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小五“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50周年”回访（六）_风闻

作者：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盖房

光湖南干校的干部和家属就有1200多人。这么多人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办个农场式的五七干校，衣食住行是个大问题。其中，最难办的是住房的问题。

吃饭的问题尚好解决，早一个多月来打前站的和从东北五常转过来的先期人马已经把食堂建好，后来抵达的干部及家属不至于饿肚子、吃不饱。衣服个人自备也不是什么事，每人离开北京时四季的穿着都准备了不少。唯独住宿的问题可不是一下子能解决安排好的。

湖南干校的校部在距虎踞镇两公里远的原虎踞茶场。此地原来是个劳改农场，大大小小有几十间房子，也有猪圈、菜地什么的。但仍然无力接纳一千多干部及家属，特别是家属中，上有七八十的老者，下有吃奶的婴儿，不好办呐！

干校解决住房和用房问题主要是利用原有房屋，自己盖和租住农民屋的方式。

最难的时期是初到时，校部茶场生产车间腾出来，架上大通铺，大人孩子都在一起。当时干校的规定，夫妻各随各连，住集体宿舍。有子女的，男孩跟爸，女孩跟妈，不予照顾。只有家有老人和婴儿的才有所照顾安排。外交部中双职工的现象特别多，两口子按自己归属的连队可能居住在不同的点，夫妻生活别想了。这种情况后来有所改变，初到的时候比较严重。应该说干校还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来安顿，尽快租住农民的房屋，解决了很多家庭拖家带口的不便。干校自己也盖了一些房子。

由于住房紧张，干校把新落成的猪圈收拾整理了一下，安排了十几二十来个人住了进去，基本都是比较年轻的干部，好像没有女同志。

虽然住猪圈听上去有点儿膈应，但住在里面还不算太差。说是猪圈，其实是猪棚，全封闭的，有房顶、墙壁、门窗，每个圈之间有砖砌的隔断，水泥铺地，有灯光照明，几乎就是现代猪场的雏形。首先是能遮风避雨，其次是比住茶场大厂房大通铺的个人空间要大一些，也不脏不臭，就是有点黑暗，墙上的窗户比较小，采光不足，因为这不是为人设计的。住人的时候，猪棚里加设了几盏灯供照明用。

这种情形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快就把住户安排到别的地方去了。虽然是住猪圈，但我觉得这算不上歧视和迫害，只是临时应急的无奈之举，住人之前猪圈没有养过猪，全新的。

校部小楼

校部有座两层的小楼，作为校部的场所。2019年我们回访时，小楼还在。茶场已是一片废墟，当年的茶树也没有了，山坡上的地都荒着。

干校校部距虎踞镇大约一二公里远。这地方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原有的房屋远不能满足干校的实际需要。干校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顿好来这里的五七战士和家属、解决住房和辅助用房的事情。从东北并转过来的连队，编为基建一连和基建二连，立竿见影地修建了大公共厕所、浴室。浴室虽然没有热水，但人们总算有个地方可以洗澡了。

机务连在干校边上盖了车库、修车棚、油库。

盖房子少不了砖瓦沙石、木料、玻璃、水泥这些东西。

茶厂近景

原来茶场的老房子也盖得特别简陋，红砖砌起来，木料作檩，钉上椽子就直接铺瓦，是南方当地那种半圆的手工烧制的灰色泥瓦。顶棚就是一张苇席，夏天不防热，冬天不保暖，有些顶棚都坏了，头顶上直接就是瓦。从我的床头斜着看，有一处可以看到天的光亮。房子外面都有一个廊子，廊子前有一个环绕房子的泄水沟。

新闻司，礼宾司所在的六连，住的就是新盖的房子。这种房子特别潮湿。

我在基建一连常常跟车去拉砖。砖厂不太远，是当地公社自己的。红土烧的砖质量特别差，有很多像酥饽饽似的，一碰就碎，也有许多烧得变形的砖。

每个跟车的人发一把砖夹子，一夹子可以夹五块砖。手套都是自备，没有手套干活会磨手。几个人装一车砖也挺累的，所以去装车的通常是比较年轻的人。

基建一连的年轻人还是挺多的，光来自翻译队的就有十几个，大多二十多岁、三十出头。这些人都是外交部的宝贝，塞尔维亚语、丹麦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各种小语种都有，大都是国家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派到外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小语种外语无法在中国学，必须到外国当地学几年才成，全中国也找不出这样的语言人才。英语、俄语、法语的翻译也有。在干校他们的业务都荒了。

外交部翻译室是英、法、俄、日语专业人才的天下。主要的外事活动由翻译室派人当翻译。翻译队有点儿人才储备的意思。我记得跟我妈住一屋的两个女同志，一个是丹麦语，一个是塞尔维亚语，都是特小的语种，平时不大用得上。学小语种的翻译人才很难有用武之地，也就没有什么出头之日了，挺可惜的。

东方红铁牛55拖拉机

砖头运回来，在家的老弱病残也来一起帮着卸车，把砖头码垛整齐。

拉沙子比较辛苦。坐大拖拉机——铁牛55到江边，把车后倒在平坦的沙滩上，然后用铁锹挖河里的沙子，装在竹簸箕里，用扁担挑到拖拉机那儿装车。带水的湿沙子特别沉，压得肩膀疼，必须得用垫肩才成。那个年代搞基建的少，还可以到江边自己随便挖沙子且质量好，不用花钱。

干校自己盖房子用的都是自己制的水泥瓦。我们基建一连有两台手工制瓦机。先把表面有涂油的钢模放在机器上，把水泥和沙子按一定比例和好，放入制瓦机，手工砸实，推拉抹平，再撒些干水泥面，往回拉一下手柄磨光，一块水泥瓦就制成了。然后就去晾晒，其间要洒水，以防裂。

由于都是知识分子干活儿，制瓦效率比较低，残次品特别多，好在也没有人追究什么责任。

干校用的水泥型号都是200号的。我干活儿后才知道水泥是分号的，号级不同，水泥收干的速度不一样。那会儿听说最高级别的水泥是800号的，干的速度特快。问大人，那我们为什么不买800号的呢？有长者答曰，价钱贵很多，买不起。

干校用的木材基本上是当地的杉木，这种树木生长期短，且直顺。再有就是竹子，劈开后可以有很多用途。校部小楼前就有一个木工房，有干校自己的木工，也有请来的当地的木匠。

干校自己盖了多少排住人的宿舍，记不清了。

五七干校不光光是知识分子干部，还有一些拿得起来的工匠。外交部总务司下属有个基建处，该处下面聚集着一群能工巧匠。他们除了修缮部里的一些建筑，还担负着国外使馆的内部修缮、装修的工作。中国驻外所有使馆都有一间保密室，用于开秘密会议、商议重要事情。这是为了政治安全、外交保密，特别是在敌情严重的非友好国家。保密室的内部装修比较特别，一般设在地下室，加橡胶层、铅板等。这些活儿都是外交部派出的工匠干的。

外交部还有建筑工程师呢，专门拿着图纸对使馆的每一根柱子、房梁、边边角角，防止被人安装窃听装置。在友好国家也一样，警惕性必须有。我国驻外使馆被检查出来安装窃听装置的，前前后后得有几十起，马虎不得，得有专业建筑师和电子专家对付才成。

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

90年代，中国驻澳大利亚新建的大使馆落成。澳洲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在中国使馆里某个地方加装了一道水泥梁，内装了一套监听窃听设备。使馆启用时未发现，大概在一两年后，建筑专家拿着图纸维修时才发现。顺着查，结果发现附近有个地下室是监听站，人都跑了，后证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直接管理的。后来中国政府还提出抗议照会。

90年代，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内发现的窃听设备。

还有我在江西时，陪我爸在上高县医院住院，同病房有个干校的刘师傅是瓦工的头儿，那时已经有60多岁了。他是祖传的瓦工手艺，修建过好多古建筑。当年修建钓鱼台国宾馆时，他是现场的总指挥，对钓鱼台国宾馆每一栋楼怎么盖的了如指掌。他给我讲了好多盖房子的故事，现在都忘光了。

到五七干校后，刘师傅再次大显身手，干校盖房子技术上怎么搞都听他的。因为年岁大了，干校领导不让他上房了，但他还总是上去干活，示范指挥。刘师傅在房顶上行走如履平地，一辈子的功夫，一般人可比不了，大师一级的工匠。

机务连

机务连是在校部院子外面的空场上，维修汽车、拖拉机，油库都在这里。机务连的司机个个武艺高强，技术过硬，什么车都能开。他们全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主儿，出过国，给各种首长开过车，是外交部在编的工作人员。“文革”前，司机师傅统归总务司交通科管理。机务连其他的人员大都来自钓鱼台。

机务连给我印象深刻的师傅有孙大圣，本名叫什么不知道，干校的人都直呼他“大圣”，消瘦，精明爱说，喜玩笑，人缘好，开车外出时谁托办事从不拒绝。

天津的老张，解放前就学徒开大巴了，一辈子兢兢业业，没有什么问题，运动来了，清查“五一六”时，一时想不开，割腕自杀，未成。后来为安全考虑就不让老张开车了。

老武——武乃明，在干校开那辆南京卡车，半秃头，在好几个不同的使馆干过。

开拖拉机的大个子王海宽，1米9的大个。

1970年春末，干校买了一批竹子作为建材。竹子是编好了竹排，从洣江上游放下来的，就停放在四排房下面不远的洣江边上。上游下大雨，发大水了，把干校的竹排给冲散了一些，有些给冲跑了。

干校年轻力壮会水的都去江边捞竹子去了。我那时在基建一连，也跟着去了。这活儿挺危险的，散竹顺流而下，一会儿一根，速度挺快的，且在浑浊的江水中时隐时现，要是不小心被五六米长的大家伙撞了头，八成就得去见河神了。我当时兴奋无比，要下水捞竹子，被大人们给制止了。捞上来的竹子，干校的人几个人抬一根上岸。青绿的竹子泡足了水，特别沉。

王海宽虎背熊腰，从水里拖了一根竹子，扛上肩膀，从我身边经过，没走几步，脚下一打滑，“叭”的一声摔倒在地，肩上的竹子重重地砸在身上，受了内伤，之后在干校养了好一阵子。看来干什么都得是安全第一。

还有个开铁牛的女司机，偏胖挺壮的。

我们经常跟车去江边挖沙子，装车运回干校盖房子用，有时候去拉砖和木料什么的。机务连是最繁忙的部门。我跟车多次，知道了规矩是司机只管开车，装完货的检查和卸货时，司机只管打开车厢车斗的把手，还有就是交接拉货交货的单据，剩下的活儿归跟车的人干。跟车的人干活时，司机坐在一旁抽烟，歇着。

机务连的人员主要是由工勤人员组成。

茶场

五七干校不是以学为主的学校，而是以农场形式存在的，以机关干部为主的改造思想的基地。各点按营的编制，下辖单位是连。称呼上用军事术语，所有的干部职工都称“五七战士”，实际上是半军事状况。虽然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不以生产效益为考核结果，不是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单位。国家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工资待遇不变，按北京的标准照发。在干校“五七战士”从事政治运动，“清队”、抓“五一六”；开展政治学习，改造世界观。这一项任务远重于从事农业生产。

“五七战士”开展政治学习的场景

干校从事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经营茶园。茶园就在干校后面的红土山坡上，一直伸延到北边的洣江边上，大概有一百多亩的样子。我们到茶场时，茶场的茶树大概有三四年的树龄，尚矮小，一丛一丛的随着山坡很整齐地排列着。茶树高的也就一米左右，齐腰，矮的也就过膝盖，属于未成年的茶树，但已可以采摘了。茶树以前是劳改犯种植管理的，搞得挺好。外交部干校来了，由“五七战士”学着做茶工。

开春了，茶工们用剪刀把茶树的顶部铰成半圆形，以利茶树长出更多的新芽。当时的茶树尚小，不足以剪成球状，也就是剪平了而已。剪下来的老枝老叶送回茶场，放在大炒锅里炒，杀青，简单晾晒后烘干，制成茶砖，然后卖到西藏、内蒙古的牧区去。牧民用茶砖做奶茶，从茶砖上敲下一块，放在铜锅里煮，加上些羊奶和一点点盐。茶砖劲儿大，专门去肚子里的油脂，特别难喝，一般汉人喝不来，忒冲，没有听说汉人有用茶砖沏茶喝的。

砖茶

剪下过冬的茶树顶就等着发出新芽，来年采摘。期间，还要给茶树施一次肥，用专用的宽铁钩在茶树根部刨开土，施肥后再掩盖上，目的是使茶树发芽时有足够的养分。剃过头的茶树很快就发出新芽。

采茶在新芽长到一芽一叶时开始，等两三天后采到茶园另一头，茶叶就长成一芽二叶或一芽三叶了。真是春时不等人呀！采茶要求是一芽二叶，茶叶比较嫩，又有一定的体积、重量。一芽一叶虽然好，但产量少，转眼间就长出二叶、三叶来了。之后茶叶的品质就下降了，不值钱了。人们喝茶都喜欢喝嫩尖儿泡出来的茶。

第一茬采过后，第二茬又长出来了。人们又得调过头来接着采，采完第二茬后，第三茬基本就不采了，采了也卖不出价钱了。节气到了，茶叶就没有嫩尖儿了。人们常说的明前茶，是指清明前采的第一茬嫩茶，品质好过清明之后的茶。

茶叶的特性决定了干校“五七战士”的劳累程度，大家争分夺秒，把茶叶采回来。采茶时每个人发一个竹篓子，采下来的茶叶放入其中，然后集中起来，用箩筐挑回茶场制作车间处理。

由于茶树太矮，采茶时老得弯着腰，一会儿就累了。加上外交部的干部都是些知识分子，没有劳动经验，笨手笨脚的，干活儿比较慢。同时又是南方的梅雨季节，汗水、雨水、泥泞、疲劳诸因素叠加，确实挺辛苦的。

还有一件事也影响到采茶的进度。老孙的儿子孙大伟，七八岁的一个小孩子，跟着他妈妈去茶园被蛇给咬了，没死，但给大家提了个醒。这是个偶发事件，没有第二起被蛇咬的事件发生。

废弃的茶厂内景

干校最大的建筑就是茶场厂房了。靠西头的隔间，支了几口最大号的铁锅，就是大食堂做饭的那种锅，用于炒茶，杀青（就是脱水）。之后就是烘干、揉捻。厂房里有烘干机、揉捻机，还有好多大号的竹笸箩，用于晾晒茶叶。制茶的工艺并不复杂，不难，毕竟是初级农产品，不需要什么特殊加工。

生产茶叶还有一道工序是加花，就是将茉莉花与茶叶混合，增加茶叶的香味儿。干校茶场自己没有种茉莉花，所以干校茶场的茶叶是不加花的。好茶通常都不加花。干校生产的茶叶在市场上卖11块钱一斤，1970年这个价格还真是挺贵的。

外交部湖南干校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茶场生产的茶叶。如果从经济效益核算收入与支出比，肯定是负数。一千多号人，老老少少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光路费、安置费就少不了。好在五七干校不是自负盈亏的经济核算单位，它注重的是政治方面的因素，开销是由国家拨款支出的。具体干校茶场生产了多少茶叶、卖了多少，校部应该有个账目记录，现在无从查找。

茶厂厂房全景，此时已荒废。

2019年11月我们回访时，茶场的大厂房还在，但已是一片废墟。厂房前后长着一米多高的野草，后面的茶园也没有了，一片荒芜景象。

荒芜的茶园

听当地的陪同人士介绍，外交部干校撤后，这里成为安置下乡知青的地方。知青是株洲的，他们在此又干了十几年。现在当地有打算要把此地改造成一个旅游景点，搞一个什么“大使长廊”。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或好项目。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大多数干部对五七干校的记忆是噩梦般的，去干校是迫不得已的，高压政治下的运动给人们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虽然湖南干校先后出了近百位大使，那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人们对五七干校政治运动整人的事记忆犹新，或者说深埋心底。当然也不排除当年春风得意的人对干校有深厚的感情，有某种留恋。大多数干部在后来的日子里都不怎么愿意提及五七干校的日子，因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灰暗记忆。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孟小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