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骑手县”的生活与命运_风闻

一到安徽阜阳市临泉县，“贫困"立刻变得具体起来。

1958年，中国有了第一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比临泉农村通电差不多早了40年。在这几十年里，农村家家户户点着煤油灯，夜晚常能闻到煤油气味。千禧年后，电话和彩电开始成为临泉的稀罕物，但还不足以稀释这里的贫困。

临泉县坐落在大别山革命老区中，以231万人位列安徽第一人口大县。直到2020年，临泉才彻底摘下戴了二十年的"贫困帽子”。不过，即便脱了贫，临泉的人均GDP在经济落后的皖北仍然垫底。

为了生计，临泉的青壮年十几岁便进城务工。长年在外的有80到100万务工人口，是全国劳务输出最多的县城。

这是一个被互联网忽视的僻静角落，也是有关远方的诗意想象终结的地方。大别山区的崇山峻岭作为一个尚且合格的见证者，审视着这种年复一年辗转的生活，他们去北方收废品，去南方卖菜，去浴池做搓澡生意，他们在沉默中勾勒匮乏的质地。

贫穷的含义有两层，它让临泉人的生活窘迫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更多想象的可能性。至少在临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骑手县"之前，廉价的洗衣粉、驶往不同方向的大巴车和远处名为"城镇化"的轰鸣，构成了临泉人生活的全部。

改变这片土地的，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有大手笔的财政投入，也有互联网下沉之后的余波。

在过去五年里，六万名来自临泉的骑手在美团上送出了超过一亿笔订单，他们或是奔波在鳞次栉比的楼宇间，或是穿梭在五环外的曲径通幽处。

骑手“确定且自由”的工作和收入，让临泉人开始有机会在家乡置业、购车、并给予孩子超越父辈的教育起点。改变的背后是六万个逐渐富裕的家庭，以及一群新兴的“县城新中产”。

那是灰色布景下，一种希望的光亮。

01

轨迹

在临泉县，不安全感曾是一种与生俱来，并且日积月累的生活状态。

在王文广看来，最初的不安全感来源于粮食。

临泉县位于安徽北部，大片的平原地本是发展农业的先天优势。但黄河的泛滥，让临泉的土地遭受着沙化和盐碱化的严重侵害，依赖收成的临泉人陷入了对温饱的忧患中。五口人只有两亩地的王文广一家，尤其如此。

在如今的临泉，耕田仍然是一些家庭重要的谋生手段

“小时候可太穷了，只种地的话到冬天家里就没什么粮食了，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饱饭，冬天只能去冻土里挖地瓜。”

在他11岁那年，村里迎来了第一台彩电，那是同乡的父母去深圳打工赚来的。彩色显像管的来访，带来了一个属于大城市的世界，也改变了临泉年轻人对生活的想象。

就像许多不能满足于看天吃饭的农村年轻人一样，2003年，16岁的王文广，选择辍学离乡去一线城市打工。

他在深圳落脚的时候，正值非典肆虐。工厂一旦不招工，他既没有工作收入，也没有宿舍可住，没钱了就睡在露天公园里，连着几天都是吃了上顿便没下顿。疫情过去之后，王文广先后在服装厂做过裁剪，在钢结构厂做过电焊，也在工地上卖过苦力。

苦日子在沉默中流过，但不安全感依然如影随形。

跟着施工队的那些年，王文广最南去过福建，最北到过黑龙江，跑遍了十几个城市。吃苦到没什么，他最怕的是包工头跑路，血汗钱要不回来。“工地通常是年底才结钱，有时候剩下30%的钱就不给了。还有的会压工钱，只有继续给他干活才有可能给你。”

哪怕是在沧州高铁站这样的项目里做注塑，凡是要到包工头这里经手一道，也会有七八年都结不清的欠款。屡被欠薪的王文广知道，讨薪最常用的办法是爬上工地的塔吊，不给钱就不下来。“最后钱要到了，人也被公安带走了。”

王文广需要更清晰且确定的数字，给漂泊在外的日子一点安全感。

他去了北京昌平，留在澡堂里学了搓澡的手艺。在这里，每天的收入清晰可见——每搓一个背收6块钱，师傅和店家五五分成，每一单拿到手里能赚3块钱。

在昌平的搓澡师傅里，有很多临泉老乡，包括彭中辉。刚来北京的时候，他也选择了按件计酬的搓澡工，店里包吃包住，每半个月结一次薪水，多的时候一下能给五六千。代价是要忍受洗浴中心里千奇百怪的刁难：彭中辉有一次磕破了客人的玉佩，客人说这玉佩花了一万元从云南找人开过光，让彭中辉赔一万五。

“当时我就懵了，我说要钱没有，要不你报警吧。”

澡堂的作息也一度累垮了彭中辉的免疫系统。他总要凌晨三四点才能睡下，中午12点起床。天天熬夜，老是上火，到后来随便一个小感冒，都得反复半个多月。澡堂里湿气很重，彭中辉认识的老乡中，有人40岁就已经风湿病缠身，痛的站不起来。

2016年开春，美团外卖把业务版图扩张到了昌平，一些商家开始做外卖。在彭中辉的经验世界里，务工的选择不外乎卖菜、搓澡和收废品。第一次听说"外卖小哥"的工作时，吸引他的理由很简单——商家少、单子少、骑手少，因此工作称不上太辛苦，也能有个合理的价格，“在外面跑跑，对身体也好。”

于是，他离开澡堂，成为了第一代临泉籍骑手，也是中国最早一批外卖小哥。和他同期"转行"的，还有如今的临泉县跑单王——王文广。

王文广当了骑手后，一直关注着一个单量经常保持在第一名的骑手。大家都说"单王"靠着跑单给自己的儿子买了套新房。这样的故事，总是最容易触动骑手们。后来，王文广进入全国骑手跑单前列，在五年的时间里累计跑单近八万笔。

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们

当骑手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答案很简单——再也不用担心要采用某种极端手段，才能捍卫自己微不足道的权利与尊严。

王文广有个习惯，每天跑完单，他都会去骑手App后台看看收入。这笔钱随时可以取出，那是种不被欠薪的安全感。“现在比在工地稳定，至少工钱能到手，“他的底线是每天挣450元，这样每月能保底一万三四元的收入。

他一年到头基本不休息。但骑手灵活的时间，让他能更多分担家庭责任。“妻子工作太忙，我时间更自由，能多照顾家里。”

王文广在下午送单间隙，会抽空回家照顾老人

王文广在北京成家后，需要帮妻子照顾80多岁瘫痪在床的岳父。每天下午的跑单间隙，他都会回一趟家帮岳父翻身活动。这种付出让他感到安心，“既然选择了结婚，就要好好守护。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而彭中辉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老家临泉县会成为一个"骑手大县”。当六万临泉人穿梭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配送着上亿单外卖时，临泉的楼市也被这张庞大的网络改变了。

02

新家

关于临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是全国唯一对商品房进行限价的贫困县。均价六七千的房价对临泉人来说并不便宜，也并不陌生。

2016年临泉开始做老房的棚户改造，将近10万人需要在新房安置，“抢房"便成了常事。2018年的冬天一个新楼开盘，甚至有几千临泉人冒着大雪严寒从凌晨开始排队，早上8点天还没完全亮，现场已经座无虚席。

这些人里，很多是"北漂中"的临泉籍骑手。在北京触不可及的安定感，转化成了他们在老家买房的驱动力。

据《安徽日报》报道，临泉籍人做过外卖骑手的有6万多人。样本数据显示，这6万骑手中有三成在临泉县城买了新房，赚得多的则住上了县城里最好的小区。

想要买房的临泉夫妻骑手，正在认真听楼盘讲解

与留守临泉老家的玩伴不同，孟创业5岁就跟父母来北京打工，上的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从他记事起，临泉老乡们就聚居在海淀的田村附近，因此这里也被称作“小临泉村”。老乡们从事着各种生计，他的父亲则带着一些老乡做起了废品回收。

在孟创业的记忆中，村子面积不大但院子繁密。大杂院里人声鼎沸，每天清晨，小菜贩和磨菜刀的叫卖声都会从胡同东口传到西口。村里还有一些养鸽子的人，一早就把鸽子放出来撒欢，漫天都是它们扑棱翅膀的簌簌声。临泉“北漂们”在这住了十几年，直到那片区域被拆迁，北京的"小临泉村"也这么散了。

搬家是常态，也是一线城市里最容易产生漂泊感的事情。

“我在北京呆了十几年，最烦的就是拆迁。每住一两年就要拆，好不容易习惯了，又要重新搬家。“孟创业一家现在搬到了海淀的城中村里。因为搬家太频繁、也为了省钱，家具都用的二手货，“别人当废品回收的家电，我爸再拉回出租屋里用。家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都是他淘来的。”

孟创业做骑手，也是老乡介绍的，“他比我早干半年，说送外卖挺赚钱。我有个发小回老家也在送外卖。“他现在租住的地方，一半以上的住户都是骑手。每晚快十点，骑手们陆续下班回家，电动车在各家门口停满了一排。

送外卖的时候，他进出过许多海淀区的房产中介，跳动的房价时常提醒着他——老家的学区房也该抓紧上车了。

今年，临泉人都在买县城学区房的消息，从皖北一路传到了海淀。孟创业抽空回了趟临泉。从看房到付款，他只花了一周的时间。他买下了一套120平的学区房，总价75万，每月要还3800的房贷。虽然贷款不少，但是骑手相对稳定的收入，给了他支撑。

“我开始没啥感觉，前阵子回去看见房子盖完了，心里还挺激动的。孩子以后能去县里上学，我们也终于安定下来，再也不用搬来搬去了。“孟创业说。

从卖废品到送外卖，从买彩电到买房子，临泉人的变化，也发生在彭中辉身上。

彭中辉在北京住的出租屋只有12平，每个月500块，是昌平本地人的自建房。狭小的空间里，家具能简则简，却被他专门腾出地方养了一只乌龟。那是邻居从十三陵水库淘来的，他给乌龟喂虾米、鱼干和钙片，四年时间，看它从一小只长到凉菜盘子那么大。“后来味太重了，每天要换两次水，实在受不了就还给邻居了”。

受不了漂泊在外的孤独感，彭中辉后来又养了鱼，为此花了一百多置办鱼缸、彩灯和水草。“这屋里养点东西，看着感觉能好一点，不然太孤独，太单调了。”

彭中辉在12平的出租屋里布置了鱼缸

彭中辉平时在外跑单，一两年才回老家一次。去年回家过完国庆，天气已悄然转冷。临走的前一晚，他把儿子和女儿的秋装都找出来，一摞摞叠好。“当时儿子问我是不是又要走了，我说是，孩子当场就哭了”。

离别是为了新家、为了孩子的学区房，归根结底是为了最终的相聚。

自2016年跑外卖起，彭中辉就一直在攒钱。他本想在老家宅基地盖个别墅，再在院子里挖个小池塘养鱼。只是村里没有好学校，再加上后来宅基地政策发生变化，他也就改了主意，在县城最大的楼盘"当代城"买了房。

“当时妻子挺着急，给我发了几张县城的楼盘图，让我抓紧补课，3天内回去把房子定了。“彭中辉立马动身，回家第二天就定了房。新家足足有125平，四室两厅，一厨两卫，总价89万。“我们是贷款买的，首付要27万，骑手工资和当年搓澡攒的钱，全拿来付首付了。”

积蓄花出去的一瞬间，彭中辉虽然心疼但觉得很值。他买房就是为了孩子升学，“他们还在上小学，成绩一直不错。新房附近有临泉最好的一中，只要能考上，将来就有机会去985和211。”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刻在中国普通家庭骨子里的教育焦虑，是不分北京海淀，还是安徽临泉的。

为了省钱，彭中辉夫妻俩每天在抖音上研究各种装修细节，“哪里会踩坑、涂料怎么选、贴什么地砖省钱……我什么都看，什么都学，能省点就省点。毕竟孩子以后结婚，还要重新装修。“眼看着房子就要交付了，彭中辉的生活多出了很多期待——“我们一家四口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

上一次回家的时候，彭中辉带女儿去县里参加舞蹈等级考试，考场就在新房的小区附近。他特意让女儿看了一眼新房，女儿当时也没说话。

后来女儿对他讲，“爸爸，那个房子好漂亮”。彭中辉告诉女儿，“以后，那就是咱们的家。”

03

返航

当“确定”的收入换来新家后，横亘在庞大务工群体面前的，还有沉重的现实困境——子女的留守问题。

彭中辉儿时就是留守儿童，县里的青壮年外出打工，临泉空的只剩老人和小孩。2003年他家安了电话，终于能经常听到父母的声音。“有一年春节，我哭着喊爸妈回家，可车票不好买，他们回不来，我妈也在那头哭。“这一通电话之后，母亲为了把车票钱节省下来，还是没有回家过年。

对于彭中辉这代临泉青年来说，留守的含义，随着他们的成年，从小时候等父母回家，变成了等子女放假。

每到寒暑假，临泉的长途汽车站就会"沸腾"起来。奔向全国各地的大巴车上坐满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背着卡通书包，最外层贴着一张写有姓名、地址和手机号的"防丢"卡片。

被老人送到车站后，孩子会由司机接管，先点名再挂好身份牌。这种长途汽车跑的勤快，只要200块车费，就能把孩子从临泉送到大城市的父母身边。

彭中辉把这种场景比喻成候鸟迁徙。“候鸟嘛，每到特定季节就会迁徙，就像这群孩子，一放假就自己去找父母，假期结束了再自己回来。”

有的孩子太小，担心自己走丢，十个小时的车程，连服务区的厕所都不敢去。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要安全的到达另一座城市的车站，才会见到久违的父母。“快到站时司机会提前通知家长来接。大家都是老熟人了，孩子交给他可以放心。”

彭中辉记得女儿第一次来北京时，他把一家人送到回乡火车的站台上。知道爸爸不能一起回家时，5岁的小女孩第一次感受到分别。“她在火车站哭得可狠了，跟电视上放的一模一样，拍着火车车窗，就那么哭，我都不忍心看。”

彭中辉不是没有想过回家。每当想念孩子的时候，彭中辉就会动起回老家做小生意的念头，但每月3700的房贷，让他把骑手坚持做了下去，“现在一心就是房贷，买完房还得攒装修的钱。”

彭中辉会在吃饭间隙给远在老家的孩子打电话

在于心不忍中选择返乡的，大多是孩子的母亲。

得知女儿很难在北京上小学时，范菲菲就决定陪孩子返乡。她本来跟着丈夫在北京谋生，因为舍不得母女分离，她最终选择让丈夫继续留京做小生意，自己回乡陪伴两个子女。“因为我自己体验过，不想孩子再做留守儿童了”。

回临泉后，范菲菲最开始在超市和母婴店做过收银，但这种工作人走不开，想请假必须找替班，很难照顾到家里。直到有一天，招聘骑手的广告下沉到了临泉县城里，她就开始在本地跑起了外卖。

“当骑手比较自由，只要给站长打个电话就能下线忙自己的事，“范菲菲现在跑三个班次，月收入是超市的2到3倍。“如果一个月赚不到6000，就感觉回来熬得很不值当。”

她通常晚上10点下班，有时深夜到家两个孩子都睡着了。“但我们可以一起吃早饭，最起码孩子知道我在家，有什么事都可以找妈妈。“雨天时，范菲菲会提前收工。次数多了，女儿就知道一旦阴天下雨，就可以在睡觉前见到妈妈。

范菲菲常在上早班时送女儿上学。女儿一年级时，外卖骑手在老家还很新鲜，小朋友投来的好奇目光让女儿有些不好意思。到了三年级，有同学对女儿说，“你妈妈好厉害，我叔叔们也干过这个，但都没坚持下来。“女儿后来把这话转述给范菲菲，言语里都是自豪。

当互联网的影响从北上广深一路渗透到农村县城，骑手这个职业，也渐渐成为了留在本地“理想”的职业选择，尤其对返乡照顾孩子的父母。

范菲菲刚跑单时老家只有2个女骑手，现在光她认识的就有五六个。在站点，她认识了另一位女骑手刘翠萍。在外打工十多年后，刘翠萍返乡成了家。她对过去轻描淡写，“我把不开心的都忘了，现在就觉得家里最好”。

被骑手的“自由且高薪”吸引，刘翠萍自告奋勇送起了外卖。“起初家人觉得太危险，都反对。后来我赚了钱，也没耽误照顾孩子，他们也就接受了”。

但4岁的小女儿想要更多陪伴。“她6点起床，总要先和我亲昵一会，再去幼儿园 “。这种亲昵有时还会变成"拦门大战”。为把妈妈留在家里，小女儿拦过家门、霸占过外卖箱子，有时候连电动车钥匙都要拔了藏起来，什么办法都想过。

这种智斗几乎每周都会上演一次，刘翠萍总要哄着她，“我得出去挣钱给你买玩具，不如你把妈妈送出家门吧”。听到有玩具，小女儿就会骑上儿童车，两条小腿划拉着地面，把她送到路口。

后来，小女儿也喜欢上了陪妈妈送外卖的感觉。一次，刘翠萍送餐时刚好带上了她，走到顾客门前时，小女儿坚持不让妈妈插手，要自己把餐交到顾客手里，“她特别有成就感，可高兴了”。

对刘翠萍而言，骑手提供了多一种选择。她所在的临泉本地骑手群，已扩充到300余人， 其中不乏为陪孩子上学返乡的骑手，“回老家跑单是比外面赚的少了点，但一家人在一起，总比两地分居强。”

而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普通人在生活里押注了最多希望的地方——孩子。

04

薪火

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一样，住房和教育，也构成了临泉家庭的主要图景。他们盼着属于自己的小家，更渴望孩子拥有超越父辈的起点。

彭中辉有两个孩子，女儿上二年级，儿子上四年级，成绩都在镇上名列前茅。他也想过要回乡发展，参与到他们的成长和教育中。但在房贷面前，在北京当骑手还是更赚钱的工作。

今年暑假，彭中辉终于兑现诺言，带儿子看了大海。那阵子台风裹挟暴雨，他们不敢跑太远，就在上海周边玩了整整一周。

“他很早就想去看海，我说可以，但是得拿奖状换。“后来，儿子得了好几次奖，但总是因为疫情的反复没能成行，彭中辉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彭中辉老家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的奖状

去年中秋回家，他想了个"娱乐方式"来补偿对孩子们的歉意。

趁着下午人少，他带着两个孩子来到超市。“给你们每人30秒的时间，超市里的零食随便拿。“他还叮嘱孩子，“别拿大件，耽误时间，也别撞到人。”

结果孩子们也聪明，一上来先把"每人30秒"的时间讨价还价到"一共60秒”，然后把购物车往货架底下一摆，手往货架上一扫，就把整排东西揽了下来。一分钟之后，两个孩子足足装了两大车，花了600多块。“他俩高兴坏了，超市老板娘也乐坏了，笑着说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客户。”

细碎的日常生活里，是这一代幼年留守的临泉中年，对当年教育匮乏的遗憾。他们不希望自己木已成舟的现实，继续在下一代的人生中重演。确定性的收入，给了他们为下一代规划未来的经济基础。

2020年高考前，临泉本地的电视台，直播了临泉一中清北学子交流报告会，刺激了很多家长的敏感神经。临泉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越来越多，也让范菲菲也感受到了老家的教育压力，“小孩也挺惨的，赶上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临泉县城现在都是学生和陪读家长，“范菲菲所在的站点，有近八成骑手都在县城陪读。外出打工的铆足劲买学区房，留在家乡的则在教育上竭尽所能的投入金钱和精力，让孩子走出"留守-辍学-打工"的命运循环。

范菲菲的女儿今年刚升四年级。一次家长会，她听说有孩子趁着暑假就已经把四年级的课本学了一遍，“我当时特吃惊，这也太激进了。现在压力就这么大，以后初高中怎么办？”

话虽如此，她也给女儿报了数学和英语班，“老家对英语不重视，跟北京没法比。启蒙就比别人晚了，总得给孩子打好基础。”

不只是学科教育，只要是在承受范围内，父母对教育的投入是不会设限的。走到临泉县城的街道上，舞蹈、绘画、书法等兴趣班的招生广告铺天盖地。这给范菲菲一种心理暗示——谁家孩子不去，就容易被落下。

“小时候爸妈出去打工，孩子都是放养的。到我们这一代，社会跨度特别大，但知识无论到哪儿都是有用的。”

几年前，范菲菲经过女儿学校的展示墙，看到里头"五好少年"的表彰，心里满是羡慕。今年再去，她发现女儿也被表彰了，“这事说大不大，但就是有成就感。我女儿也成了大家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

为了让孩子外向起来，范菲菲还给女儿报了播音主持班，每年3000多的学费。女儿坚持了4年，也考过了四级。“我不为别的，就想让她自信外向一点，承受打击的能力也更强点。”

儿子在写作业，范菲菲在陪女儿练习播音主持

“想要走进大城市，学习也许不是唯一的方法。但对我们农村人来说，却是唯一能支付得起的捷径。“范菲菲表示。

彭中辉也给女儿报了兴趣班。女儿喜欢跟着电视一起跳舞，彭中辉就给她报了拉丁舞。每周末一次课，一年学费1700。“我没想着让她当舞蹈演员，就是想让她多学点，多元化发展。”

“女儿来北京的时候，我让她跳舞给我看看。她不，害羞。但你要让她上台表演，她就啥也不怕。“彭中辉手机里存着女儿的舞蹈视频，想念她的时候就翻出来看一看，“那时她刚学二十天，就站C位了，我看着特自豪。”

彭中辉的女儿在上舞蹈课

他们的初衷很朴素——不想孩子重蹈覆辙，只能靠干苦力拿到去大城市的车票。而教育就是下一代改变命运的出路。

05

尾声

中国有3.76亿流动人口，他们往往面目模糊，活在统计数字里，处在主流叙事外。骑手这份工作，在以往环境恶劣、充斥欠薪低薪的选择之外，提供了另一种“自由且确定”的选择。对沉默的大多数而言，多一种选择就多了一种可能，一种生活的希望。

在一个巨大的折叠现实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讲不出读海德格尔的稀缺故事，只是在一些平凡的日常里获得生活的慰藉和意义。

范菲菲在老家送起了外卖，把多出来的时间用来陪伴孩子的成长；刘翠萍依然在凌晨跑夜班，但小女儿已逐渐懂事，每次看到路上有车剐蹭，都会叮嘱妈妈骑车时要小心。

王文广最近发现，5岁的女儿变得独立了，“以前挑食不爱吃饭，现在能吃一大碗，还知道自己洗脸刷牙”。那天，女儿上完绘画班，给他展示了自己的杰作，上面是用蜡笔画出的一家三口。

彭中辉还在大城市奔忙，每天都倒数着老家新房的交付日期。刚过去的冬天，儿子过完了在老屋的最后一个生日。他头戴寿星帽，穿着新衣服——上面印有特意挑选的“读书人”logo。彭中辉在视频电话里给孩子唱完生日歌，看着儿子低头许了愿。他知道，那一定和一家团聚有关。

这些朴素而鲜活的片段，却是他们做骑手之前可望不可即的生活。发生在临泉骑手身上的变化，也在改变着更庞大的打工群体。在那些归属地来自安徽、河南、河北、贵州的电话号码和一声"外卖到了"的背后，骑手们也在实现着自己的愿景。

契诃夫说，“生活自会消化一切。”

互联网重塑了雇佣的形式，但没有改变生活的内核。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庞大务工群体，在大时代的变迁中，找到新的轨迹，改变了贫困的境遇，更给了下一代打破既定命运的希望。

在统计学的巨大帷幕之下， 这些被抽离出的个体，浓缩了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