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中科大校长前，曾经巧赚一万八千斤黄金_风闻

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是海内外知名学府，中科大的校长，一般都是由知名科学家来担任的(通常是院士)。在中科大的历任校长里面，有这样一位先生，他早年曾经干过地下潜伏工作。在他不长的潜伏生涯中，曾经做过一件事情，一次就赚到了一万八千斤黄金。他是谁，这背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中国科技大学

这位校长的名字叫谷超豪。1926年5月15日，他出生在浙江温州。谷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一家人都生活在一个大院子里。家族对这个男孩给予厚望，父母亲为他选择了一条好好读书将来继承祖业的道路。

谷超豪5岁就进入私塾学习，两年后进入温州瓯江小学。瓯江小学礼堂的墙上，刻着孙中山先生的格言：“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 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了少年谷超豪的脑海里。从那时起，他就暗暗下定决心，毕生要立大志做大事，做革命救国和科学发明的大事。

1937年，谷超豪考入联立中学（今天的温州二中），第二年转入温州中学。此时抗战已经爆发，日军的飞机经常空袭温州城区。1939年，温州中学的校舍被炸毁，学校被迫停课。谷超豪跟随着哥哥谷超英(温州中学地下党负责人，后改名谷力虹，解放后在中宣部、中联部工作，2006年去世)，参加了抗日宣传队，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不久，温州中学在青田复课，谷超豪重新回到学校念书。在哥哥的影响下，谷超豪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逐步开始信仰马列主义。1940年3月，不满14岁的谷超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温州中学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谷超豪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3年9月，谷超豪来到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学习(位于浙江丽水)。抗战期间，浙江大学搬迁到了贵州遵义。为了方便沦陷区学生上学，又设立了龙泉分校。此时的浙江大学，虽然条件艰苦，但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有“东方剑桥”的美誉。

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旧址

谷超豪进入浙大后，可谓如鱼得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各门课程，特别是数学方面的课程。1945年抗战胜利后，浙大返回杭州。谷超豪也来到杭州，继续自己的学业。在杭州，谷超豪正式投入苏步青、陈建功两位大师门下。

谷超豪除了刻苦学习，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7年，谷超豪以最高票数当选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任副常务理事(后兼任主任秘书)。竞选期间，学校的壁报上出现了一条醒目标语：科学+民主=谷超豪。

1948年4月，谷超豪重新入党。这一年，他从浙大毕业留校，担任苏步青教授的助教。不过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上。谷超豪的组织关系属于杭州城市工作系统，上级联系人是徐恭慧(解放后在浙江省农业厅工作)。党组织当时交给他的任务是：团结杭州市的科技工作者，保护杭州市各科技机构、设备，使其不被迁走或破坏，在杭州解放时能为我们顺利接管。

1948年冬的一天，一位浙大学长张叶明找到了谷超豪，谈了一件事情，关系到一万八千斤黄金(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多亿人民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叶明比谷超豪高一届，两人虽然不是一个系的，但在从事学生运动的过程中，有过较多接触。张叶明毕业后，先是去无锡的一个中学教了一段时间书；后来通过同乡关系，进入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尖端军事技术研究单位：国防部第六厅雷达研究所。

雷达与原子弹、抗生素并称为二战时期的三大发明。1945年日本投降后，遗留下来一大批武器装备，其中就包括100多部雷达。1946年8月，国军参谋总长陈诚下令：“降日所缴雷达机器，交由第六厅负责整修，并计划运用。” 1947年4月，国民党国防部在南京设立了“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主要维修缴获的日本雷达和美国提供的二手雷达。1948年，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改名为雷达研究所，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处要害军事技术部门。

美军在二战中使用的雷达

国民党当局对于雷达研究所还是十分重视的，这个百十来号人的单位，所长编制是少将。到1948年底，全所共有雷达七十余部，器材3000多吨。光是雷达和相关器材，就价值黄金一万八千斤。此外，研究所还配有两辆吉普，四十辆十轮大卡车以及一批武器弹药。

淮海战役后，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当局在运输力量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专门拨出一条船，打算将雷达研究所南运至台湾或广州。这时，潜伏在雷达研究所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们出手了。他们抓住所里大部分技术人员是江浙一带人士，不愿远离老家的心态，开展了争取工作。特别是一位曾经去过台湾的地下党员，以亲身经历向所内工作人员描绘了在台湾远离亲人，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形。本来就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的技术人员们，更是从心中抵制南撤。

接下来，从雷达研究所里传出一条小道消息，说是雷达研究所由于来不及准备，暂时不走了，原来分配给雷达所的舱位现在空出来了。很快，就有一些手眼通天的人物抢占了这些舱位，有人甚至连家具都搬上了船。等到国民党当局发现此事后，虽然大发雷霆，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不过，直接违抗命令，留在南京不走也不现实。所内的宝贵设备可能在国民党全面溃退前被特务炸毁，或在围城时毁于战火，或遭国民党派来的飞机轰炸。与其坐等被毁，不如在附近找个地方先避一下。杭州看起来不错，离南京不太远。而且所里的浙江人不少，特别是正副所长，都是浙江人。

果然，两位所长对于撤退到杭州的想法，都没有明确反对。特别是特务出身的副所长，原本以为他会作梗阻挠。没想到作为杭州人的他，对于把雷达研究所搬迁到老家，非常支持。他明确表态说：“把研究所先拉到杭州，回家过了年再说。”至于这位副所长为什么积极支持撤到杭州，答案将在后面揭晓。

很快，在一番运作之下，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同意了雷达研究所先迁往杭州再迁广州的计划。于是，这个研究所除了少数人员和器材留守南京外，绝大部分人员、器材、车辆等都撤到了杭州。

一到杭州，张叶明就四处寻找当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中共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许良英(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的介绍，张叶明找到了谷超豪。

张叶明此时虽然不知道谷超豪的真实身份，但通过之前在学校的接触，也猜测得八九不离十了(张叶明这时尚未入党)。他向谷超豪详细介绍了雷达所的情况，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让雷达所留在杭州迎接解放。

谷超豪与张叶明谈完话后，立刻向上级报告了此事。中共杭州地下党的领导对此非常重视，指示：“防止南逃或破坏，组织护所，保存物资器材，人员不散。”由谷超豪负责与雷达所的联系，争取雷达所留在杭州起义。

谷超豪接到任务后，将主要精力都花在了策反雷达所的工作上。为了不引起注意，谷超豪与张叶明一般都在校外接头。通过与张叶明的进一步接触，谷超豪了解到：所内的技术人员大约有三十多名，他们大多是单纯搞技术的人，对政治没兴趣，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许多人不愿意跟着国民党走了。

正所长葛正权，早年在美国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有希望争取到(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另一条线，也在开展对葛正权的争取工作)。

副所长比较反动，原本是策反行动的一大阻碍。没想到的是，雷达所刚一迁到杭州，副所长就打报告辞职回乡下老家，开碾米厂去了。这位副所长政治上虽然反动，可也不愿意为国民党政权殉葬。之前支持雷达所迁往杭州，说到底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雷达所搬到杭州后，暂时没什么事情可做了。谷超豪让张叶明出面，组织所内技术人员，参加了一些学术报告会、座谈会等，参观了杭州当地的电厂、自来水厂、电信局等一些单位。这些活动，是由中共杭州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浙大科学工作者协会与科学时代社举办的。通过一系列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大批人。谷超豪经常通过张叶明了解和研究情况的发展，建议他们多争取群众，针对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方式做工作。

国民党方面，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科研机构，显然是不会轻易放弃的。1949年3月，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突然来到杭州。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催促雷达所尽快南迁广州。

钱昌祚是葛正权的上级，又是多年的老朋友，属于留美的技术官僚。因此对于葛正权，钱昌祚主要是用软的一手，一方面是好言相劝，说葛正权如果不早点带着雷达所撤退，落在共产党手里，不杀头也要坐牢。另一方面又许以利诱，只要把雷达搬到宁波海边的国民党军舰上去，就给两万银元(中共地下党组织得知此事后，联系了浙东的游击队，做好了截击的准备)。

葛正权

但葛正权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争取下，已经下定决心不走了。他用器材多、经费少、运输工具搞不到等各种借口搪塞钱昌祚。钱昌祚眼看大势已去，只得召开全所员工大会，留下一句“各自珍重”后，黯然离开。

谷超豪通过张叶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指示：要继续保持警惕，团结群众，适时做葛正权的工作。于是，张叶明等人在雷达所里提出“只要人员不散，机器设备完整，我们就有饭吃”的口号，进行深入的动员教育。并进一步做争取葛正权的工作，支持他组织起来护所：把仓库加固，器材装箱造册，防止丢失;取出仓库中的枪支，组织防护队，保护所的安全，防止国民党散兵和坏人的抢劫破坏；葛正权也把之前公款购买的黄金和银元交出，用来采购粮食、柴火、蔬菜，发放给职工和家属。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解放军进城时，正好张叶明与谷超豪在所外秘密接头，他们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非常高兴。谷超豪立刻返回学校，张叶明也立即回所迎接解放。当天，解放军即来所接管，大家热烈欢迎，庆贺解放。雷达所除个别人员逃走外，绝大部分人员及全部雷达器材、物资、车辆、文件档案都留下了，没有遗失和破坏。该所由浙江省军管会航空处接管。接管后。仍名叫雷达研究所，原来人员全部留用，葛正权仍任所长。

杭州人民欢庆解放

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对于雷达所非常重视，谭震林(解放后曾任副总理)、姬鹏飞(解放后曾任副总理、外交部长)、谭启龙(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陶勇(解放后曾任东海舰队司令)等领导同志多次来所了解情况。

1949年7月1日，杭州军管会、省政府及警备司令部的领导同志来雷达所参加庆祝建党28周年大会。那天，葛正权所长向浙江省政府主席谭震林报告本所护所起义经过，感谢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最后谈到本所七十余部雷达及其器材，相当于一万八千斤黄金的代价……。谭震林主席针对葛所长所说的雷达及其器材等代价问题，指出价值不仅是一万八千斤黄金，而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现在我们科学落后，将来一定能够凭此而自造雷达……。

后来，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与留守人员汇合。部分人员和装备参加了解放军，组成了空军第一支雷达兵部队，在抗美援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所则一直留着南京，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雷达研究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谷超豪在解放后把精力转入到数学研究上，他回到浙江大学任教。1957年，谷超豪双喜临门。这一年元旦，他与同门师妹胡和生结婚了；九月，他被组织上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进修。只花了两年时间，谷超豪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在莫斯科大学作博士论文答辩且被授予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评述人称赞他是继近代最有名的微分几何大师E·嘉当后，此领域第一个做出了有实质性发展和推进工作的人。

谷超豪与夫人胡和生

谷超豪回国后，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与杨振宁开展了合作，联合发表了题为“规范场理论若干问题”的论文，获得高度评价。

1980年，谷超豪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8年，在好友杨振宁的鼓励以及恩师苏步青的支持下，谷超豪担任了中国科技大学第五任校长。对学科发展十分敏锐的谷超豪，上任后立刻推动中国科大开展非线性科学研究工作。1989年11月，中国科大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组正式成立，谷超豪亲自担任组长(后来研究量子信息当选院士的郭光灿是副组长)。1992年4月，中国科大正式成立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作为国家在该领域的南方中心。

1993年8月，谷超豪任满离职。

1999年，谷超豪担任家乡温州大学校长。2006年离任之际，他将担任温大校长期间的薪资140余万全数捐出，为贫寒学子设立奖学金。

2010年1月，谷超豪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2年6月24日，谷超豪因病逝世，享年87岁。

谷超豪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后记：最后，简单的说一下文中提到的几位人物1949年后的经历吧。

张叶明在杭州解放后入党，后来参军入伍，成为新中国第一支雷达部队中的一员。接着他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后在兰州空军军械修理厂离休，1992年去世，享年72岁。

葛正权解放后因为身体原因，辞去了雷达所所长职务。后担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1988年去世，享年92岁。

钱昌祚去台湾后，历任“经济部”常务次长，“经济安定委员会”秘书长，“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台湾手工业中心董事长等职务。后来举家去往美国，执教于加州大学。1988年去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