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终于被发现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齐国，而不是其他六国？_风闻

稷下学宫考古现场

近日，山东省考古界又有了一重大发现，不断见于史册的稷下学宫遗址终于被找到了。关于稷下学宫，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从各种小说游戏中听过一二，例如《寻秦记》《雪中悍刀行》都曾出现过稷下学宫，爱玩王者荣耀的读者应该也对“稷下学宫”印象深刻。稷下学宫之所以饱受小说家的青睐，不仅仅因为这个听起来略带玄幻色彩的名字，更因为它作为一个特殊机构，曾经在我国战国时期大放异彩，也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与教育史上留下了空前绝后的一笔。

一、稷下学宫是怎么诞生的？

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及：**“在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出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便是在分处亚欧大陆东部和西部的中国与希腊几乎同时出现了稷下学宫和柏拉图书院这两座学术机构。”**由此可知，稷下学宫实质上是一座与柏拉图学院齐名的学校，但稷下学宫又不仅仅只是学校。

稷下学宫一名取自于学宫所在的地点，刘向在《别录》中记载：**“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由此可知，之所以取名为稷下学宫，是因为该学宫位于稷门之下，在稷下学宫从事教育活动的称为“稷下先生”或“博士”。而近日发现的稷下学宫遗址，就是被发现于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小徐村的齐故小城西门外，考古发现与流传史料基本吻合。

齐国都城临淄还原图

东汉的徐干在《中论》中提及：**“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这里的齐桓公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公子小白，而是田氏代齐之后的田午，同称齐桓公。田午于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如果这段记载没错，稷下学宫的设立大致也在这段时间，现在主流的观点都认为稷下学宫设立于公元前374年。自桓公之后，齐国的威王、宣王也对稷下学宫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稷下学宫是一座集教育、科研与议政咨询于一体的多功能机构，职能与现代的大学有交叉之处，也因此稷下学宫一直有我国古代办学最早、办学规模最大、职能较为正规完善的大学之称，其办学特色也与如今的大学相类似。这样一所具有现代性的学校机构能够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

这样一朵奇葩的产生，离不开当时各种特定的条件。众所周知，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权力下移，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昔日的“学在官府”变成了“学在民间”。教育权力与教育资源的向下传输造就了一大批士人知识分子，孔子收三千弟子，七十二最贤，开私塾教育的先河，墨子也拥有一众门徒，最后造就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这些都是“学在民间”所促成的结果。而稷下学宫的成立，也是建立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之上。

同时，战争频繁与诸国割据也使得像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这样的文化大一统措施无法推行，众多的学派家说在诸国的缝隙之中不断野蛮生长，无不希望自家学说得到统治者的青睐。

春秋战争以争霸为主，进入到了战国时，战争则以吞并为目的，各国之间都以统一为最高目标，也因此各国对于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稷下学宫的成立有一种为国家储才的功能，云集于稷下学宫的学者，既要为统治者提供治国方针，也要时备咨询。用一个较为时髦的词来形容稷下学宫，那就是齐国的“智库”。

战国兼并战争

当然，同样的时代环境同样发生在秦、楚、韩、燕、赵、魏六国的头上，为什么稷下学宫偏偏出现在齐国呢？这首先和齐国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有关。齐国东临黄海，西靠黄河，北依渤海，南有泰山，是为“四塞之国”，其次齐国的经济条件优越，苏秦谓齐宣王时：**“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 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优越的地理环境为齐国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办学环境，而富硕的经济条件也为稷下学宫的开办提供了财政保障，稷下学宫的所有费用都由官府支出，而稷下学宫规模最大时达到了数万人，如此庞大的人数必然也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

反观其他六国，韩、赵、魏三国位于中原地带，与各国接壤，是为四战之地，因此战争不断，没有安稳的办学环境。除此之外，齐国一直拥有“尊贤上功”的优良传统，即礼贤下士，尊重人才，例如魏惠王和齐宣王辩论何为国家之宝，魏惠王认为是珠宝，齐宣王则回答以一众大臣的名字，高低立判，齐桓公继位之后立即**“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贤士”。**

国君礼贤下士

燕国远离中原地带，受到的文化熏陶较弱，历史上的燕国也曾招揽人才，但却并没有形成传统。而楚国的贵族政治传统十分强劲，国家权力一直被贵族所垄断，并且后期奸臣频出，屈原尚且被排斥，外来的人才就更难在楚国立足。秦国位于关中，与关东六国隔阂较深，自商鞅变法之后，除法家外诸家学说并绝于秦，秦始皇时还曾经下过《逐客令》。

战国形势图

因此，稷下学宫的设立，既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繁荣以及国家对人才需求的使然，也与齐国地理位置优越、经济繁荣和礼贤下士的传统紧密相关。

二、稷下学宫的办学特色

德国著名学者洪堡在创立大学时曾经说过“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和“教学与科研一体”，作为现代大学成立的标志。在两千多年前的稷下学宫，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相类似的特征。

在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方面，稷下学宫虽然是由官府创办，性质上属于官学，但是齐国政府一般并不干预稷下学宫的运行。相反，齐国统治者一向强调兼容并包，有容乃大。在稷下学宫的历史上，儒家、法家、杂家、阴阳家、名家等诸家林立，或许在某一时期某家学说会占据统治地位，例如荀子就曾三任学宫祭酒，但这绝不会造成诸家学说地位上的不平等。稷下学宫的领袖也并不由官府选定，而是由群众推选，学宫内的教学也受政治影响较轻，各家学说林立，各自传授弟子，必要时各家学说之间还会相互学习。稷下学宫的大学自治为学术自由提供了保障。

为了促进学术的进步，稷下学宫还有期会辩论的传统。刘向《别录》中说：“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齐有稷门齐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在辩论会上，既有各家各派之间的学说争鸣，也有学说内部的交流，使得各家学说的学术壁垒得以被打破。

学宫辩论

稷下学宫不仅仅学术自由，管理上也十分自由。从目前流传的史料上来看，学宫并没有严格的教师编制和学生管理办法。教师与学生都来去自由，学生往往是跟随老师而来，如淳于髡**“诸弟子三千人 ”，孟子“****从者数百人”，田骈有“徒百人”**。学宫内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各家学说可自行组织教学活动。但是想当上稷下学宫的老师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有资格担任学宫老师的都是当时的饱学之士，获得齐国统治者的面试允准才能进入学宫教学。而齐国政府也为老师划分了诸如“上卿”“客卿”“上大夫”和“大夫”等级别。

针对学生的管理，《管子》中有一篇《弟子职》的文章，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关于当时稷下学宫学生的管理规范，《弟子职》也因此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的学规。学规中较为详细地囊括了师生关系、教学管理、学生日常起居等等，事无巨细，可见稷下学宫的自由并非绝对自由，而是在保证教学秩序下的学术科研自由。

当然，稷下学宫既具有学校的性质，也带有科研机构的特征。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在经济上受到了优渥的供奉，使得他们能够专心著书立说，阐释自家学说的精微大义。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这些学宫学者的著述包括《宋子》《尹文子》《公孙固》《慎子》《涓子》《田子》《接子》《孟子》《荀子》《邹子》《鲁仲连子》等等，除此之外，稷下学宫的学者们还留有一本《管子》，托名管仲所作，实际上是稷下学宫的学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稷下学宫除了为学术与教育服务之外，还要国家的现实政治服务。既然作为齐国的智库，在必要时就要为齐国献策建言，齐王赋予了学者们**“不治而议论”的权力，也就是学者并不在国家机构中担任任何官职，但依然有权力就国家事务建言献策。刘向说：“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曾在稷下学宫任职的邹忌就曾“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在孙膑击败庞涓之后，齐威王想要趁机消灭魏国，被誉为“稷下之冠”的淳于髡就曾力谏齐王不可，才避免了齐国的一场大败。

三、稷下学宫的衰败与作用

稷下学宫持续了大约150余年，到了齐泯王时期，齐国势力几乎臻于巅峰，但繁盛的背景之下却隐藏着巨大的祸患。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察觉到了齐国势力膨胀而即将引来的诸国联盟，加之齐泯王刚愎自用不听劝谏，学者们也相继离开了学宫。

齐泯王十七年，秦、燕、赵、韩、魏五国联盟攻入齐国都城临淄，稷下学宫被迫中止运行。齐襄王复国之后，重建稷下学宫，虽然此时的稷下学宫并不乏像荀子这般当世大儒，但齐国国力的衰败也无力再支持稷下学宫的活动，而且齐国后期君主多昏庸，对学宫的学者养而不用，使得学宫更加一蹶不振。

齐王建四十四年，秦将王贲攻入齐国都城临淄，稷下学宫也就永远向当世学者关上了大门。秦统一之后施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彻底将稷下学宫这种制度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从汉代开始历朝虽然也会开设太学、国子学等机构，这些机构部分地继承了稷下学宫的优良传统，但只治儒业，决定了太学等机构只具稷下学宫之形，而不具备其神。

纵观稷下学宫在齐国存在的150余年间，作为齐国的智库与最高教育机构，既为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出谋划策，也繁荣了学术，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重镇。自由作为稷下学宫的核心因素，是其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也因为诸多学说繁杂，乱花迷人眼，齐国统治者终究没能在诸多的学说中做出取舍，让其成为齐国统一道路上的思想纲领。

稷下学宫对于当下的历史意义在于其以“自由”为核心的办学理念，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充分的自由保证，优渥的经济环境，独特的管理方法，使稷下学宫成为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教育典范和自由论坛，也为当代的大学建设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反思的对象。

文史君说

稷下学宫的历史不由地让我们想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另外一座教育史上的奇葩——西南联大，两所教育机构同生于乱世，同具有兼容自由的办学理念，当然也都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教育的发展。西南联大和稷下学宫的历史有利于我们重新思考“钱学森之问”，要想培育出杰出人才，一个独立、自由、包容的学习和科研环境必不可少，不同的学说思想激荡辩驳，和而不同，避免学生们坐井观天，从而失去创新能力。

参考资料

张岱年：《稷下学宫的历史意义》，《管子年刊》1994年第1期。

吴文哲：《稷下学宫的产生与其历史作用的研究》，2008年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张曙光：《稷下学宫的办学理念及其当代意义》，《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

郑杰文：《齐国稷下学宫的兴与衰》，《人民论谈》2018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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