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60年前一篇罕见的万字讲话，振聋发聩｜文化纵横_风闻

✪ 周恩来

【导读】当前中国文艺领域的改革和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文艺领域百花齐放，但也鱼龙混杂、乱象频出，屡屡刺痛大众神经；另一方面，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文化产业比上年增长1.3%，占GDP比重4.43%，比上年下降0.07个百分点，这是近1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速罕见“触底”。如何繁荣发展中国文艺事业，成为各界关心的重要问题。

本文是周恩来总理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文章阐述了文艺工作的独有特点，强调尊重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改变文艺界作风，在社会主义的大框框中开展充分的争论和批评，促进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

周总理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文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也不能排外，外国好的东西要加以吸收，我们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此外，要做好文艺工作，领导干部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要有自我批评精神，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深入群众，对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这一切归根到底，是为了教育干部，要造成一种健康风气，文艺才能得到更好发展，活动天地就可以非常广阔。

**本文节选自周恩来总理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自《周恩来选集》（下卷）。**值此周总理诞辰124周年，谨为纪念，亦供读者思考。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也要把它改好。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

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帐，算大帐，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又如做诗，我们的领导人中，陈毅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当然，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叫他少写。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彩的。国画，像展出的江苏国画家《山河新貌》画展，就是很丰富的。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虽然我是江苏人。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讲清楚。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退赔问题，我支持这个意见。当然，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见是对的，你说他错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心情很不舒畅，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吗？又如献稿费问题，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的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比如农村，农民手里的粮食，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当然，也要有不同对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就要有所不同。业余时间写作所得，就不能无偿占有。据说有人说，究竟谁的稿费归了公已经查不清了，不好退赔。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实际上人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还是应当退赔，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为什么不应该退还给本人住呢？

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该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要求中央文教部门搞一个规划，提请地方同志们讨论，加以约束。据说，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愿意退下来。我看还是要从实际情形出发，要区别情况，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有的是领导的要求。群众自己爱好，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当然，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剧团工作是精神劳动，应该是主要演员、艺术水平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行政部门加以指导。这是一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服务的。另外有一种，中央各部、地县领导机关，一定要搞一个戏班子，为少数人服务，这就要干涉，不允许保留。保留这种剧团是搞干部特殊化。剧团主要是为群众服务的，虽然也可以作些内部演出，但是应当有个界限。文化部门应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之下订一个规划，脱离物质生产专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能太多。至于业余的，群众自己办，又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应该允许办。我们普及文化，主要还是靠业余活动来实现。

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规划一下。

▍ 为谁服务的问题

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任何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至于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文艺形式至少像周扬同志报告中说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曲艺、摄影等方面，细分还不止，如戏曲中就有很多剧种。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像我今天的讲话，只能叫漫谈，就不能叫艺术。既然如此，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

我看到四川一个材料。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到四川说：川剧落后。得罪了四川人。当时一位同志回答：落后不落后要由四川七千万人去回答、去决定。我看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这是不是主张反对领导呢？不是的。领导在政治上有权提意见，要政治挂帅，但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至于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

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负责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如果天天让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爱看，就要去看香港片，这只能说明电影局的工作没做好；反之，一个打仗的片子也没有，让青年丧失战斗性，也不好。现代片多少，历史片多少，要大体上有个比例。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我们要有个比例，这种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剧种中也要有所不同。有的剧种只宜于演抒情戏，打仗戏只能偶尔演之，如越剧团都是女同志，演《红楼梦》很舒服，演《追鱼》也还可以，演武打戏如《泗州城》就有困难。越剧是嵊县“的笃班”发展而来的，后来又吸收了绍兴大班的一些东西。原来有男演员或全是男演员，后来都变成女演员演，现在既允许有男女同台的，也允许全是女演员的。由于剧种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安排剧目时必须考虑群众的需要。

又如电影，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对于青年，要告诉他们革命之甘苦，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表现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戏要多演，使他们不要忘本。创作题材要有个大体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和干涉过多。听上海的同志讲，有几个作者对党委领导工作根本不熟悉，硬要他去写党委领导，结果天天对他讲党委挂帅如何重要，还是写不出来，不如让他写写别的，发挥所长。本来是各显所长，百花齐放，结果成了一花独放，拿一个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缚住了。

陈云同志关于曲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过去对评弹不懂，现在觉得比北方大鼓还好，当然各有千秋。但我仍愿意听北方曲艺，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观众看戏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

又如，我愿看散文、短篇，看长篇小说就没有时间。有时想看看不费脑筋的戏剧和电影，借以休息，但是不行，还是要想，要提意见，其实这是多余的，今后要解放一下，反正专家很多嘛！我们看了戏之后，受不受感染呢？也是受感染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就回答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现在的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而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还有，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如周扬同志所说，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大专学校太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说是为生产服务，结果适得其反，成为生产为文化服务，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了文化。普及与提高，普及就要开展群众业余活动，在此基础上提高。现在我们做过头了，文化事业搞多了，队伍搞大了，占用了劳力，影响了生产，所以要缩短战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 文艺规律问题

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周扬同志讲，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我觉得现在在这方面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几年来，文艺作品在数量方面搞得很多，质量不高。文艺的队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同一个剧目，到处学着上演，路子很窄。同一个题材，各地都写，大同小异。用同样的语言歌颂同一事物，把质量降低了。虽然目前文艺的数量离普及还有距离，但是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成功的作品不是人人都能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并不很多的。当然我们要超过他们；但是也不能“人人做诗，人人画画”，每县出一个郭沫若。这种口号是不对的。**数量和质量是辩证地发展的，数量总是超过质量，好作品总是少数。但是现在质量高的东西太少了。**文艺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创作好作品需要更多的准备。《社会主义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词太简单了。在大革命时有一首歌，名叫《打倒列强》，群众很爱唱。一共只有八句词：“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更简单，等于标语口号。但是那是一九二四年写的。现在过了三十七年，还是那么简单，就不好了。《社会主义好》的作词者不要紧张，我在这里不是怪作家；这是由于领导要求太急，所以只能是急就章。现在《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质量较高。这就是群众的批评，群众的选择。现在应当允许作家的写作时间多一点，不要催得太急。剧团也不要演那么多场，使演员能够劳逸结合。

**2.原料和加工的问题。**普通的实际生活总是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作品。作家掌握了原料以后，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写成作品。现在应当更加着重加工这一方面，因此要多给点时间。《杨门女将》这出戏如果能由梅兰芳同志加工，可能更好些。

**3.思想和业务的问题。**思想很重要，是指导，必须加强思想学习。你们是“灵魂工程师”，思想总要高些。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写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还要精通业务，否则思想如何表现出来呢？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例如做宣传工作，不能成为艺术家。当然，宣传工作也要求有鲜明性，生动性。**要精通业务，没有基本训练是不行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经验和才能，必须有很好的修养，其中包括训练，否则见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也不能成为评论家。**我今天的讲话就只能是漫谈，而不能算作评论。因此，一定要积累经验和才能，要不断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考验。我们的艺术团体到国外去，人家对我们的艺术家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培养非常羡慕。我国的艺术家有广阔的发展天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受人赞美，就更要提高，更往上发展，所以要重视经验和才能，要重视技巧。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

与此相联，红与专，论与史，文与道，都不能偏废。这些问题周扬同志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都讲过了。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

聂荣臻同志一定要我再讲讲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白”呢？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毛主席说过：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要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对我们是有利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利的。不讲革命的功利主义，空谈政治，不好。当然，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

**4.批评和讨论的问题。**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大框框中争论，你说好，我说坏，都可以。光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人家就会说，还是批评家好当。

▍ 遗产与创造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厚今薄古。我们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

**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如果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但要“以我为主”，首先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小刀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剧，在上海演出时，其中的《弓舞》没有女的站在男的身上那些芭蕾动作，在北京演出时加上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时代怎么能有这种动作呢？它同太平天国的历史背景不符合。《宝莲灯》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神话怎么能够那样演呢？也许他们考据出什么东西作为根据。一些器乐也是如此，总要来点西方情调，听来不和谐。在这方面，也许我有些保守。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也许《小刀会》中的《弓舞》，让女的蹬在男的腿上是一种创造，这可以争鸣。我认为把古代的、外国的东西吸收溶化在创作里，应该注意时代背景。写古代题材，女人不可能站在男人身上，写现代生活就不同些。据说安徽的《花鼓灯》是女人站在男人的肩膀上。但是我记得年轻时看群众跳这种舞是男扮女装的，从前根本不允许女的站在男的肩上。当然你们也可以驳我。我讲这一部分就是准备引起讨论的。

▍ 领导问题

三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部分的。如何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做调查研究的是领导者，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

最近听周扬同志说的一句话很顺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不仅统战部要做，宣传部也应当做。这话很对。本来宣传部应当广为招徕，门户洞开，但是现在党外人士不到中宣部来，可见门户不是那么洞开。统战工作不只是统战部的工作，而是全党的工作，不仅文化部、宣传部要做，组织部也要做，许多部门都要做。毛主席每年都要找章行老谈谈教育工作。我也还要对溥仪做工作。既然把他放出来了，总要让他做点工作，发挥他的作用。改造末代皇帝，这也是杜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嘛！否则为什么放他出来呢？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行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我还要说一句，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你们也不能封锁消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就无法合作了！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别人的成绩，应当加以肯定。对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整个领导错误，有的地方是个别错误，有的地方则很好，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教育干部。毛主席说，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活动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广阔。

▍ 话剧问题

话剧几年来有进步，但是比起其他方面来要弱一点。**什么道理呢？是由于不承认基本规律，不搞基本训练，似乎演话剧很容易，只要会说话就行。话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括剧本、表演、布景、灯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艺术化，话剧要通过语言打动人。**话剧界的同志要我向毛主席做工作，请毛主席看话剧。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话剧演得不像普通人说话，毛主席就会来看了。

话剧演员不仅要会说话，而且要会唱、会做，因此基本训练的内容是很多的。但是现在不大讲基本训练，忽视话剧艺术的基本规律。话剧团体的演出任务很重，一年将近三百六十五场，弄得大家很累，没有时间钻研艺术，使话剧不能被人接受。演话剧也要有别的修养，琴棋书画都要会一点，要成为通才。演《雷雨》，不熟悉封建社会的生活，演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就不像了。

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我看艺术应当苦练，这虽是从话剧讲起，但应适用于各个艺术部门。要进行基本训练，就要有时间。文化部在这方面应当有一个规划，定出一个恰当的比例。

解放以来，我们培养出很多人才，但是从发展观点来看，还是不够的。杨秋玲在香港被称为“小梅兰芳”，但是实际上她离梅兰芳还远得很。如果不给她时间加强训练，过几年也会垮的。我们培养人才不能起一个垮一个。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讲“成本”，当然，不是说要搞经济核算，但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掌握基本规律，加强基本训练。这是第一点。

**第二，演话剧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又无人，又有人。演员在舞台上看到台下千百双眼睛，就有些战战兢兢，当然演不好戏，因此要“目中无人”。现在剧场观众席是黑的，是为了让演员看不见观众。**但是往往又产生另一种偏向：演员的心里也没有观众了。**演员在台上背着观众说话，我们竖着耳朵都听不见。他们根本忘了话是要说给观众听的，戏是要给观众看的。所以演员要心中有人。

**第三，对舞台，既要藐视，又要重视。**所谓藐视，就是要敢于什么角色都演，好人、坏人都演。年纪大的人演小孩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中演瓦夏和别佳这两个孩子的女同志年纪都很大了，演得很好。但是光藐视不行，还要重视。舞台虽小，下面却有成千成百的人看着你，稍有疏忽，观念都会看出来的。所以要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

**第四，演员自己要做到客观逼真，主观认真。**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完全变成角色，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逼真。但是主观上要认真地演，演武松要像武松，演曹操要像曹操。应当是又像又不像，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总之，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希望在这次会后，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许多框框来。

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放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本文节选自周恩来同志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自《周恩来选集》（下卷）。**值周总理逝世46周年纪念日，特此节选编发， 欢迎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