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严防”找一个硬道理_风闻

    2022上半年，全球会迎来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的结束吗？围绕这个问题，激烈争议至少已持续了三个月。

    美国、日本等国放松防疫的态势，以及英国政府在百岁女王确诊后立刻宣布与新冠共存而解除所有隔离措施，等等，这些都给全球疫情防控增添更多不可控因素。张文宏近日声称：“新冠疫情达到全球性的管控与平衡还需要数年的时间”。

    2022新年伊始，我的一篇文章《从中国古代疫病流行“两低两高”看当下新冠疫情何时“终结”》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揭示，疫病不因科学昌明而消停，它同样与时俱进的普遍常识。**当今世界，我们一面“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另一面“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艾滋病流行、结核病反弹、病毒变异增多，虫菌疫毒如野火死灰，得风复燃，异常凶猛。**当下摆在面前的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打针吃药的防治永远赶不上病毒的快速变异。但是，战胜疫情的信心绝不可失。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五点战胜当前疫情的启示。（详情点击查阅文末“阅读原文”）

    尽管当下是历史的延续，但历史经验并不总能完全解答现实的困惑与未来的迷茫。一些国家何以“无惧”疫情，而我们即便是在疫苗接种率“高到”可实现“群体免疫”水平，严防态势为何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松劲。

    尝试厘清上述疑问，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发展阶段与国民健康相关性——也许能够快速地找到科学解答的线索，为“严防”找一个硬道理。

    世界各国发展是极为不平衡的，造成发展阶段分化与福祉分配鸿沟的现状始于300年前欧洲工业革命。纵观今日世界的福祉分配问题，考察国民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相关关系十分重要，根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身体健康和财富是人类福祉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就顺着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指引进一步寻找线索。

    为了更直观地看到不同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人口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某一个国家内部平均收入水平的指标。我们将它们制成一张显示相互关系的图表，同时可用来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进行对比。所用数据均采自2010年公布，并统一折算成国际元，从而可以在相同情形下进行比较。如下图所示。

    图中横轴是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纵轴是男女人口总体的出生预期寿命。每个国家都显示为一个圆点，圆点的大小与国家人口的数量成正相关。图中较大圆点分别是中国和印度，而右上部分相对较小的圆点是美国和日本。

    从左下升至右上的这条曲线展现的是预期寿命和国民收入之间的一般关系：在低收入国家中间，曲线急速上行；但到了生活富裕、人均寿命长的国家，这条曲线就变得平滑了。

    请注意，在图中，中国所处的位置是整条曲线走势的“转折点”，这一点非常明显：从中国之后，原先走势陡峭的曲线开始变平缓了。实际上，这条曲线里“藏”着的是死亡的重要原因，在“转折点”左侧的贫困国家，死亡人口中儿童数量众多：一半的死亡人口是5岁以下的儿童。但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后，曲线移动至富裕国家，儿童大量死亡的现象就变得非常罕见了，死亡人口中老年人开始占绝大多数。传染病也不再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取而代之的是慢性病，尤其是心脏病（或者更宽泛地说是包括中风在内的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

    现实并非曲线所示那么简单。在贫穷国家，慢性疾病也正在迅速成为更为普遍的死亡因素。不过，在富裕国家，除了少数老年人死于肺炎之外，如今只有极少人会死于传染病。

   **这种流行病学转变被形象地归纳为疾病从婴儿的肠腔和胸腔转移到老人的动脉里。**自2012年以来，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凸显，甚至出现了“未富先老”的倾向，所以在高度城市化伴随着日益老龄化的新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的防疫压力非比寻常。

    人们也许发现了，在上图中，所谓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和地区不见“身影”，这一点需要解释一下。

    众所周知，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意义不同。国民生产总值包含本国居民在国外创造的收入，国内产生总值不包括；国民生产总值不包括外国人在本国创造的收入，但这一收入包含在国内生产总值内。

    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这种区别，一般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某些国家来说却并非如此。比如卢森堡，在这个国家工作赚钱的很多是比利时人、法国人或者德国人，这就使得卢森堡的国民生产总值大大低于国内生产总值。世界上最大的赌城中国澳门也是这样的情况。这两个地区，和卡塔尔以及阿联酋这样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一样，都被排除在曲线图之外。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要是绘制在曲线中，会在图右侧的边界之外。

    前已谈及健康和财富是人类福祉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上图也证明了它们一般同向而行。经受物质生活之苦的人们一般也正在承受健康之困。当健康和收入被结合起来谈论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世界各国之间的福祉分化其实也是多重的。而人类真实的福祉差距，实际上也比我们只观察健康或者只观察收入所见的要严重得多。

    要认识这种真实的差距，一种粗略但通常行之有效的策略是把预期寿命和收入相乘，然后得出一个叫做终生收入的衡量指标。这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衡量方式（生命价值不该以收入估价作衡量），但它的确形象有力地展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然，这张图不能证明更高的收入会促进健康状况的改善，也不能确认疾病的发生都是因贫困而起。同时，这张图也不否认钱在某些时候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极为重要的。在很多方面，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个人要改善健康状况，就需要有更好的营养，也就需要花钱；政府要提供洁净的水源，改善环境卫生，也需要有钱。然而，在富裕国家，虽然科研耗费了很多金钱，但在癌症或者心脏病上的治疗效果却都不明显——这多少能解释过了流行病学转变这个点之后，曲线变得平滑的原因。同时，人的预期寿命也是有上限的，因此当人的寿命高到日本或者美国这样的水平时，要想再往上走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有些国际著名学者宣称，在富裕国家中收入和预期寿命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重新绘图，把上图中的数据再做对数标尺处理，可以发现，下面新图中的所有数据都和上图一样，但是却给我们展现出来另外一番图景：大体上，新图这条线左右两边的斜度是一致的，仅仅在右边最上的地方稍稍有些变平滑（部分是被美国数据拖累）。这种情况说明，在最富裕的国家中，收入和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确实不明显。但从整体来看，对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还是和收入增长成正相关的。

    那些远离曲线的国家，其背后的故事一点也不比曲线附近这些国家少。有些国家是因为战争影响，人均预期寿命与其人均收入极不相称。还有一些国家则正在遭受艾滋病的困扰。其中的一些国家，“二战”以后在人均预期寿命上所获得的进步，已经被艾滋病传播全部或几乎全部抹平。因此，在图上，它们的位置也就在下方，远离曲线。

   贫富差距也让南非处在图表中极低的位置，在艾滋病到来之前，南非就长期位于曲线之下了，南非地域广袤，整体贫穷，但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却非常富裕。这种情况即便是在结束种族隔离之后也长期存在。目前，处于主流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可能源自南非。

   另外一个大国俄罗斯也表现不佳。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人均预期寿命出现急速下降，这有转型所带来的混乱和破坏原因。此外，过度饮酒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对俄罗斯男性的影响尤为显著。俄罗斯的情况存在争议，因为在政治制度转型之前，俄罗斯男性的死亡率也在上升。但不论真相如何，如今的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都出现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下降的情况，这与其国民收入极不相称。经济制度的变化，使得我们更难以衡量这些国家人民的收入状况，一些数字很可能被夸大了。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的这些问题还不算严重，但是毋庸置疑，俄罗斯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福利水平也在下降。俄乌关系持续紧张也为和平发展增添诸多不利变数。

    在防疫面前选择“躺平”的美国，其国民在健康方面的表现也与其收入水平不相称。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医疗保健上投入的资金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当高，但是所取得的成果，却成为收入和健康之间并无紧密关系的明证，更说明医疗支出和健康水平之间没有关联。也许，正是这一看不见的重大利益因素，美国干脆放弃与收益不相称的耗资巨大的防疫措施，而静静地等待“躺赢”。

   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的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近，但是它们的国民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4，而其在医疗上的人均花费，也只有美国的12%。

   其他国家的人均寿命表现则要大大好于其收入水平。后面的这张图比前面的图表现得更为清晰。尼泊尔、孟加拉国、越南、中国、哥斯达黎加、智利以及日本这些国家，其人均预期寿命在图中所处位置，比我们根据其收入水平所预想的都要高。在以上这几个国家中，穷国家在控制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方面都做得相当好；而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中老年人的死亡率通常都较低。这说明了，穷国可以做得比我们根据实际条件所预想的更好，而富国则可能做得非常糟糕。低收入人群也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健康保障，而花很多钱可能没有好的结果。

    在任何收入水平上，战争、流行疾病，以及显著的社会不平等，这些都会让健康问题恶化。这一点可为我们下一步防疫措施如何抉择提供参考。

    较高的人均预期寿命、良好的健康状况、人民免于贫困，而又有民主法治，这些是一个理想国家应该具备的几个主要特质。具备了这些特质，人民就有可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就有条件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目标。

    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切了解，人们在健康和金钱之间会做出怎样的权衡和选择，甚至不知道我所提到的这些，对人们到底是否重要。人通常有一种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可以在那些死亡率和贫困度都很高的地方拥有快乐的心态，甚至过上幸福的生活。穷人在最困苦的条件下，也会觉得自己过得非常幸福，而富人看起来拥有一切，却可能对生活极度不满。

    正如经济学家理查德-莱雅德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幸福的自我评估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好的环境只有在能增进幸福的时候才是有益的，如果人们自己觉得快乐，那么坏的境况也未必就是坏的。

    在短期的未来，我们何时能够重上发展的正轨和生活的常态，这些依然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但是当下，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自我感觉快乐显得格外重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