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历史——陈永贵与他的“老少组”的逆袭之路_风闻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重复着一种“历史周期律”：“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再兼并—农民再起义—朝廷再更替”。为什么在均分土地后，勤恳的小农仍然无法致富，而很快会再次出现土地兼并？其关键原因在于各自为政的小农户缺乏抗风险能力。为了跳出这一历史周期律，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然而，要真正组织起来却并不容易。劳力强、畜力多的农户不愿意与劳力弱、畜力少的农户合作，而后者恰恰是最需要互助的人。今天推送的文章向我们展示了，陈永贵带领下的大寨村如何解决组织起来的难题。

　　在大寨两个互助组的对比中，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劳动工具，陈永贵带领的“老少组”都明显弱于由精干劳力组成的“好汉组”，但到了收获季节，无论是农田亩产量还是组内农民精神面貌，“老少组”都明显强于“好汉组”。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主要原因是两个农民组织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老少组”是持久的、真正的互助组织，而“好汉组”则是各藏私心的、表面的组织。陈永贵在面对一己得失与全局利益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带领大寨的老百姓走上了共同致富之路。

　　作者｜张怀英

　　一　不同凡响的“懒散组”

　　1948年7月，正太战役结束后，昔阳周边的敌情基本解除，随后我离开了武装部门到一区任区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提出的口号是：“土地改革拔穷根，组织起来栽富根。”可是要真正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改变几千年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在党中央号召“组织起来”的时候，农村中部分农民存在着抵触情绪，一些地方的矛盾还相当尖锐。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搬石头”运动伤害了基层干部的感情。抗战胜利、内战爆发后，根据地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热情本来是很高的，翻身农民在歌声中发自肺腑地唱道：

　　八路军打走了顽固兵，

　　土地改革翻了身。

　　自由谈话订了婚，

　　哼嗨哟，过上好光景。

　　为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农民们参军参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支前运动搞得红红火火。在“过黄河，渡长江，打到南京捉老蒋”的口号鼓舞下，过去比较困难的扩军任务也完全变了样，每次扩军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父送子，妻送郎，弟兄相争上战场”的动人事迹屡见不鲜。

　　可是，到了1947年底，解放区在整党时，本来土改已经搞得过了头（伤害了中农），这时反而认为土改不彻底，原因是党内混进了坏人，组织不纯，竟提出了“踢开老组织，搬掉大石头，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错误口号，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干部懒心懒意，工作不积极。加上土改后广大党员干部分得了土地、房屋，革命到头的思想不断滋长，认为有了“土地房屋大犍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就“革命到了头，再干没奔头”。有的一些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入了党，当了支部书记，有的还调到区、县当了脱产干部，这时竟不要党籍，背上铺盖不辞而别，回家种地去了。有的党员说：“当干部是惹人多，误工多，不如干脆赶大车。”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很多基层干部除了少数还做点工作外，大多数都躺倒不干，各奔前程。农村党支部这种涣散、解体现象较为普遍，县、区下乡干部贯彻中央指示，号召组织起来，可是有的村连支部会都开不起来。

　　第二，土改后的农民想法也不一致。原来的富裕中农劳力好、土地好，会经营，怕跟别人一起互助吃亏。翻身后的贫下中农也各有各的打算。少数劳力强、会经营的贫下中农羡慕旧社会地主、富农的“屏扇门，四合院，长工担水马磨面”的生活，想斗倒地主当地主；一些劳力弱、不善经营的贫下中农很愿意互助，但却没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干。

　　由此可见，经过土改后的农村走到了一个面临着两难选择的十字路口：是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改变几千年来形成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模式，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呢？还是任其自由发展，走旧社会富人享福、穷人受穷的老路？

　　这个时候，我党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通过成立互助组，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共同富裕。为此，各级政府派出大批干部下乡，每天走村串户，宣传组织起来的好处。农民们听着都点头，干部一走仍是原样。有些地方虽然从表面上看是组织起来了，村干部报上来的数字也不少，其实正如群众所说，是“春互助，夏单干，秋天跌倒找不见”，有的干脆就是“名互助，实单干”，连“变工组”都不如。上级要求普遍实行互助，村干部就报假数字糊弄上级，拿出了跟日本人周旋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因为数字不真实，村里人都不喜欢干部下去，有的农民说：“区里留下一个区长，县里留下一个县长就行了，要这么多干部做甚？”区里一个干部住在大寨片区的阎庄窝村发动群众。这个干部知道当时人们对于组织起来有抵触情绪，就住在那里不走，晚上开会时说，不真正组织起来就不散会。农民也有对付的办法：你不散会我就睡觉。这个区干部白天搞调查、看报纸、想办法，黑夜开会，甚是疲劳。一天，他看报看累了，就用报纸盖着脸睡了一阵，正好被人发现了，就给他编了两句顺口溜：“工作员，没毯逑事，黑夜开长会，白天盖着报纸睡。”目的是想赶他走。

　　当时我刚刚从事地方工作，正在为“组织不起来”大伤脑筋。1948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主持召开全区区干部会议，专门研究“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问题。当别人都在为“组织不起来”叫苦连天时，在大寨下乡的区干部董来籽汇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号称“个半驴”的陈永贵是村里第一个劳力强、会经营的男子汉，他不计个人得失，把那些翻身后年龄大、体力弱、不会经营和一些年龄小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长年互助组。开始村里人叫他们是“娃娃组”，有人甚至讥笑他们是“懒散组”，成不了什么气候。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把土地整修得特别好，把塌了多年的地堰也垒起来了，庄稼长得特别茂盛，产量连年增长。他们打的粮食不仅超过了一般的单干户和别的互助组，就连全村最富裕、最善经营的人家也赶不上他们。因为生产搞得好，这个互助组从1946年组织起来到现在，从没涣散过，并且还不断发展壮大，户数已经占到全村的三分之一以上。

　　参加会议的同志听了大寨的情况汇报，都感到很惊奇，我也感到喜出望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就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搞了一些长年互助组，但为数并不多。大寨所在的一区是1945年才解放的，在这样的解放区，像陈永贵领导的这种长年互助组实属罕见。因为陈永贵是在我的脑海里挂了号的人物，我便亲自到大寨村去搞调查，证明了这个区干部的汇报完全属实。

　　随后，我找到陈永贵询问。我说：“老陈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要跟这些娃娃和老汉互助呢？”

　　陈永贵说：“好劳力有啥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照样穷得叮当响，现在我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我听了陈永贵的这番话，意识到这个人不简单，想得深，比一些干部看得还远！

　　二　老少组和好汉组的斗争

　　原来，1946年春，在共产党员也是村里的政治主任的贾进才领导下，大寨村的第一个互助组就成立了，陈永贵第一个报名参加，成为互助组里的骨干。当时加入这个互助组的有20多户人家，占了全村的四分之一。

　　成立这个互助组时，在接纳什么人入组，不让什么人入组的问题上，陈永贵和不少人特别是和一些劳力强、畜力多的富裕中农们发生了冲突。富裕中农们怕跟上劳力弱的老汉、娃娃们吃亏，不同意接纳这样的困难户入组。可是陈永贵则认为老汉、娃娃们没有生产技术、不会经营、无力耕种，这是旧社会造成的，不能怪他们，搞互助不应该把他们排斥在外。

　　大寨村解放时，全村84户人家，总共只有十多个好劳力。为什么会这样呢？说起来让人酸心。1942年日本人一次进村就抓走并杀害了40多个壮劳力，占到全村青壮男人的一多半。解放后，村里参军又走了20多个。这样一来，留在村里的青壮劳力就屈指可数了。

　　当时村里有一户老贫农叫贾耕耘，他头发花白，胡子一大把，旧社会夺走了他的全部亲人，土改后他单门独户搞生产，再加上他身体有病，生活相当困难。村里动员搞互助组的时候，虽然他很想参加，可是他也知道多数人不喜欢和他一起搞互助，就没有报名。村里还有些半大的娃娃，像梁便良，他从小就死了母亲，跟着瞎眼的父亲过活。他12岁开始给地主放牛，说好只管饭，不挣工钱。解放后，他分到了房屋和土地，可是他个子很低，1946年时他已经十六、七岁了，可长的还像个娃娃，从来没有单独种过地，更谈不到有什么农业技术。村里组织互助组，他很想参加，可是人们都说他窝囊，不愿和他一块儿互助。可是在陈永贵看来，这些人才是最需要互助的人。基于这种想法，陈永贵站出来说：“这些老汉、娃娃的苦是旧社会给他们带来的。他们虽然劳力弱，但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只要有好人引领，照样能把活干好。”在陈永贵的坚持下，互助组接受了贾耕耘、梁便良等老汉、娃娃。

　　可是，这个20多户的互助组热热闹闹地干了没几天，以贾志发为首的一些劳力强、牲畜多的富裕中农感到互助组成员劳力、牲畜、农资等悬殊太大，怕跟上吃亏，便退出了这个互助组。他们说：“搞互助就要兵对兵，将对将，门当户对，自愿互利。咱不能拿上等的劳力和农具给别人使唤，跟上他们受罪。”于是，这些劳力好、工具好、有骡马的人家碰在一起，另起炉灶，搞了一个人强马壮的互助组，后来被人称为“好汉组”。

　　贾志发等人另起炉灶后，陈永贵想了很多很多，他看到留下来的十来户老的老，少的少，根本没有单独的生产能力。如果把这些人排斥在互助组以外，他们光靠土改分下的这些地产，过不了几年还得受穷。这样一来，土地改革不是等于白搞了吗？

　　想到这里，陈永贵便横下一条心，对垂头丧气的老汉、娃娃们说：“大家不要急，他们走他们的，我和你们一块儿干。”

　　梁便良听了又惊又喜地说：“金叔，你不怕我们拖累了你？”陈永贵小名叫金小，平时娃娃们都亲切地称他“金叔”。

　　陈永贵听了“哈哈”一笑说：“拖累我？旧社会谁拖累我？还不是照样受穷。今天毛主席领导咱们分下了地，如果不互帮互助，这地能保得住吗？”

　　于是，在“好汉组”成立不久，陈永贵和这些老汉、娃娃们也成立了一个互助组。村里人称他们是“娃娃组”、“懒散组”，后来总结经验时被称为“老少组”。

　　“好汉组”成立以后，贾志发等人很想拉陈永贵这个庄稼把式入伙。在他们看来，陈永贵有才干，会经营，又是全村第一个好劳力，如果能把他拉过来，组里的生产一定发展快，个人致富的梦想就能早日实现。于是，贾志发等人多次劝陈永贵退出“老少组”，加入到他们的“好汉组”里来，并答应组长让陈永贵当。陈永贵根本不买这个账。他说：“我不怕这些老汉、娃娃们拖累我，我跟他们在一块儿是干定了。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和他们在一块儿闹互助，不一定就搞不好。”

　　陈永贵的这些话刺到了贾志发等人的痛处，他们便说起了风凉话：“陈永贵那个组老的上不了马，少的拉不开弓，还想搞生产，我看是没门。”

　　有些人则惋惜地说：“拿上陈永贵一条好汉，跟上一伙老汉、娃娃受罪，真是傻瓜。”不久，陈永贵让梁便良当了副组长，这一下村里的议论更多了。有人说：“他还能当组长？人还没有工具高，让他当组长，我看准倒霉。”也有人说：“这个互助组不是搞生产，是搞凄惨。”

　　梁便良听了这些话，气得直哭。陈永贵却并不生气，他对组员们说：“我们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路子走不差。只要心齐，怕甚哩？”

　　春耕开始后，区里号召开展生产竞赛，要村与村、组与组搞对手赛。贾志发为了看陈永贵的好看，主动提出要跟陈永贵的互助组竞赛。这一下可把陈永贵惹恼了。他想，在旧社会和地主斗我也没有输过胆，现在共产党号召组织起来搞生产，你贾志发却处处想踩我的脚后跟，我还能输给你？于是，陈永贵答应了贾志发的挑战。

　　春耕播种前往地里送粪时，“好汉组”人强马壮，人担驴驮，不几天就送了一大半。陈永贵的“老少组”不用说是牲口，就连驴毛也没有一根，全靠人担，远远落在了“好汉组”后面“好汉组”的人也放风说：“人当牲口用，三天顶一工。要想夺丰收，还得借东风。”意思是说“老少组”要发展生产，就要借他们的牛马使用。

　　陈永贵听了这些话，非常着急，便和大家商量怎么办。组里人七嘴八舌出主意，最后决定男人起早搭黑加班干，同时也发动妇女参加送粪，一人担不动，两人抬一筐。多少年来，女人是不下地干活的。常言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养儿女，做衣衫，成天灶前灶后转。”可是经陈永贵一动员，女人们都很乐意，纷纷参加到了送粪的行列，就连十来岁的小姑娘也出来了。动员女人下了地，陈永贵又要求男人做饭干家务。他说：“现在女人和男人一样下了地，男人回去凭啥要躺在炕上吃现成饭？”于是他自己带头做饭干家务，完全是个模范丈夫。他的这些办法还真灵，没几天组里的各项活计就赶了上来，和“好汉组”打了个平手。

　　“好汉组”虽然劳力好、畜力强，可是因为谁都怕吃亏，在自家地里干活像打冲锋，给别人干活常打瞌睡。春天播种时一家一户有困难，还能将就在一起干，到了夏天便各奔前程，秋天收获季节来临时，则纯粹单干开了。这样的互助组有名无实，对发展生产根本没有多大促进作用。

　　“老少组”则不然，组员们在陈永贵的领导带领下，安排农活时，总是根据轻重缓急统一安排，集中劳力打歼灭战。劳动中互相帮助、互相体贴，自打成立起来就没有散过伙。到了秋天，全组夺得了大丰收，亩产平均达到150多斤，超过“好汉组”30多斤，超过单干户更多。在铁的事实面前，“好汉组”的人傻了眼，全村群众也受到很大震动。“老少组”的人经过这一年的斗争，增强了信心，增长了才干，对党号召“组织起来”的道路更加坚信不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第一年的成功事实，村里要求加入“老少组”的人日渐增多。随着陈永贵领导的“老少组”户数的增多和生产的发展，全村人从生活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组织起来才是一条由贫变富、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

　　1. 赵庆生卖地

　　就在“老少组”的生产一年一个新台阶地向前发展时，大寨村的老贫农赵庆生家却几乎被逼走上了卖地的绝路。

　　赵庆生一家七口人，却有五个是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只有3岁，负担本来就很重，三年前老婆又生了病，常年卧床不起，真是雪上加霜。三年来，赵庆生一个人担负着全家七口人的生产，还要给老婆看病抓药，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刚开始政府每年给他救济，“老少组”的人帮他种地，陈永贵和乡亲们又经常给他送吃送穿，生活还能凑合着过。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一场大雨，把赵庆生山坡地里的10亩庄稼冲了个净光。人祸加上天灾，使他的处境更加艰难。陈永贵和乡亲们都替他着急，大寨却有一个人暗中高兴，这个人就是富裕中农贾志发。

　　解放以来，贾志发天天打着发家致富的小算盘，一心想再买几亩地，雇上个长工，过几天解放前地主的生活。在全村的800亩土地中，最使他眼红的就是赵庆生家的5亩朝阳地，和他家的地是地连地、把连把。这5亩地人称“刮金板”，意思是说这块地特别好，怎么种都有收成。要说这块地也确实不错，土质松软，抗旱耐涝，通风透光，年景不好时也能打到八、九十斤，是大寨村最好的一块地。解放前，这块地被地主贾用货占有，别的地块可以先种地后交租，这块地却要先交租后种地，而且租价要比别的地高出二三成。贾志发对这块地早就垂涎三尺，朝思暮想着要把这块地弄到手。赵庆生的老婆生病后，他认为机会到了，于是就经常背着人到赵庆生家送粮食，有时也送些钱。起先赵庆生不要，贾志发就说：“咱们兄弟好说话，你眼下有困难，只要把数字记在心上就行了。”赵庆生听贾志发说得很诚恳，就收下了。后来，为了给老婆治病，赵庆生又不断向贾志发借贷。三年下来，连本带利竟有40石粮食。贾志发这时想，每亩算上8石粮食，这40石粮食足够买这5亩朝阳地了。于是他就趁火打劫，催着赵庆生还债。赵庆生是全村有名的急性子，他见贾志发不断上门讨债，就说：“我赵庆生再穷也欠不下你的债。没有钱我还有5亩朝阳地。”贾志发一听，正中下怀，就顺水推舟说：“好好好，我这就寻人写契买地。”

　　贾志发逼着赵庆生卖地的消息一下传遍了小小的大寨村，宋立英和梁便良听说后，非常着急。他们知道，赵庆生旧社会一直给人家扛长工，现在卖了这5亩地，到头来还得给人家扛长工。这怎么行。于是他们就去找陈永贵想办法。陈永贵一听很气愤地说：“地不能卖，咱去找贾志发，问问他为啥要逼着赵庆生卖地。”贾志发看到陈永贵领着人来给赵庆生撑腰，就说：“欠债还钱这是理所当然，赵庆生是拿地来顶债，不是我逼他。只要他还了钱，我也不要地。”陈永贵说：“债是一步一步欠下的，还得一年一年还，不能乘人之危，逼着卖地。现在是新社会，你不能学地主富农那一套。”陈永贵越说越气，贾志发看到众怒难犯，也就不敢再逼着赵庆生卖地还债了。

　　在当时的农村中，类似赵庆生这种遭遇的不是一家两家。单干户们在发展生产中，由于在人口多少、劳力强弱、生产资料好坏和劳动技能高低等方面千差万别，贫富分化的现象再次出现。一些劳力和农资都很强的农户通过辛勤劳动富了起来，开始置地置房，雇人干活；另有一部分农户则日益贫困，再次沦落到了无衣无食、卖地卖房的困苦境地。

　　赵庆生因天灾人祸借债卖地的事实，深深教育了大寨的广大群众。他们一致认识到，光靠土改分下这二亩地还是拔不了穷根，只有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2. 经商梦破灭

　　1949年前后，社会上普遍流传着一股风，说什么“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在这种风潮的冲击下，大寨村民又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当时因为解放时间不长，广大群众的觉悟不高，对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听干部讲过，谁也没有见过，对“庄稼搅买卖”却是轻车熟路。大寨村的贫下中农在陈永贵的带领下，逐年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可是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下，一部分富裕中农重返老路，少数贫下中农也跟着学。当时全村已经有了50多个好劳力，这时倒有一半出去跑买卖。弃农经商，老老实实的贫下中农吃不开，得靠那些能说会道、善于拐人骗人的人。大寨村在旧社会会经商的人也没有多少，现在一下出去这么多人尝新鲜，碰运气，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还把土改时分下的几石粮食和几年来挣下的家业赔了个净光。大寨村集体在这股风潮中也损失严重。

　　土改后，大寨村没收下地富300多石粮食，为了经商发财，村里成立了一个供销合作社，由本村社员贾志远任主任。开业后，正赶上1949年—到1950年的全国物价大波动，缺乏经商经验的村民辛辛苦苦干了二两年，不仅没有赚钱，还把300多担石粮食赔得剩下30多石，户均3石多。另外，虎头山下煤炭资源丰富，村里采取集资入股的方式，准备开煤窑。当时全村26户集资22股，陈永贵和贾进才都入了股。可是由于开采工艺落后，煤窑挖开后，排水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结果干了两年多，煤窑没开成，只挖出一窑水，损失小米230多石，户均近9石，集资人平摊了损失。

　　经商失败了，灰心的农民们又说：“走京城，做买卖，不如在家挖土块。”于是弃农经商的农民在万般无奈中，又拿起了锄头，干起了老本行。陈永贵在这股经商的风潮中虽然入股煤窑，但他善于总结教训，这时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上。在别的互助组处于涣散状态时，他领导的互助组越发展越壮大，到1952年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参加的户数已经占到全村的一半以上，产量也由一百二三十斤提高到二百多斤，人均口粮超过了500斤。这个事实深深地教育了“老少组”的成员，有的组员自豪地说：“跟上永贵大哥可是走对了。”

　　3. 两个反面教材

　　土改结束后，有些村的党支部在革命成功的思想支配下，放弃了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党员干部们各奔前程的现象也很普遍。

　　离大寨村不远的西南沟村党支部有17个党员，除了3个还做点工作，其余都退坡不干。支部书记毛钱祥说：“当干部熬眼多、误工多、惹人多，不如干脆赶大车。”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不领导群众搞互助，却把自己土改时分下的地卖掉，又向政府贷了点款，拴回一辆马车，利用过去当干部时认识的人，跑昔阳，过阳泉，干起了运输活。没过几年，挣下一大笔钱。他又买回了地，盖下了房，还得意地对人说：“再过两年，我就是腰缠万贯。”毛钱祥富起来后，就有点看不起入了互助组的村民，他公开提出要和互助组搞竞赛，说看看是我优越还是你们优越。他白天在外拉货，晚上在家点上汽灯打朴克，还冲着加班干活的村民高叫：“三把等一把，快来打朴克。”群众们听了都很气愤。由于精神空虚，毛钱祥就经常饮酒作乐，整天都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一次他酒喝多了，还要去县城送石料，因拉货太多，牲口在爬城东门的大坡时，拉到半路的陡坡上拉不动了，车开始往回倒。大车从坡上翻下来，车摔坏了，马也摔断了腿。毛钱祥为了给牲口加力，被压死在大车下。毛钱祥发财梦没有做完，却上演了这样一出悲剧。在毛钱祥放弃领导的几年中，西南沟村的两极分化发展很快，到1950年，全村152户就有23户出卖土地，25户出卖房屋和耕畜，有5户靠扛长工、打短工度日。

　　南关村支部书记魏路全，原是李夫裕村人，旧社会流浪到南关给地主扛长工，20大几了还是光棍一条。土改后，魏路全当了支部书记，他分了房，分了地，结了婚。1948年，他把土改时分下的浮财卖掉，同人合伙拴起了一套大车，做起了买卖。这年整党时，魏路全三个月中没有开过一次会。为此我找他谈过两次话，劝他不要忘本，还是要听党的话，好好工作。魏路全推辞说：“我没文化，能力弱，不要说当支部书记，党员我也不想当了。”后来根据党的组织原则，魏路全被劝退出党。此后他放出凉话说：“我的愁帽总算摘掉了。”可是到了1950年，魏路全因为买卖赔本，连马车带分下的土地、房屋一起卖了才还了债，在南关无处安身，最后只好又回到了祖籍李夫峪去定居。

　　从1948年起，区委和县委就不断派人总结陈永贵的互助经验，号召其他村向他们学习。陈永贵从1949年起就成了县里的劳动模范，不断受到区县的表彰和鼓励。同时，从1950年起，区委紧紧抓住西南沟、南关等村的反面教材，向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新社会的教育，并明确指出：农村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翻身农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广大干部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有了这些正反典型的比较，陈永贵领导的老少组的蓬勃发展就格外引人注目。

　　1951年，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到大寨调查陈永贵的互助组，回到区里后要我谈一谈我对这个互助组的看法。我就给他详细谈了以上我了解到的情况和我对这个互助组的认识。我认为，在没有化肥、没有优种、没有农药的情况下，他们的产量由120多斤增加到200多斤，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互助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这样的变化是和他们不断开展新社会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但最根本的是“老少组”的成员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体会到，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是最适合他们的切身条件和物质利益的，不然就不会这样熠熠生辉，虎虎有生气。

　　谈到这里，那位记者问：“陈永贵同样是贫下中农，他翻身后为什么会走另一条道路？”我说：“土改后，农村基本上中农化，小农经济是站在十字路口的经济，有走社会主义的可能，也有走资本主义的可能，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这位记者听了说：“这就对了，政治思想工作不能离开物质条件，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但在不同的时期，要各有侧重。物质能变精神，精神也能变物质。”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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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节选自《大寨·陈永贵！--我的思考与回忆》（张怀英著）第一篇的第3-4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