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树生之有无谈治史的道德与良心_风闻

某平台中有一个问答，“《八佰》中，四行仓库的守军为什么要绑着炸弹手榴弹往下跳，这和直接丢下去有什么区别？”回答者踊跃，笔者也参与其中。

下面是我的回答：

很多人都在纠结如何破这个盾牌方阵，可你们为什么就不纠结一下历史上有没有这个方阵呢？

盾牌方阵，陈树生，都是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虚构。

要问为什么虚构出这么一个荒谬的情节出来，因为有人愿意相信，因为能煽情，而只要有人信又能煽情就有人愿意买票去看，有人看就能换取票房收益，所以才有了这有违史实也有悖常理的胡说八道。

还甭说电影了，你就看本问中作答的，不是照样有人坚持说陈树生真有其人？为什么这么说，一种可能是无知，即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只凭在网络暴文中抄来洗去，而从来跟原始的第一手史料不沾边，在骗人的同时捎带着把自己也给骗了；还有一种则是为了流量。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打了爱国牌，能煽情，就有人点赞，就能产生流量，而怎么能产生流量就怎么胡说八道。在这点上，自媒体和影视作品一个德性。

作为普通的读者，人家的研究方向或兴趣爱好不在这上面，茶余饭后打开手机浏览一下历史网页，或带老婆孩子去电影院看个电影，纯粹就是个消遣。狗血的剧情好看、煽情，点个赞或叫声好，无可厚非。但作为在客观上对大众有引导责任的影视编导和自媒体作者，要求就不一样了，即你得讲道德，讲责任。在此想问一问，你们创作时除了想赚钱，是不是从来也不摸自己的良心？

我为什么坚持认为陈树生其人其事是虚构的，这是我在某问中的作答：

我觉得吧，既然要讨论历史问题，就老老实实讨论历史问题，用不着高喊那些爱国的煽情的口号。治史，不是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问题，不是感情的问题，不能想当然，而是你得有依据，得用史料说话才行。当然这史料也要进行甄别去伪存真才行，最起码的，它得是个史料才行。

（一）

如今网上关于陈树生的故事太多太多，随便一搜就能装满两大箩筐，可我无数次地问过那些发文的作家，出处何在？迄今没有一个人给予有效的回答。

关于孤军的历史，总共就那么四天，总共就那么一营人，总共就那么几场战斗，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等已经记述得那么详细，当年朝野大小媒体淘金子似的淘了那么多遍，八百壮士那点事儿已经十分的清楚，没有什么再挖的余地了。

陈树生，虚构的。

在我质问陈树生其人其事的史料出处时，他们反问：你能拿出没有陈树生的史料吗？并进而言道：对于陈树生其人其事，谢晋元、杨瑞符等没说有，可也没说没有呀？

这么多年与国粉缠斗，什么样的流氓文痞我都见过。说实在的，我既然敢较这个真儿，就不怕抬这个杠。

1937年11月1日，也就是孤军撤出四行仓库的第二天，杨瑞符因腿部受伤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当记者问到在四天的战斗中表现最突出的有哪些时，杨回答：“那天投弹炸死许多敌人的是排长殷求成干的，他因未用棍子打电筒，被敌击伤了右手……我们对官兵，只求能达到任务，这次坚守的都很有决心，谁派到任务，谁都可以达到。殷排长机会好，所以表现好……”他想了想又说：“还有一位上官连长和汤医官，因为移防时都在他处，直到二十八日才经过许多坚苦视死如归地赶来，钻进了四行仓库，与大家决心共存亡，都是很可佩服的。另外还有第三连陈排几个弟兄，在敌人堵门来攻时，他们在敌机枪猛射中英勇奋战，爬在地上弄了一脸灰，起来擦擦眼，又向敌还击，待敌机枪又射，又隐蔽到地上，这样更番苦战的精神，都很不可多得。”

看到没有，表现最突出的都在这了。如果真有陈树生这样的人和事，在一群记者的追问下，他把上述那样的三件事都说了，会将这最能彰显国军英武的惊天壮举忽略不表吗？

这就好比张三问李四，你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李四回答说是一辆三轮摩托车。他没说有轿车，可也没说没有轿车，那他家到底是有轿车还是没有轿车呢？

对于这个问题，只要脑袋没让驴踢过，是个人就不会搞错吧？

（二）

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后，突然冒出一个陈树生抱弹跳楼的情节，而且据说这还是出自孤军老兵之口，这怎么解释呢？

和对待档案史料一样，对于口述史料，也有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如今有的老兵的证言与八十年前的老兵的说法截然相左，信哪个不信哪个，就是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

我信八十年前谢晋元、杨瑞符他们的，不信那些新冒出来的。原因很简单，那么多年过去了都没人说过有抱弹跳楼这么档子事，改开后突然冒出来，你信吗？反正我不信。而且我猜这又是孙春龙式的一帮人背后操纵的结果。

那会不会有孤军官兵当年不知道的战斗情景，或虽然知道但当年不想说，或知道也想说却没处去说，只好等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再说的情况呢？

如果孤军这四百多人是分散战斗的，分散后几十年没有再相聚，因而互相不知道彼此的战斗经过有可能；如果这抱着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说出来有损国军形象，不想说而故意隐瞒有可能；如果当年孤军从没有接触过媒体，也从没有上峰组织过对战斗的总结，官兵们知道也想说却没处去说有可能。但事实却是，这四百多人始终就集中在一栋楼内战斗，彼此之间谁的一句话、一个小动作都了如指掌；抱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不是见不得人的事，而恰恰是一个需要大书特书给予飘扬的事儿；孤军结束四行仓库的战斗撤入租界，不仅是成建制有组织的，而且有大量的中外媒体跟踪采访报道，报道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点点滴滴都已经被挖得底儿透，哪里还会有等到半个多世纪后再说的道理。

如果真有抱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这样振奋人心斗志的壮举，谢晋元、杨瑞符等可不可能一个字不提？当年那么多大小媒体可不可能一个字不提？这么多年国民党官方可不可能一个字不提？

谁不信你就去找找看。

（三）

我这人有一个最让人生厌生恨的地方，即对于网文中表现的历史上的人与事，总要追问其出处，对于陈树生其人其事也不例外。终于有一天，还真就有人挖出了宝料，1937年11月出版的《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有绑弹跳楼的描述。淞沪抗战还在进行或刚刚结束时公开出版的东西，这难道还不是信史吗？

未必。

赵景深所著大鼓唱词《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确有壮士绑弹跳楼与鬼子同归于尽的情节：

廿八清晨敌军在河畔打旗语，

急忙把他的部队邀。

我军中一兵瞥见拚一死，

手榴子弹缚在腰，

突由六楼往下跃，

一阵青烟，敌我一同烟火消。

该书文图并茂，极通俗，还写明是经过了孤军营长杨瑞符的审校。实际上，同一年出版的祖池所著特写《孤军八百》中，也有类似的情节。

但是，由此即认定抱弹跳楼的真实性还早了点。先不说四行仓库距苏州河畔百十来米，没有武侠片中那样的神功跳不过去，即使有那样的神功，就此认定也不行。治史有治史的规矩，即对于到手的所有史料，都必须得经过鉴别、比对，还必须得做出取舍，因为剜到篮子里的未必都是菜。面对这与谢晋元、杨瑞符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你仍然要选择信一个不信一个。而这取舍用什么标准，是以史料的含金量为标准，还是以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有利为标准，又往往是检验一个治史者学术修养与品德修养的很好的试金石。

自媒体中有很多人是坚信赵景深等的说法而无视谢晋元等的说法的，比如著名流量大V萨沙，就极力推崇赵景深《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说法，而只字不提该说法与《孤军奋斗四日记》中的矛盾之处。

正相反，我仍然相信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的。因为谢晋元等是孤军官长，是四行战斗的亲历者，《孤军奋斗四日记》《四行仓库坚守记》等是其记下的战斗实录，而赵景深、祖池等是以笔杆子吃饭的文学家，宣传家，《八百好汉死守闸北》《孤军八百》等是其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文艺作品在四行战斗的史实考据中，根本就算不得史料，没资格作为依据被采用，就好比不能用《穆桂英挂帅》去考证宋辽战史；就好比不能用《三国演义》去否定《三国志》。这和它是啥时候出版的没关系。

又有声音质问我：赵景深的文章是经过杨瑞符审校的，这该怎么解释呢？难道说是杨与赵串通起来作假吗？

这个问题，你去问你的大学语文老师，他会告诉你审校文学作品与审校作战日志有怎样的不同。如果你受过高等教育的话。

我丝毫没有否定赵景深及所创作的《八百好汉死守闸北》等文艺作品的意思。八百壮士身绑手榴弹跳入敌群是虚构，但虚构有错吗？没错。小说、话剧、诗歌、鼓词、电影等艺术载体，从唤起民众，鼓舞斗志的意愿出发，适当虚构与夸张，只要切合剧情，塑造出陈树生或张树生或李树生这样的英雄形象，没毛病。杨瑞符等孤军官兵认可这样的创作，人民群众需要这样的艺术形象。

但艺术与历史必须要分开来说才行，不能因为在艺术作品中允许这样表现，就把它当成信史，这是两码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