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关于贤能政治的演讲，为何招惹印度外交部抗议？_风闻

2月15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议会发表演讲，就反对党——工人党领袖被指控在议会撒谎的报告，发表了论述新加坡贤能民主模式的讲话。这份论述新加坡民主模式的讲话，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李显龙通过援引以色列、印度和英美的民主制度衰败比较，重申了新加坡要坚持儒家主义“礼义廉耻”的贤能政治。

不过，李显龙的演讲高调称赞了印度民主制度创始人尼赫鲁，但指出印度的民主制度江河日下，众议院里有半数议员面对犯罪指控，招惹了印度人，并引发了印度外交部的抗议。

还有极端的印度舆论呼吁，要利用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资格，让友好的外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新加坡对印度内政的无理干涉和破坏性干涉。联系到印度正面临的选举，一些阴谋论者相信，可能是莫迪的政敌——尼赫鲁-甘地家族以某种方式说服新加坡总理做出这样论断，呼吁莫迪政府及其政府机构必须调查某些邪恶的外国阴谋，尤其是调查新加坡公司、其印度商业伙伴和新加坡总理之间的关系。

 撇开印度人热衷入戏的闹剧，其实中国读者更应该读读李显龙关于这份贤能政治的阐述，毕竟，新加坡模式根植儒家价值观，也一直被视为精英政治的样本。

（如下是李显龙的演讲，有删节）

我们面对的更大问题，是新加坡的民主应该如何运行。我们的民主制度的良好运作，需要哪些必不可少的机制、规范和价值观？我们如何把这些普遍原则贯彻到具体案例中，比如我们正面对的这一宗，来保护这些机制、规范和价值观？我们要如何为了未来而保障我们的民主，确保民主能带给我们幸福、繁荣与进步？这是三个我今天想讨论的、更本质性的问题。

国家民主体制的基石：人民的价值观

一个国家的民主的品质，系于人民的价值观。人们判别是非黑白、他们认为何事重要、他们拥护什么使命、他们拥抱什么理念。不管你观察什么例子，在历史的任何时刻，你都会发现运行良好的民主都有清晰、有力的规范。

无论是被统治者还是统治者，或者是那些希望有朝一日统治他们的人，都维护这些准则。这是健全的民主制度能选出优良、有正确价值观并不会腐化的人的方法。这会启动一个良性循环，好的民主产生好政府、好政府产生好政策。

这个循环必须由牢固的机制来支撑和延续。国会位处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塔尖，这里是讨论最重要的国家事务的地方，制定法律的地方，投票表决财政预算案的地方。政府在国会制定方向、提出政策，通过国会向民众负责；反对党在国会监督政府，同时若执政党失去民心，反对党就是候任政府。

国会议员必须持心公正，以正直的风范发言和行事，始终将责任放在个人之上，把国家放在政党之上。我们的最高职责，我们终极效忠的对象不是我们的政党，而是新加坡。这是为什么在就职时，国会议员宣誓“对新加坡共和国忠诚并效忠”。事实上，这适用于所有参与新加坡政治的人，不论是不是国会议员。

毕丹星先生的前助理、工人党干部罗佩英告诉委员会：“这深深刺痛我，但对我来说，比任何事都重要的，是对我的国家诚实。”我相信这个国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同意她的说法。

我们的民主制度也有赖于新加坡人民、选民承认、坚持、支撑同样的这些规范和价值观。这样，他们自己就能辨识—就像罗女士一样——辨识错误发生，并在那些有权势或有志于获得权势的人的行为达不到这些高标准时，向他们追责。民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正常运行的。

首位印度裔的反对党领袖毕丹星，被指责教唆党员在接受议会调查时撒谎

公共信任缺失的反面例子：以色列、印度、英国、美国

向选民与他们的领袖灌输正确的价值观，是数十年的工作，它需要不懈的努力和热情，而且不总是成功。

有许多国家在崇高的理念和价值上成立，但在多数的情况下，在建国领导人和建国一代之后，经过多年与多代人，事情就慢慢起了变化。事情开始时，都有着强烈的激情，那些奋斗并争取到独立的领导人，往往是有巨大勇气、深厚文化和突出能力的非凡个人。他们通过了火的试炼，成为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他们是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们，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建国元勋。

带着巨大的个人声望，他们立志达到人民的高要求，建设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为他们的人民和国家塑造一个新的未来。然而，在最初的热情之后，接班的世代往往发现很难持续这样的动力和使命。这些国家建国时是理想主义和奋发的健康民主政体，但日子久了，社会的基调就变了。这太容易了：这里一个闪失、那里一个盲点、一处敷衍、一点偷工减料，慢慢事情就走下坡了。政治的质感变了，对政治人物的尊敬减低。再过一阵子，选民就会认为这就是常态：你不能期待有更好的。于是，标准堕落了，信任被侵蚀，国家进一步衰退。

今天的很多（国家）政治体系，会让他们的建国领袖们都不太认得了。本古里安的以色列虽然在两年内举行了四次全国大选，却已变形为一个几乎组成不了政府的国家。以色列一批资深政治人物和官员面对连串的犯罪指控，其中一些人已入狱。根据一些媒体报道，在（尼赫鲁的）印度，人民众议院里有半数议员面对犯罪指控，其中包括强奸和谋杀罪的指控，虽然据说这些指控中，有许多是政治原因驱动的。

有什么可以避免新加坡走上同样的道路吗？没有。我们在本质上并不比其他国家更聪明或更贤良。现代新加坡并非天生就有万无一失的机制。

我们的建国者竭尽所能，奠下牢固的基础，建立坚实的机构。就算在当时主要的反对党社阵1966年决定放弃议席，出走国会，把整个场子都留给人民行动党，我们的建国者坚持守护国会的民主和多党的制度。李光耀先生曾经说明，当时，在人民行动党完全主导的情况下，他原本可以修改宪法，让新加坡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他刻意不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竞争和赢得选举的必要，执政党承平日久，会变得自满松弛，而那对新加坡会是灾难性的。 

我们的建国元勋因而采用了更为健全的做法。他们让政治保持竞争性。他们建设体制——国会、司法机构、公务员制度、警察部队和武装部队；之后还设立了民选总统和总统顾问理事会——让新加坡的运作更具韧性，而不仅是依靠几个关键人物操控权柄。

然而，体制仍然须要合格的人来掌管，得在很多领域选贤与能——部长、议员、法官、公务员、很多领域的专家。他们必须有能力和奉献精神，有心为公共服务，更重要的诚信和正直，让新加坡人能依靠他们执行公务，以新加坡为先，让国家得以成功。这便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制度的由来。

我们须义不容辞——每一代人皆如此——保护并完善我们所继承的制度。这需要我们刚正不阿，贯彻规定且坚持高标准，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确保没有人享有法外特权。

如果我们由始至终、一以贯之、毫不动摇地这么做，那我们或许有成功的机会。当被治理者和治理者共同拥抱且践行正确的规范和价值，人民就会信任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制度，以及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民主就能够成熟、深化并变得更具韧性。新加坡便可继续茁壮成长。

可是，如果我们有所松懈，这里稍稍放松一下标准，那里破例对谎言视而不见，这个良性循环就不再顺滑并开始衰败。

是什么关键因素让这个良性循环循环不息，让新加坡蒸蒸日上而不是每况愈下？那就是信任。

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在庆祝自己百岁诞辰时，对此有所省思。那是在2020年的12月，他在百岁生日时写了一篇报章投函，说自己漫长生命的最重要教训是：“信任是国家的硬通货。”他写道：“如果信任存在，好事就会发生。如果信任荡然无存，好事便不会发生。其他都只是旁枝末节。”

我们在冠病疫情见识了这个道理。一些国家应对得比其他国家好，信任就是关键因素。我重申这点已经两年多了，但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最近刊登的一份研究报告证实这点。报告研究了多个国家后发现，那些信任度高且贪污现象低的国家，感染率相对慢，疫苗接种率更高。

因为人民相信政府，彼此信任，比投入多少资源于医疗体系，更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相较于国家是否有全民医疗保障，人民是否彼此信任，人民是否相信政府，才是决定性因素。

新加坡很幸运，属于这类高信任感的社会。我们在疫情期间继续加强互信，但我们今天所享有的是过去几十年耐心、孜孜不倦、一步一脚印，从不允许任何侵蚀，才有了这个我们赖以投入战斗的巨大资产。

在其他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在美国，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几乎瓦解。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被说服2020年的总统选举结果遭窃取，拜登先生并非合法的总统，特朗普先生应该是现任总统。

当相当一部分的国民相信民选政府是非法的，你又如何支撑整个政治系统？所有议题都政治化了，政府运作陷入僵局，国家蒙受伤害。这也是为何那么多美国人拒绝接种疫苗，拒绝戴口罩，反抗旨在保护他们安全的防疫措施，导致那么多人染疫身亡。

或者看看方兴未艾的英国“派对门”丑闻，发生在“议会民主之母”的西敏寺。官方调查报告把丑闻归咎于“领导力和判断力的失误”。由于漠视自己制定的规则，现任英国政府严重挫伤了信任，在防疫上失去了公信力。

新加坡今天或许是高信任度的社会，但没有任何保证我们将继续如此。我们坚定不移地保持高标准，确保我们的领导人体现正确的价值，发生错误时及时指出，该惩罚时严惩不贷，维护我们体制的尊严，不把人民的信任当作理所当然，并永远不允许谎言、不实陈述、谬误成为被接受的政治规范。

新加坡民主的未来：帮助负责任的反对党

我们都在从事同一个工程——建立新加坡的民主和一个能在未来很多年能很好服务新加坡人的政治体制。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规范，并强化正确的价值观。

我知道新加坡人希望看到更多的政治竞争，我能接受这一点。从长远来看，我也预期这是新加坡应该走的方向。这就是每个议会民主制度的演变方式。正是因为我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2020年的投票之夜，在工人党在盛港赢得第二个集选区后，提出让毕丹星先生担任国会的反对党领袖，以提供他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支持。这就是负责任的政府，可以如何帮助一个可信、负责任的反对党的出现，进而为我们的政治制度走向成熟做出贡献。

但是反对党领袖的职务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为反对党议员定下基调，要求自己的党贯彻一套行为准则，更为重要的是，自己也要秉持正直，做到无可非议，反对党领袖得到的并不是一张空白支票。

诚信是民主的关键。如果反对党的实力，像从1966年到1980年代那样可以被忽视。那今天这场辩论的利害关系就会很小。如果人民行动党占据压倒性的主导地位，公众对反对党和反对党人，普遍上就不会有过高的期望。国家及其治理的基调，会由人民行动党，以及这个党强加给自己的高标准所确立。但随着新加坡走向一个更具竞争性的环境，反对党的能力和诚信就不是无关紧要了。“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维护”的问题，对反对党和执政党来说，在根本上变得至关重要。

因此每一次的选举，都将关乎到谁赢得授权以治理这个国家。如果系统正常运行，执政党只要保持诚信，有能力和受到信赖，它就会胜选。如果执政党做不到这些，而新加坡人认为反对党比它更诚实廉洁，更有能力，更值得信赖，那么执政党理应被淘汰，反对党会被选进来，组成下一届政府。我们不能假设人民行动党总是当政，也不能假设工人党或某些反对党将永远在野。

我不知道何时或如何，新加坡会有更换执政党的一天。我作为人民行动党的领袖，职责是确保我们执政时竭尽所能，在尽可能多的选举中，争取到人民的委托。

但作为国家领导人，我的职责也包括最大限度地，确保未来选举无论哪一方胜出，它都将坚持和遵守和人民行动党同样高标准的优良操守和诚信。这样我们的民主制度才能正确运作下去，无论是哪一方接手掌控，都不会前功尽弃。因为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全世界唯一的城邦型小岛国，需要一个强大、有效和善治的政府，无论是谁领导它。

由于成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和未来，参与到这个系统里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相同的标准。哪怕犯错的一方将自己描绘成弱者，也不能把它当借口，执行双重标准，以及为不可原谅的行为寻求开脱。

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由“派对门”引发的演讲。我肯定，他必定是对英国政治的现状有感而发，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呐喊。

让我给你读一些摘录：

“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有对政治的冷嘲热讽。我们被告知政客‘都是一样的’，和这种不真实的情况。选民可以容忍谎言，就好像它们是公共生活中可以被接受的货币一样。”

“但政客们并不‘都一样’。谎言是不可接受的。”

“做相反的暗示，是在贬损公共生活，诽谤占绝大多数的不会刻意误导选民的从政者。”

“但有些人会，而且他们的行为具有腐蚀性。这会玷污政治和国会的声誉，是一个危险的趋势。”

“如果谎言变得司空见惯，真相不复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什么和相信谁呢？风险是……没有任何事和人可以信了。那么我们将落入什么处境中呢？”

“如果失去了对我们国会中领导人的信任——那么对政府的信任也将荡然无存。”

梅杰代表的是西方的观点，但在东方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也同样至关重要，事实上甚至比西方哲学更重要，因为西方哲学强调制衡，而在东方哲学里，认为是你的美德，你的道德地位，赋予你统治的权利。在儒家思想中，有四个社会准则（四维）把国家维系在一起：即“礼义廉耻”。

廉洁奉公，排斥贪污，就是为人正直；这是一个可以用法律来强推的规范。但是羞耻心，对不法行为的感知，是一种道德观，它关乎个人所抱持的是非感，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做了对的事，还是做得不够好，即使没有人这么说，但我们的价值观和自己的良心会告诉我们。没有羞耻心的人，可能会因为害怕受到法律惩罚而服从，但他们会由于缺乏道德指南，去做正确的事——只因这件事是正确的，并且在无法达到预期的标准时，自我承担责任。

无论采取西方还是东方的观点，如果缺乏羞耻成为公众可以接受的规范，我们的政治制度将逐渐且不可逆转地崩溃。公众不仅不信任个别领导人，或特定政党，而是整个政治体系。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发生得太频繁了。

一个不是建立在正直基础上的民主是摇摇欲坠的，也迟早会倒塌。如果信任不是乔治·舒尔茨所说的“国家的硬通货”，谎言则如约翰·梅杰所说，成为“公共生活中可以流通的货币”，所有争吵和辩论的喧嚣都不会带给国家任何的好处。

民主体制要能够运作得好，信任至关重要。真诚是建立信任的基础，诚实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你说谎，公众怎么能够信任你？如果身负重任者撒谎，并且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脱罪行，公众怎么信任这个制度？而如果国会纵容它的议员撒谎，新加坡人要怎么相信国会制度？如果我们对明目张胆、极其不该的错误轻易作罢，它将腐蚀人们对领袖的信任、对国会的尊重、对我们整个政治制度的支持，而新加坡将会招惹麻烦。

艾森/艾森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