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是这个香港人搞的_风闻

十年动乱结束后，来内地探亲旅游的外国游客、海外游子和港澳同胞越来越多。

有个统计，1976年北京一年接待的外宾不足2万，但到了1980年，外宾人数一下猛涨到28万。作为侨乡、祖国“南大门”的广东，来访的外宾人数则从1977 年101423人上涨至1979年的206797人，三年内涨了一倍。

这时有个尴尬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内地的接待能力捉襟见肘，包括北京、广州、南京和上海在内的大城市的宾馆，明显不够用了。更重要的是，管理和接待水平也相当原始、落后。

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游客，当时国家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策。没想到，这为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意外地打开了一扇门，也为改革开放开了个好头。

这是中国改开史上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期间，港商霍英东起了重要作用。

回乡

1978年10月，霍英东带着全家，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番禺县。

尽管自60年代开始，他几乎每年都会来内地参加国庆观礼、体育比赛或洽谈贸易，但带着全家寻根问祖还是第一次。

在此之前，他已是蜚声海内外的知名港商了，且以与内地“走得近”而著称。

他们全家人来到番禺县后，受到当地政府和老乡最高规格礼遇：政府出动红旗牌轿车迎送，道路两旁还有大量民众夹道欢迎。

霍英东 

老乡的热情，外加蔗林、稻田、桑葚和鱼塘构成的田园风光，让霍英东倍感窝心、如沐春风，不停地赞叹家乡的风景和人情。

但在高兴之余，他也发现了，家乡竟然连一栋像样的楼房都没有，全是低矮破旧的茅屋和平房。这与当地政府特意安排红旗牌轿车迎送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家人来到番禺县市桥镇时，他的儿媳朱玲玲问负责接待的番禺姑娘：“哪里有洗手间？”结果姑娘给她端上来一盆热水，热情地说道：“喏，你可以洗手啦！”

当时内地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洗手间即厕所。姑娘的举动惹得霍家人笑了半天。不过霍英东笑不出来，内心的酸楚反倒更加深重了。

到了夜里，番禺县委把霍家人安排进县里最好的招待所。

当他们一家人住下后，才发现这号称最好的招待所，洗缸连个活塞都没有，只能用暖水壶的软木塞代替，洗手间还有一股冲鼻的尿骚味，抽水马桶则积了一层厚厚的黄垢。

这当然不是家乡人故意怠慢霍家人，只不过这已是当时番禺最好的住宿条件了。

其实当时不仅番禺如此，即使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也找不到像样的宾馆（酒店）来招待“外宾”。

历经十年动乱的中国，涉外饭店非常少，首都北京，也只有7家涉外饭店，床位5200余张，实际达标的仅1000张左右，关键服务和管理水平也远远跟不上。

当时窘到什么程度？

很长一段时间，来北京旅行的外宾，一下飞机，先被拉到景点游览，晚上再到饭店等床位，安排不下，再送到北京郊区、天津，甚至空运到南京、上海住宿。有些客人不愿意折腾，坐在北京饭店的大堂等床位，就像现在餐厅等座差不多。

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亦可想而知。比如当时的桂林，因为声名在外，许多海外侨胞和港台同胞都愿意去看看，怎奈每次都会因为住宿条件简陋，让旅游体验大打折扣。

当时有个段子：“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过去的招待所

涉外招待条件差，影响对外交流，在改革开放之前还不算大事，毕竟来的外宾不多，而且大多也不是来投资做生意的。可改革开放后，这就成大问题了，弄不好，直接影响外宾们的投资兴趣，而改革开放之初，咱们国内资金稀少，吸引外资可是重中之重啊。

对于广东来说，还有个大问题，就是自1954年创办的广交会，作为改开之前为数不多的对外窗口，每年都要接待大量来华做生意的外宾，宾馆不足，自然容易“招待不周”。

1979年春交会，来穗客商达到2.53万人次，远远超过广州的接待能力，结果在春交会开幕前夜，出现了无房安排客人的窘况，客商对此非常不满，纷纷向外媒吐槽。

这是改开之初，国内外对这类事都非常敏感，一些西方媒体趁机大肆炒作，唱衰我们的改革。

可以说，尽快提升国内旅游接待能力、建造更多更好的涉外宾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外资

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其实早在1977年邓小平刚刚复出那会，他就已经意识到，建设涉外旅游酒店，对打开国门迎接来客相当重要。

当年11月，他去广州视察，指出十年动乱之前全国侨汇才3亿美元，现在广州就有4亿多，所以广州才是国内第一口岸。但与此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说：有位华侨对广州的旅游事业提了不少意见，说我们的建筑大而无当，还说住房里不能放痰盂、不要设蚊帐。

搞不好旅游接待，会让外宾望而却步，但只要搞好了，给外宾好的印象不说，本身也能赚钱，每年挣二三十亿外汇不是问题，再用这些外汇购买大中型机械、科技设备，何乐不为呢？

可问题是，要怎么建高档宾馆呢？当时国内的情况是，既缺人才，也缺管理技术，更缺钱。

为此，邓小平也有指示，1978年10月，他对民航总局、旅游总局的负责人说：“利用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嘛！应该多搞一点。”根据邓老指示，国务院很快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和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

所以当时的想法，就是利用外资，解决建旅游酒店缺人缺技术缺钱的问题——事实上，外资是解决改开之初大部分问题的基本手段。

该小组的办公室设在旅游总局，办公室主任由时任旅游总局局长、革命年代曾创办过广大华行的卢绪章担任，常务副主任则由旅游局副局长庄炎林担任。

为了建饭店，专门设立如此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应该说非常罕见了。

关键这小组的领导者也是副总理级别及以上的官员，这在过去从没出现过，由此可见，当时国家对这事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小组的领导者之一、侨办主任廖承志，曾对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庄炎林说过：“要改革开放，就要解决旅游饭店问题！”

换句话说，当时的领导者，是把建设旅游饭店当成改革开放“基础条件”来对待的，没有好的旅游饭店，改革开放这件大事就要严重受阻。

今天回头来看，当时中央为何会如此高规格地重视建设旅游饭店，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为了更好地迎接和招待外宾、本身也能赚外汇外，其实还有个原因：

旅游饭店作为最直观的建筑物、外宾来到内地的最先接触的事物，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假如通过引入外资把饭店建设好了，那其他行业引入外资也就水到渠成了。

打个可能不恰当的比喻：

好的旅游饭店，会是改革开放中“利用外资、对外开放”最好的广告和名片。相反，坏的旅游饭店，就是招黑。

说到这儿，我们必要了解下改革开放之前外资利用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还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具体到利用外资，咱们国内第一部规范外商投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则要等到1979年7月8日才正式颁布实施。

这意味着，国家提出利用外资建设旅游饭店之前，是没有具体外资利用的法律法规科可依凭的，一切只是摸着石头过河。

很多人以为，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就一直处于绝对的封闭状态，不存在任何利用外资的情况，其实不是这样的。

新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建国之初，即使是十年动乱期间，我们也有引入外资的情况，只是体量比较小，真正完全封闭的时间极短——主要指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断绝了外援，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尚。

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咱们国家就又开始引入外资了，而且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

1972年，在陈云的推动下，国家开始尝试办理短期外汇贷款业务。第二年5月，为了推动该业务，国务院还颁布了《短期外汇贷款失信办法》，截止1973年，共筹措外汇资金10亿美元——主要用于发展远洋舰队了。

当然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支撑，当时引入外资确实非常困难，具体实施者往往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还会被人扣上“汉奸”的帽子。

1973年，时任央行副行长的乔培新，向主管经济的陈云汇报，搞外汇可能触碰“自力更生”方针，陈云鼓励他：

“你说的是一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一个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弄清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来讨论。”

——这是咱们国家老一辈改革家典型的实用主义高超智慧。

尽管如此，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出台，压力还是不小的。1977年《人民日报》曾警告：

利用外资必须坚持“两个不干”，不允许外国资本家开发资源，不允许与外资联合经营，也不允许向外国贷款。

实际上，一般老百姓因为受过去政策影响，也接受不了利用外资。即使《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实施后，基本的舆论风向也在很长时间没能完全扭转过来。

所以法规颁布实施后，一开始全国才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而且都是餐馆、养猪场、照相馆这样的小项目。

1979年，时任副总理、分管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谷牧，前往日本谈下一笔为数500亿日元的贷款，这是改开后第一笔外国贷款。

谷牧母亲从电视上看见儿子访问日本，还跟日本人签约，拿着拐杖敲着地板骂道：“你去那个地方干啥？汉奸、汉奸。”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引入外资建好旅游宾馆，就显得意义非凡了。

“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成立后，当时确定了在四个城市兴建八座旅游饭店的计划。这四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南京。

洽谈

因为受到回乡见闻的刺激，霍英东本就有给家乡援建宾馆的想法。

所以回到香港不久，他就捐出了300万港元，参与了祖籍同为番禺的港商张耀宗、何贤和何添兄弟援建的番禺宾馆。

但这个项目是以捐款的方式兴建的，与引入外资，并让外资赚到钱、实现双赢的投资不一样。

霍英东出身底层，早在50年代朝鲜战争那会，他就曾打破西方海禁偷偷往内地运送物资，而且在文革结束前就曾代理内地的石油卖向全世界，当然也都是在商言商，但他自此与咱们内地走得很近，被视为“爱国商人”。

所以在中划利用外资建设旅游饭店时，首先想到的也是霍英东这样的爱国港资。

早在1978年国庆节前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就邀请了包括霍英东、李嘉诚、利铭泽、彭国珍等在内的一众港商，到北京商谈，并与邓老会面。

廖承志

而且因为霍先生声名在外，如果他能参与，对于众多港澳商人也有极强的示范效应。所以从中央到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都大力支持，曾多次与霍先生洽谈。

但因为各种顾虑，其实与港商的洽谈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廖承志一度非常焦虑，曾给卢绪章写信说：“广州的霍英东一项，无论如何争取它能够谈成”。

本就充满爱国热诚的霍先生，本身当然非常乐意参与。但国内的一些制度障碍，也让他有所担忧。

他深知“投资办宾馆主要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他曾提出，不如还是像建番禺宾馆那样、以捐赠的方式在内地建宾馆。

但当时咱们内地这边的领导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样影响不好，容易让外界以为，咱们改革开放就是向海外同胞要钱。

由此可见，当时咱们国内改革先行者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吸引外资建宾馆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建一座可招待宾客的建筑物而已，而是需要通过这事打开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的大局面，不仅要建，且必须建好建完美。

但这样一层意涵，毫无疑问也给了霍英东先生巨大的压力，内地实际是把他和他即将投资的项目，当成改革开放先锋和外资利用的标杆来用。所以他曾感叹说：“搞到自己体无完肤啊！”

因为过于艰难，经过八轮洽谈，双方最后才达成了初步共识，霍先生准备在华侨较多的广州兴建一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宾馆。

共识达成后，1979年1月23日，双方签订了意向书草案，4月5日就获得国家最高层批复。

这份意向书表明：

双方将以10万元港币一个房间的标准，共建体量为1000-2000个房间的大型宾馆——说是共建，其实当时因为国家缺钱，所以主要还是由霍英东方单独筹建的。

具体安排是这样的：

霍英东出资5000万港元，另一位港商彭国珍出资1250万港元（彭在1983年病逝后由霍英东买下），同时广东旅游局出资400万人民币，并以宾馆名义向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贷款3631万美元。

协议还规定，合作期限为15年，保证霍英东方获得收益4000万美元，获利不足，延长合作期。

这座具有改革开放先锋意义的宾馆，就是如今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位于沙面的白天鹅宾馆。

白天鹅

白天鹅宾馆的建造和管理，说起来也是非常曲折的。期间所遇困难，也比一般的宾馆建设所遇困难要大得多，对建造者而言简直如履薄冰。

原因也简单，刚我们说了，这个项目的意义非同一般，是改革开放外资利用的标杆和示范项目，它就像是奥运会的开幕式，不能出岔子而且必须优秀。

“筹建白天鹅宾馆，我们要面对的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我要建设的是全‘开放型’的高级宾馆，这间宾馆既要保持中国传统的风格，也要体现‘改革、开放’的特色。”

多年后，霍英东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为了这个目的，霍英东提出了“三自方针”：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

先说设计。

当时白天鹅宾馆的设计，是通过内地和香港建筑师“竞争上岗”的，最终交给了建筑大师佘畯南、莫伯治，并在多个方案角逐中确定了腰鼓型设计方案。方案确定了，按照惯例，要交给有关方面审查。

结果不审不要紧，一审就出了问题。多个部门参与审查、其中国防部也参与了，并且提出在白天鹅宾馆顶楼天台安装高射炮。

理由是，当时中越边境线正发生大规模武装对抗，而广州处于中国南大门，高层楼顶安装高射炮，有利于加强防空。

另外，因为多年大锅饭习惯，还有一些专家建议加盖工人宿舍、饭堂和放置单车的地方。

这些要求让霍英东非常尴尬，最后还是时任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的杨尚昆的表态解了围，并迅速通过了设计方案。

事实证明，佘畯南、莫伯治的自主设计方案，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最终成了经典，连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也赞叹不已。

宾馆外表通体乳白、矗立似玉屏、展翅如天鹅，而内部“故乡水”园林设计，也充分体现了中式特点，触动无数海外宾客的归乡情。

白天鹅宾馆

再说施工。

当时国内除了能提供一些基本的砂石外，宾馆建设所需要的空调、电梯、灯饰，小到杯、碗、盘、碟、牙膏、牙刷、拖鞋，大大小小物品不少于10万种，大多都是需要境外采购的。

但境外采购，在当时非常麻烦，每采购一样东西都需要经历十几道审批程序。为此，霍英东只能亲自上阵“督战”了，有段时间他几乎天天趴在工地。

为了打破过去大锅饭时代养成的磨洋工，他一律采用“承包”方式批给各个工程队。其实当时很多内地工人都没听过“承包”这个词。

而为了加快进度，他还想了个办法，就是工程建一半的时候便开始营业，倒逼工程队加快速度。

这在过去的中国，是从没有出现过的工作模式，完全是“资本、市场”式的。这对后来的工程建设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最后说说管理。

当时国内没有星级酒店，酒店工作人员也没有服务意识，他们甚至理解不了为何要对有钱人和颜悦色，为何要给外国人端盘子。

所以当时最好的办法，是将酒店委托给外国的酒店管理集团。

但为了实现自主管理，霍英东决定以每月3万美金的高薪，聘请外国酒店管理者进店培训，同时礼聘香港酒店管理家前来指导员工，并多次安排酒店主管前往香港大酒店见习。

另外，在白天鹅工作，工资肯定比较高，但是绝没有当时流行的“编制”，也没有宿舍、大锅饭食堂，完全是市场化的竞争上岗，干得好工资多，干不好要走人。

总之，通过三自方针这么一折腾，一个现代化的高级酒店，也就慢慢有了雏形，并最终在内地生根发芽、开花散果了。

标杆

白天鹅宾馆建起了后，霍英东还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向公众免费开放，就是无论是谁，就算不在店内消费，也可以进店参观、休息。

这个措施，在当时住个酒店都需要单位开介绍信的时代，是非常大胆的尝试。

因为封闭太久，好奇的人多，一旦放开，弄不好要出大乱子的。而且广州此前就有过类似的“前科”，广州海珠广场安装过一盏太阳灯，吸引来大量市民，结果出现踩踏，酿成了伤亡事故。

但霍英东坚持开放。因为在他看来，建这酒店本身就是为了让内地中国人见识新事物，封闭起来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另外还有个理由，跟白天鹅的选址有关。

白天鹅宾馆当初之所以选址在沙面临珠江畔一块淤塞滩涂上（这地原来叫白鹅潭，最初签协议时，宾馆名字就叫白鹅潭宾馆，后改名为白天鹅宾馆），本就因为沙面这地在广州相对特殊。

这里以前是外国租界和驻华领事馆所在地，曾经发生过外国人不允许中国人入内的屈辱历史，还有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

在这里建设我们自己的高级酒店，本就有扬眉吐气的意味，如果不让普通民众进来，岂不是跟过去一样？

但开放的结果，是在此后的10天内，酒店涌入的游客暴增至近乎失控的地步，卫生间抽水马桶被游客打烂了好几个，草纸一天也要被人薅去几百卷。

不过最坏的结果也就这样了，几周后，酒店就慢慢恢复了平静。

多年后，霍英东说道：

“那时，没有哪一家酒店、宾馆像‘白天鹅’那样让老百姓自由进来。这一步骤很重要，不单只是广州人，全中国的人经过这里来看看，都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新事物。”

高级的酒店，也是开放经营的酒店。这点很快就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同。

当时有人批评酒店搞资本主义享乐，也有人批评酒店卖的东西太贵，入住率肯定不会太高。

但霍英东没理会这些，坚持市场化运营、自主定价，当时广州一碗云吞面五毫钱，白天鹅标价四元，普通市场上的啤酒外面卖四毫八分，酒店内卖两元多。

这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物价开放探索，几乎没有人看好。

结果，酒店1983年全面开业当年，就获得了1282万元盈利。而且效益一年比一年后，截止1992年，酒店8年累计营业总收入达9.2亿多元，上缴国家税金4200多万元，常年入住率高达70%。

美国总统布什、尼克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30国政要元首入住过白天鹅。

1984年，邓小平和杨尚昆、王震一行，专程视察白天鹅宾馆。邓小平高兴地对霍英东说：“白天鹅好！比美国的还要好！”

因为优良的服务和设计，白天鹅宾馆也成为了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成了真正的行业标杆，也为改革开放外资利用起了带头、示范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是当时为了配合南海油田开发，宾馆特意将部分客房改为公寓和写字楼，专门租给外资公司和专家。1984年初，已有7间外国石油公司在这设立办事处。

更有意思的是，白天鹅宾馆运营起来后，在它的周围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市场。

周边的卖小公爷的商铺多了起来，一个占地6000多平的农副产品市场也在附近的清平路开张了。这个市场后来发展成广州最大的超级市场，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新窗口。

白天鹅宾馆的顺利建设、开张和运营，以及它后来的出色表现，为改革开放起了一个好头，也让它成为中国外资利用的标杆，至今激发着国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余论

每次说到白天鹅宾馆，我就会想起巨石集团董事长张毓强的故事。

那是1984年，白天鹅宾馆全面开业的第二年，当时还是桐乡玻纤厂副厂长的张毓强，带着母亲给的300块钱，与同事一起前往南京、北京、秦皇岛和广州出差。

因为带的盘缠有限，一路上，他们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10多天的旅途一共才花了286.26元。有一日在广州，他们恰好路过白天鹅宾馆，得闻大名，想着进去看看，反正也免费。

一行人来到宾馆的咖啡厅，准备坐会张望张望就走人，但坐下后，实在感觉不好意干坐着而不点单，于是就把服务招呼过来，假装阔气地问道：“一杯咖啡多少钱？”

可没想到，善解人意的服务员打量了他们几个人后，微笑着说道：“你们可以在此休息一下，不用点单。”

这事给张毓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26年后的2010年，已经登上全球富豪榜、成为亿万富翁的他，在桐乡开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就选择了白天鹅宾馆的管理模式。

所谓善因善果，大概指的就是这意思吧。

一家酒店或企业，拥有好的经营理念、人性化体贴入微的文化，远不止赚钱这么简单，谁也保不齐它们会在某人的心田留下一片善的种子，待在未来开花结果。

相反，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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