灯所能比。谋划再三，三兄弟遂瞒着母亲，私下租了一条船，半夜时分偷偷上船奔向上海。

倘若这是一段史实，依照现有的研究思路，我们会关注什么呢？或许是当时的吴江乡下，已经可以看到多少报纸，都是些什么报，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渠道传播的；又或许是当地读者都是哪些人，主要读什么，报纸对他们产生了什么作用；也有可能据此考证当时有哪些洋货进入吴江地方，它们是如何流入的，购买洋货的都是什么样的家庭；当然，也可以从这样的例证中，分析报纸在上海向周边辐射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样的一些研究都从各自不同层面触及报纸及其影响，其价值不言而喻。然而，所有这些研究相加，让人觉得仍未击中这个故事的真正命意。比如为什么是读报让人“晓得外面的事故”？为什么报纸可以是购买洋货的指导？报纸的“上海”怎么就理所当然等同于实际的上海？报纸这种诱导的力量来自哪里？总而言之，没有报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那么，报纸是什么呢？

很遗憾，在我们的研究中的确没有人去追究报纸是什么，而是把报纸当作了一个不证自明的物品。这不仅把报纸常识化了，而且也难以切实把握研究者惯常重视的报纸内容及其作用（比如与书籍有何不同）。此种所谓的报纸历史研究，也就名不副实，实际上是没有“报纸”的报纸研究。历史学家达恩顿就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研究者们总是希望通过考查印刷的世界，能打开一扇透视法国大革命的新窗口，但他们从来没有打算了解，这种主要传播工具是如何贡献于现代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历史学家一般把印刷文字当成是什么东西发生的记录，而不是发生的因素”，是报刊帮助塑造了其记录的事件，可以说，这场大革命如果没有印刷报刊，就不可能攻克巴士底狱，而且不可能推翻旧的君主专制。

报刊与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这种现象，绝不是历史研究独家的问题，无论是社科还是人文学界，都普遍存在“媒介盲”的状况。其中一些研究者在关于媒介的构成、历史及影响研究方面，路径固然不一，但在关注媒介内容、角色和传播的知识及其构成，而轻视乃至忽视媒介本身上，则是大同小异。梅罗维茨对此就十分不解，“虽然对媒介内容的研究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少对媒介提出其他类型的问题。实际上，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关于电视内容和控制的研究方式与研究报纸、戏剧、电影和小说的内容与控制方式完全相同，它们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它们的差别在其间没有任何意义；而将之与关于工业革命影响的研究一做比较，二者就显出巨大差距——在后者的研究中，没有谁会宣称，他的研究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新机器生产出的物品”，相反，进入工业革命研究者视野的是，工业革命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对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比如城乡生活的平衡、劳动的分工、家庭结构、社会的凝聚程度、时空观念、阶级的构成，以及社会变化的速度，等等。这很有启发性，要是我们也转变视野，将媒介（报刊）看成一种改变时空和社会关系的新的传播方式本身，而不是当作一个空瓶，我们的研究——比如关于上面提到的吴江贾家兄弟的故事的研究——还会只是围着其内容打转吗？

报刊是一种媒介，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为什么一定是媒介，媒介到底是什么，想必没有多少人能够回答。如何理解媒介，总是与以什么样的方式看待它密切相关。当把媒介看成负载内容的一块白板，一个透明的“玻璃缸”时，除了紧盯“媒介内容”这一片“滋味鲜美的肉”，将“新机器生产出来的物品”——媒介传送的内容——当作唯一重要的东西，就不可能还会想到其他什么东西。且不说这种“工具论”的媒介观，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就是从今天我们自身的媒介体验（比如手机的使用）来看，这一观念也是完全不适用的。由此及彼，当能刺激我们反思现有媒介与历史研究中的媒介观，借此重新理解媒介。重新理解则必以改变想象为前提，想得到未必做得到，想不到则根本没有做的可能。用麦克卢汉的说法，就是要“以恰当的方式理解媒介的威力”。从媒介是什么入手，重新建立一个考察媒介的视角，对于讨论媒介与历史，显得尤为重要。

李伯元《文明小史》

二

由于媒介是一个外来词，其本来的含义似乎未被认真探索过。英文的media，源自拉丁文medium，意指“中间”。尽管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依照时间的变迁梳理出其三种意涵，但同时也指出，“中介机构”或“中间物”，是一个比较古旧且运用普遍的意涵。德布雷说，“媒介”不是指媒体或介质，而是指媒介行为，是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齐林斯基理解的“媒介”，则是为想把被分割开来的东西加以结合的那种尝试提供行动的空间。这些理解看来都是与这一词源有关。

“媒介”一词在英文中有单复数之分，也就是“medium”和“media”，其间的复杂性由此而起。一般认为，复数是单数的自然集合，偏偏在“媒介”中，二者是不能完全重叠的。作为复数的“media”，自19世纪中叶以来被较多采用，但它的被广泛运用，与广播和报纸的兴起有关。出于这样的背景，“media”常常意指“大众媒介”（mass media）。这与“medium”有较大差别，“medium”主要强调媒介的物质特性，间有“元素”“环境”或“位于中间位置的载体”之义，简单地说，所指的是一个媒介物，是具有独特的决定性的物质，重点是其技术意涵，这一点甚至比言说的内容和书写的事物更为重要。正因如此，作为“media”的印刷与广播，是否与“medium”的意思相等，就产生了疑问，它们突出的不是其“物质性”，而是社会的面向，受制于其他目的。直白地说，在一些人眼里，“media”已不是原来那个偏重自然媒介物的“medium”的聚集，而是一个社会机构，虽然二者都有处于中间位置之义。

我国在1980年代引进的传播学源自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大众媒介”的说法也一并被引进，由此影响了人文和社科的相关学科，史学也不例外。研究者们口中和眼中的“媒介”，实是指大众媒介，亦即“media”。所谓的报刊史、电视史、广播史，显然都是出于这样的认定，并由此延展到其他方面，诸如电影史、书籍史、电报史、电话史等。如此一来，媒介似乎是无须厘定的，因为它已经是明摆在那里的一个个实物——人人都看得到的东西，只要将这些物品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在从事媒介研究了。

就每个具体研究而言，以这样的对象来命名似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且在媒介与历史研究领域，也一直如此。然而若稍作追究，就会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报纸、广播、电视差别很大，其制作、传递、呈现和接收方式都不一样，为什么都一概称之为媒介，其依据是什么？不仅如此，它们中的每一个也都包含着许多研究的层面和路数。文章一开头提到的“贾家兄弟的故事”，就完全可以纳入社会史、经济史、中西交流史、上海城市史研究的脉络，而不必非是报刊史，尽管是因报纸而起。从印刷史的角度，报刊史就是印刷被采纳、运用和改革演化的历史，与通常意义上的报刊史毫不相干，比如苏精的《铸以代刻》。电视研究就更为复杂了，文学、艺术学、图像学、文化批判、音像技术学在其中都有大展拳脚的空间：它们或者关注文本和制度，或者注重其表演，或者将拍摄技巧作为重点，等等。近几年兴起的视觉文化研究，在艺术史和图像研究的脉络下，以视觉性为核心视角，更是不仅把艺术、图像、广告、肥皂剧等全都纳入研究的范围，而且把观看行为、观看过程、观看方式等问题领域一网打尽。那么，它们是否都是媒介研究，其中哪些是媒介研究，哪些不是？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为“媒介”，什么样的研究可以被认定为媒介（或者报刊）研究，这里面是有一个统一标准，还是随研究者的个人兴趣而定？其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当我们一提媒介，本能的反应就是手中摊开的报纸，与家人一起围坐观看的电视机，飘扬出悦耳声音的收音机，黑暗中人影晃动的银幕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就已经失落了“medium”或者“media”所含有的“中间”之义——亦即在学术上理解媒介本该具有的“恰当的方式”。所以，记住下面这句话就显得十分关键：理解媒介，不仅指（或主要指）“理解单个的媒介形式——电、汽车、打字机、布帛——而是要从媒介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三

“媒介角度”即意味着媒介不仅仅是一个物品、一个对象，更是一个考察社会、人乃至世界的站点。这一“角度”或者视角，就是媒介的“居中”或“中间”位置，按米歇尔和汉森的说法，乃为“调节”，“调节”是所有媒介共有的“媒介性”（mediality）。报纸、广播、电视之所以是“媒介”，就在于它们共同的“媒介性”——处在中间位置的“调节机构”，更为切近的表达即“交转性”。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在我们熟知的“媒介”（media）中，包含着“medium”，但又不仅仅是“medium”的堆集。它包含不同的“medium”——媒介物，即单个媒介独有的物质或符号元素的特性，此时，或许可以说它是“medium”的复数形式；然而，它又抽绎并蕴含着所有单个媒介（medium）都不可缺少的“媒介性”（“调节”）这一处在“中间位置”所必然发生的机制和作用。这样的两层含义，就构成了一个集体单数名词“media”。由此我想到《说文解字》关于“媒”的释义：“媒”即“谋也，谋合二姓者也”，指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居中转圜之义。这就难怪，德布雷把媒介看成促发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媒介的重要性就是“搭桥”，也就是说，要让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受孕”。媒介不只是“处于中间位置”，它还要对通过中间项连接的两者起作用。它要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模型，超越所有的企图，产生出一个特殊整体。媒介有“媒”有“介”，是“媒—介”的互应和互动，是一种“交转”。在它的触发和协调下，各种关系因连接而相互转化，因转化而形成新的形态或面向。媒介由此成为“让我们通向那个由于与我们相关而伸向我们的东西”，“让我们进入与我们相关或传唤我们的东西”。媒介不是工具，工具只着眼于效率和效益，媒介则具有开拓现实的作用，开启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各种不同可能性。没有媒介，就如没有桥梁。桥梁不只是连接，更是交接引领我们通达彼岸，而在通达过程中周边的景色和诸种关系得以汇聚和展开。因此，凡有媒介，就有发生，就有事件，就有变动，就有新的进展。吴江贾氏三子夜奔上海，恰为此做了一个见证。

犹如物质性依托于具体的物质及其形态，单个媒介的技术特性不同，带来了媒介性（交转性）的方式及其模式呈现的千差万别：“在口语文化的社会里，许多人在同时说话；相反，在书面文化的世界里，一次一个人说话至少是在人们的期待之中。”媒介事件——电视的直播，则使得全球成为一个竞赛场或大剧院，造就出新的场景，甚至奠定了尼尔·波兹曼所忧心忡忡的“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复制技术使艺术失去了灵韵，却也使得大众在其展示的观看中有了接触本来只能顶礼膜拜的艺术品之机会。舆论，是报刊史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术语，但恐怕没有太多的研究者知道，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舆论”是在印刷报纸产生后才有的。报纸就像是一个“公共交谈”的平台，一支笔启动了上百万条舌头，分散的地方的意见被集中、被融合，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抽象和独立的报纸意见共同体，并被命名为“舆论”。没有报纸，人们的交谈就不会对任何人的头脑产生影响。因此，“舆论”以及所谓的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国际主义，都与报纸的此种“公共交谈”（交接周转）的协调有关。依此而进，报刊和舆论的研究，就不应是以内容为内容、以文本证效果，而应切入报刊的“交转性”之作为，关注“公共交谈”的运作和方式，并从这样的逻辑中揭示内容和文本的形成及其带来的后果。以此反观报刊与历史，比如众所周知的《时务报》与戊戌变法、《苏报》与排满革命、《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辩论等，恐怕就会有新的领悟，发现新的风景。

由于媒介物特性不一，我们的研究就要从其共同的“媒介性”中，揭示不同媒介特性所导致的不同的“调节”或“交转”状况和结果。同时，媒介与媒介之间并非绝缘，它们之间同样是在互相交接、交集，会发生遭遇、碰撞、转接、竞争、分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报纸、讲演、标语传单的相互促进，办报、办会、书信和人际交往的互为条件，学堂、出版社和报馆的互通互惠等，形成一个个自有特点的“媒介圈”。流转的逻辑就是媒介的逻辑，你抓住我，我也抓住你，与媒介关联的行为都是一个组合事物，是一种特定的塑形。媒介就好似一“活生生的力量旋涡”，搅和着与之相关的一切东西，然后又不断地吐出来，幡然就是一新的阵势。戴乃迪（Alexander Des Forge）在从晚清到民国早期的“上海叙事”中，就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连载小说与其他的媒介生产及其产品诸如旅游指南、报纸、杂志、图画集、广播、电影、照相、幻灯等交错纠缠，交集成了一个跨文本、跨体裁、跨媒介，而且不断扩张的视觉和文本场域，共同指向上海的特征和意义，以不同的方式，扩展了人们的多种感知和体验，从而为“什么是上海”，提供了不同的入口、框架和样板。所以，他特地借用德布雷的概念，将之称为“媒介域”（mediasphere），并由此构成整个分析的基础，以揭示媒介之间文化生产的互生互补之复杂关系和样貌，而就是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中，生成了当时的“上海”和关于上海的认识，构成一个“媒介域上海”（mediasphere Shanghai）。与此相比，吴江贾氏三子的感知来源，还是显得有些单一和平面。戴乃迪的尝试和探索，为媒介与历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想象——关心文本但又不拘泥于内容的爬梳、整理和确认。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即当媒介能够被视为单数——它不是单个媒介形式的叠加，而在事实上大于单个媒介形式的叠加之时，媒介研究之“媒介”，才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媒介研究才可以开掘出自己的空间。因而，从内容转向媒介，从不同媒介转向媒介性，就能够赋予媒介与历史研究一副新的眼镜，也就是麦克卢汉说的，有了“一个恰当的方式”。

四

依循这样的思路，媒介就是一个概念，一个考察媒介与历史的理论视窗。媒介与历史研究就不能也不会仅仅定格于某个媒介的演变史，不同媒介前后承继的进化史（这正是媒介考古学所要解构的），媒介的社会使用史、功能史等；更不是以媒介内容来补充和证明某些历史上的人和事；而是将媒介作为社会构成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和要素，作为一种“人的延伸”，研究它的产生、运转和变化是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历史及其文化的。

展开来看，其实整个人类的存在及其历史，都是立足于并且依托于“媒介域”的。我们是有了光才能看，有了声音才能听，语言符号让我们交往，货币则大大促进了交易。这些不同的媒介，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个区分的区间，为我们在感觉、认知和行为中指定了一个确定的“格式塔”，都给予我们不同的政治、科学、经济、艺术的操作空间和一定范围的文化真实性。没有这些媒介，也就没有人，没有社会现实；同理，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偏向，自然也就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乃至认识论。这也正是伊尼斯说的，“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就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巴黎圣母院》中的一段描写，为此做了生动的写照：沉默的克洛德副主教伴随一声长叹，左手指向圣母院，右手指着那本放在桌上的打开了的书，目光忧郁地在书上停留片刻之后便转向教堂，说：“唉！这一个将要把那一个消灭掉。大的可以被小的打败，建筑物也能被书摧毁！”紧接着，雨果做了如下的评论：“这是僧侣们面对新的代理者印刷术所产生的恐惧，这是站在古登堡伟大的印刷品跟前的圣殿上的人们所产生的眩晕和恐慌。”这不正反映出媒介变更造成社会和文化动荡所引发的焦虑和不安吗？印刷机成为“攻城槌，把教堂和城堡夷为平地”。雨果所感受到的这一点，应该是媒介与历史研究的着重点，也是最能展示其研究价值的地方，倘若我们能将“媒介”作为一个角度的话。

关于什么是媒介，什么不是媒介，媒介究竟是工具，还是“中介”，这不是自然天成的，更不是来自本体意义上的划定，恰恰决定于研究者自身的视野，决定于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切入媒介与历史的研究中。关于此，克莱默尔颇有见地地指出：“器具视角和传媒视角之间的区别、作为工具的技术和作为传媒的技术之间的区别，不能被误解为本体论的区别，好像我们用它可以对技术人造物世界进行分类，要么分为工具组一类，要么分为传媒组一类。” 实际上，这是两种都在发挥作用的视角，尽管其重要性不一样。如果把媒介看成一种技术工具，那就是出于一种精神工艺学的眼光，媒介的作用就是增强或替代人类身体与感觉、活动和思维器官，它是提升劳动效率的器具；反之，若把技术理解为媒介，它就是一种我们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它开启了我们的新的经验和实践的方式，而没有这个装置，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那么，这一点不是很清楚了吗？在过往的媒介与历史研究中，基本上就是固着于“精神工艺学”来观照媒介（比如报纸、广播之类），由此所照射出的媒介，自然就是一种“器具”，是办报者为达到某一目的的工具。相反，倒是一些研究技术而不自称为媒介研究的研究，却恰恰可能是基于媒介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技术对于世界的改变和创生。

在我看来，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的《铁道之旅：19世纪时间与空间的工业化》，就是这样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铁路的建造和延伸，再造了时间和空间；作者从火车速度、旅途景观、车厢设置和分隔、旅途感受、车站选址与城市建筑，乃至铁路引发的精神病理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展示出铁路既是一条道路，又是一种再造环境的作用力；它是一种交通和运输工具，人和地方又是随着它的开动而发生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如果说媒介总是通过其物质特性的运用过程，“与人类感官及人的理解率相结合，总是在对给定时间、空间中的人类经验进行调节”，实现人、环境和技术的互构的话，那么，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的“铁道”，正好充分反映出这一点。

另外一个不能不提的例子，是连玲玲的《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在以往固定的认知中，没有人认为“百货公司”是媒介，也不可能将之归入媒介与历史的研究脉络之中，可就在这一本书中，作者公开表明，她是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作为研究的架构，以这样的眼光看过去，百货公司就是一个交往中轴，围绕着它的芸芸众生和物品共同编织出现代的消费主义场景和关系。于是，百货公司成为近代上海不同人种、人群和阶层的交会之所；构成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不同消费行为的展示之窗；潜藏着明里暗里的物质权力和符号权力竞争，混合了购物和娱乐融合的氛围。在作者的描述中，百货公司犹如一个巨大的轮盘，卷入人流物流，输出新式商品和消费模式；串接着周边的道路，又对周边的空间施加着自己的影响。作者正是从媒介及其调节的视角（尽管在我看来，其运用还不够圆润），揭示出百货公司在物、人、环境的互动互构中构成了上海现代性的独特面向。

以此可见，当研究者将目光从媒介的实体（实物）移开，而确立起媒介的视角，这不仅使媒介有了自己的理论根据，同时也可以大大扩展学术研究的想象力。当什么是媒介，什么不是媒介，不再是一种对对象的判定，而是与研究者的视野——如何看待媒介——息息相关时，媒介与历史的研究自能从对象史的束缚中挣脱而出，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通过这样的新视野，媒介与历史的研究，就有了自己的特殊性，有了自己的特定面貌和精气神，更重要的是，其意义和价值也将被重新厘定。因为如同盖伦所言，由于人天生就不自足，必得依赖于外在的条件，技术也就因此成为人类自身本质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甚至像人本身一样形成了一种人造的性质。甚至按照唐·伊德的说法，从来就没有一个脱离技术的“原本”的人，人必定是与技术相伴相生、共同进化的，没有技术的生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除非是封闭起来，被置于一种孤立的、被保护的牢固的乐园之中，就好像被圈养的保护动物一样。以此而言，媒介体现的人与技术的“交织交转”，就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关系，是人类进化和演变过程中时刻存在的普遍状况。这样一种技术和人的“接合”，不是谁进入谁，也不是谁决定谁，而是互相不能脱嵌的关系；技术和人的关系可以在具体而特定的实践中被制造、被维持、被转变、被毁灭，但就是不能相脱离或分离。媒介就是人的境况。所以，媒介实质上是指向并指明了人类的一种本体论境况——依赖媒介的建构性外化行为和发明创造。在这样的意义上，作为角度的媒介，成为一个对人类生命形式进行最深层次考古发掘的透镜——我们是透过媒介，窥探到人类的生存；媒介与历史研究的定位，就是对人的根本关系的研究，是对“调节”在人类历史上所起到的不可简化的作用的研究。德布雷说，“从源头看，媒介学的起源应该是人类学”，我们也完全可以仿照说，媒介史也就是人类史。当媒介成为一个角度时，媒介的威力就得以尽情绽放。这样的媒介和历史研究，也将起到特殊的作用，占据自己独有的位置：可以跨越各种学科，贯穿打通各种专门史，从而“在人类历史中占有更为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