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人类社会必须走命运与共之路_风闻

**于洪君，**CCG顾问，中联部原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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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要“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这一重要论述，突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国新时代外交中的核心地位，阐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特殊意义，为深入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思想引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也是涉及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价值观集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各界为推动国际社会树立并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联手构建不同形式、不同领域、不同内涵的命运共同体，进而构建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做了大量政策诠释、理论探索和实际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认同，积累了许多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对人类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当今时代安全关切的共同性、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关联性为科学依据的。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举行座谈时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基于这一科学认识，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3月访俄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一方面，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性的难题和挑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强调：面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联合国各会员国要“携手努力”，联合国本身也要“抓住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走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同时也最具权威性的政府间合作组织，联合国的主要责任和最终使命，就在于组织协调世界各国，坚持和平与发展之路，共同走命运与共之路。这表明，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中国对联合国的国际责任与历史使命有了新认识，联合国主导全球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有新的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于对人类文明总体进程与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科学判断。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了题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演说。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这个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文明发展史，是人类社会既丰富多彩又千差万别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彼此联系、交互作用、兼收并蓄、共同进步的历史。人类文明不同组成部分和不同存在方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是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迈进的基本动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本质上说，就是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自然也就是人类文明相通相融的过程，是人类文明兼容并蓄的更高境界和更高发展阶段。中华民族积极与世界人民协同一道，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全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目的就是要助力人类社会的文明互鉴，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共生。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赴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的复杂形势下，深入浅出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个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重大问题。随后，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联合国在日内瓦的总部（万国宫）。他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开宗明义，阐明与大家一起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他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同时，人类也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本着“我们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的崇高理念，习近平主席庄严宣示：“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2019年5月15日，中国作为东道主首次举办全球瞩目的亚洲文明大会。习近平主席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再一次深刻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让各国人民命运与共，让不同文明和衷共济，让整个人类在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上全面实现“三个共享”，即共同享受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的尊严和权利，共同享受经济文化与科技进步的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可靠而有保障的永久安全。

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构建人类文明共生体，紧密相关，相得益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一系列体现新发展观、新利益观、新合作观、新安全观、新责任观的行动建议和政策主张。基于上述建议和主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构想已经发展成为完整而缜密的国际政治思维，成为涉及人类社会未来前景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理念和构想，必将随着新的实践和时代条件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密切相关，又与完善全球治理进程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单纯是一个崇高的政策构想，或者仅仅是一个神圣的道义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要求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全面开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基本依循，并且充分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国外交。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推动和引领利益诉求与政策主张千差万别的国际社会，努力建设世界政治新秩序、国际经贸新格局、文明互鉴新范式、共同安全新架构。也就是说，要推动和引领国际社会全面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适应世界大变局新特点新要求的国际组织架构和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有强大吸附力的交流合作体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大国关系牵动整个国际关系，大国互动的质量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未来。中国在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一直积极主张并努力推动建立均衡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框架。“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依循。当今世界，可以说，推动建立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符合历史发展大势、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的新型大国关系，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路径。

譬如，关于中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即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因此，他主张双方应“坚定不移发展面向未来的关系”“坚定不移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坚定不移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

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明并反复强调中美关系作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的特殊意义。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会晤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时，高度负责地提出了中美两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由于美方恣意妄为，倒行逆施，出现两国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紧张局面。对此，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歧,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拜登上任后，中美关系依然山重水复，但中方处理中美关系兼顾双方乃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坚持以斗争求合作的原则立场，始终未变。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举行视频会晤，郑重指出：“当前，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人类的‘地球村’也面临诸多挑战。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至于中国与欧盟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明确提议：双方应共同努力，搭建“和平稳定之桥”“增长繁荣之桥”“改革进步之桥”“文明共荣之桥”，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大国。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中之重。因此，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东南亚时，向周边邻国发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习近平主席阐释：中国主张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要与欧亚国家“大力加强务实合作，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要“共同努力，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极为丰富，内涵多元。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的放矢地提出了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等一系列政策性建议和主张。在不同场合与语境下，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以及海洋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内涵不同、路径不同、运作方式不同的倡议和主张。

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人类公共卫生问题、世界的集体卫生问题成为刻不容缓的全球治理问题。面对人类在公共卫生领域遭遇的巨大威胁，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3月召开的G20特别峰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建议和主张。在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向全世界提出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大构想。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向110多个国家的240个政党发出呼吁，希望各方以人类安全为重，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加强国际抗疫合作。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同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通电话或会面，反复深入地呼吁各方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

8年多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经过艰苦细致的理论诠释和外交实践，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与此相关的外交实践，有了越来越广泛的认知和认同。正如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所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向“创造所有人幸福生活的人类共同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引领时代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为国际社会不同领域的国际合作实践探索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指引。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郑重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其文件或决议之中。截至2021年12月，世界上已有14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总数超过200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减贫之路”“增长之路”、共同进步与繁荣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复杂而漫长、艰辛而曲折的渐进性历史过程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发展与安全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主流诉求。发展利益彼此相关，各国命运休戚与共，从来都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与属性。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谋求建立某种共同体的努力和探索，从未停止。使用“共同体”这一概念来标示相互合作目标与共同发展愿景的国家和区域组织，并不少见。譬如，1973年成立的加勒比共同体、1998年成立的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2000年创立的南美国家共同体（后更名为南美国家联盟）、2011年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这样的夙愿和追求。还有一些纯属经济性或金融类的区域组织，也冠以“共同体”之名。诸如1975年成立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83年成立的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1992年成立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1998年建成的太平洋共同体、1999年成立的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等，不一而足。

当然，所有这些共同体，无论理念构想还是运行实践，都不可能与中国倡导和推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提并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拥有不同目标和内涵、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共同体长期存在，为中国建立多种形式的全球伙伴关系网，尝试构建多种形式的区域型命运共同体，又提供了较为充裕的选择余地和运作空间。

以东南亚国家联盟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的东盟共同体为例，根据东盟21世纪初提出的发展规划，东盟共同体由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三个次级共同体组成。在此后的进程中，东盟先后发布一系列宣言，召开一系列峰会，其目标就是要实现东盟国家的全面一体化。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东盟国家并未完全实现其共同体建设目标。但该组织的前进方向、政策理念及运行模式，与中国提出并推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上存在不少相通相近之处。考虑到中国与东盟多数成员国互为重要邻国，中国早就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早就参与了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国（10+1）以及东盟与中日韩（10+3）对话，中国与东盟已经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已经形成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已经建立了具有较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2020年底又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在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前提下，积极倡导并大力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大有可为，前景可期。这样的区域命运共同体，可进一步释放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潜力，进一步实现双方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广泛对接。

此外，俄罗斯主导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及由此拓展开来的大欧亚伙伴计划，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及中方推动建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很大合作潜能和对接空间。虽然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未以“共同体”命名，现行目标只是保障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在各成员国自由流动，推行尽可能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但未来目标和前景还是要深化经济一体化，在欧亚地区形成统一的商品、金融、能源和交通运输市场。近年来，已有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开展合作，其中包括东盟、南方共同市场、非盟等地区一体化组织。越南、伊朗、塞尔维亚和新加坡等国，则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了建设自贸区的协定。

我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互为重要邻国，并且都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中俄两国同时还是“金砖五国”的主要合作伙伴国。俄罗斯认为，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相互对接，前景广阔。这种对接与合作，可以有效带动沿线国家，尤其是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经济的全面发展。2015年5月，中俄两国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即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方面的协议谈判。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世界经济关系与国际贸易秩序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俄两国外长表示：中俄双方将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促进欧亚大陆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双方重申，中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俄方拓展“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并行不悖、协调发展的。2021年6月，“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召开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取得显著进展予以高度评价。他指出，这样的实力叠加为欧亚地区形成符合“一体化融合”理念的广泛合作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只要中俄双方和其他有关各方坚持不懈，相向而行，“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全面对接的过程，终将发展为共同构建中国—欧亚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我们期待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中国—欧亚命运共同体建设，能够双向发力，比翼齐飞，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大潮中结出丰硕成果。

对于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构建各种形式的国家间命运共同体、区域型命运共同体、领域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是乐观的，更是现实的。我们深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国际关系的重组与新构，从未一帆风顺。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中的当今世界，国际总体形势和中国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愈加突出。

近年来，为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国联合某些西方国家，动用经济制裁、科技脱钩、军事封堵、舆论“围剿”、干涉内政等各种手段，破坏中国国际形象，破坏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遗余力地阻挠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甚至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抵制北京冬奥会之类的冷战游戏，无所不用其极。与此同时，否定经济全球化、否定区域一体化、反对多边主义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在西方浊浪翻腾。形形色色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等，在霸权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下，遥相呼应，兴风作浪。所有这些消极因素和扭曲势力此消彼长，相互借力，也对人类社会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构成极大妨碍，对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神圣事业构成巨大冲击。对此，中国早有充分认识和准备。

我们从不怀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漫长、充满艰辛与挑战的历史过程。可以预见与不可预见的风险与考验，难以避免。我们对此从来没有不切实际的企望，从来没有任何幻想。但是，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年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既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为人类进步作贡献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始终以人类进步为己任。无论未来世界如何风雷激荡、乱云飞渡，甚或险象环生，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始终不渝地带领中华民族，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在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斗争中，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文章选自《前线》2022年第1期

CCG 图书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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