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尔·加朵主演，阿加莎小说改编电影新《尼罗河上的惨案》值得一看吗？_风闻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这部作品，就像是对一切有想法、有野心的创作者的警示。“可以想，但千万别想太多”。而这一切的“想太多”，从肯尼斯布拉纳将罗莎莉和莎乐美改为黑人时，便已经难以弥补。

在原作基础上，肯尼斯布拉纳加入了更多的末世感，让案件成为了对世界阴暗面的象征，而波洛对案件的涉足，也与他自身的内心线索交互起来。“爱情的纯粹与扭曲“，成为了时代的代表，也引导着波洛内心希望的起伏。

在序幕之中，电影便借用波洛的参军过往，做出了暗示——先是抬尸的特写，而后是军队自杀式冲桥的命令，全员即将变为尸体，而波洛的计策帮助他们免于战败，却无力阻止突如其来的长官阵亡。他的聪明才智，并没能抵挡住通篇场景里黑白颜色给予的世界之绝望，没有避免战争带来的死亡。而在医院中，妻子却给了他又一次希望，并没有舍弃毁容的他，这就引导出了他的又一次希望，投身于战争结束后，看似和平、实则黑暗依然的世界中。而在这里，电影也给出了重要的要素侧面：拯救波洛绝望之心的，妻子不计外表的纯粹爱情。纯粹的爱情成为了波洛对世界的希望所在，而爱情的“不纯粹”则构成了电影主干案件的核心，引导着波洛的个人内心变化。

正片的第一部分，便是对于“战后世界”之表象繁华的表现，作为对后续部分中凶杀案、以及案情背后的人物错综扭曲关系的反衬铺垫。第一幕的舞会场景，肯尼思布拉纳让室内充满了高亮的舞台灯光，作为对此前一战段落黑白色调的对比，暗示着战后世界的辉煌，战争阴霾似乎一扫而空。而与之相应地，则是人物的潇洒美艳。布拉纳特意安排了两场较为完整的歌舞表演，作为对这种繁华的表现，而林内特出场的时候，更是被一组慢镜头强调，充分利用了饰演者盖尔加朵的颜值。而各组人物在这一幕里的和谐互动，则是又一层表面化的呈现。

在电影的起手阶段，布拉纳建立了“现代物质”与“古代权力”的对应关系，将之作为战后世界表面光辉下阴暗内里的表现侧面，并以爱情为切入点。在波洛眼中，他看到的是古埃及社会权力象征的金字塔，也是现代社会中“上流物质”象征的精美蛋糕，就像他即将面对的案件本质。前者以场景点缀、后者以特写，多次出现。其他人物的周遭，则围绕着“首饰”“香槟”“游艇““上流游戏”等，皆是物质化观感极强的符号。与之相应地，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复杂，充斥了围绕占有、资产的嫉妒与敌意，扭曲了爱情的纯粹，并成为了古代与现代的共同特性。

在前半部里，从表面向内里的变化逐步延伸。第一幕的舞会段落里，人物之间的互动还是和谐友好的，内在的纠葛只出现在台词等的第三者介绍之中。人物与场景同步美好，相得益彰。然而，到了新婚旅行的起始段落，一系列物质象征物开始出现，人物之间的嫉妒、情变、资产争夺，也开始逐步显现，先是如林内特表哥一样地“想要哄表妹签字，被察觉后遮掩而去”的半明半暗，而后比例提高，直到凶杀案的发生，来到了“求财而不惜一切”的最高潮瞬间，彻底显露。

在电影里，物质化程度极高的大船，人们在其上互相明争暗斗，成为了对“物质社会中，欲念熏心之人交锋”的浓缩象征。而波洛与他的朋友，则似乎成为了其中的例外者，更为纯粹——夜晚的船头，二人说起了朋友抛弃金钱、只为爱情的自由之恋，摄像机从二人身后取景，让他们的脸处在隔栏之后，将二人与灯火通明、辉煌之极的船舱隔离开来，也将他们剔除出了后者代表的物质。这一幕对波洛朋友布克的呈现，也让随后他被物质扭曲、为了爱情而不得不“夺取物质”做出了反向的铺垫，给予波洛以个人内心起伏的条件。

而与之相对地，金字塔作为“权力扭曲爱情”的古代象征，让它通过角色之口的法老夫妻故事讲解、获得了意义的明确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使用。初次进入金字塔的段落，电影给出了一组强烈的对比关系——抛弃金钱的罗莎莉与波洛朋友布克，在金字塔里尽情亲热，而林内特与西蒙的亲热，却遭遇了天降的落石，暗示着两组情侣之间截然不同的结合状态，颇为精细地为后半部中两组爱情的本质揭露，做出了铺垫：四个人的结伴状态，显然与独自出现的其他人物不同，暗示了案件中两组情侣的“核心”定位，爱情关系推动了案件的发展，其人不如其他角色一样拥有悬疑性，更明确地涉足案情，但相比之下，布克的“物质扭曲爱情”，只是一时的冲动，且程度较浅，与身边人更是实存爱意，西蒙那一边则是蓄谋已久，对身边的林内特只有谋划家财的物质，全无爱情成分。

身处神庙内部的段落，是肯尼斯布拉纳比较用心的部分。首先，在金字塔中，我们能看到波洛朋友的黑人女友母亲的属性——声称比起之前的贵族们、最满意这个穷小子的她，在神庙内部肃然自得。与此同时，布拉纳借此揭示了电影后半段的主旨：对于嫌犯们“是否如外表，确实重情轻利”的侦查与推理。在他们进入神庙时，镜头逐一在他们各自身上切换，每个人都身处那个由王权而建筑起的夫妻之墓之中，笼罩在阴影中的脸色不定，无法如两组情侣一样地明确其关系状态，而是呈现出了一种“是否受其影响、与其同类”的不确定感。

并且，在剧情层面，肯尼斯布拉纳也做出了高度对应的设计。后半部的剧情主干，是波洛对各人的探查。他对着每个人说出基于个人情况的犯罪动机推测，将所有人引导向利欲的一方，也自然面临着每个人以“我爱她“为核心理由的辩解。谁真正地爱她、谁又在说谎，成为了探案的主线，这便对应了人物们在神庙中明暗不定神色给予的“猜测性”。这种对角色人性的群体猜测性，在电影里被多次强调——当每一次杀人出现时，肯尼斯布拉纳都要用平移镜头扫过所有的人物，一个个展示他们盯着尸体、听闻枪击的身形，引导波洛与观众一起，猜测他们暧昧表情背后的真心。

肯尼斯布拉纳将“爱情“作为“社会”的凝聚象征，用爱情的被扭曲表现社会的黑暗，并借由古埃及的“权”与现代的“钱”，给这种黑暗赋予了一种超时代性，似乎成为了亘古不变的原地踏步，从未有所改变。这也是电影给予波洛内心要素、并将之作为重要线索的原因——一战时，波洛就产生了对人命轻浮之世界的绝望，并由妻子的纯粹爱情而再生希望；但在战后世界，他看到的却是各种的不纯粹之爱，是表弟在利益之下推动巨石砸向妹妹、却又因为“我爱她”而发出“幸好砸偏”的纠结，也是本来纯粹的朋友布克，为了结婚而被迫偷盗项链的转变；最后再次升级的，则是西蒙和杰奎琳，他们从一开始便绝非冲动、设计严密的犯罪，用他们的爱情将林内特推向死亡，却对其唯有图财、全无情意，比之先前诸人而更为冷漠。

这给予了波洛以巨大的信念动摇，当他发现自己将布克“想的太好、太纯粹”、而导致了布克在内的后续死亡后，他在一群终于揭开伪装、大打出手的众人中，晕眩倒地。而这种动摇与绝望，则由古埃及与现代的对接，得以超出具体时期，从古代到一战再到战后，从未有本质的改变。在电影里，“埃及金字塔、尼罗河与动物”与“灯火通明的游轮”，多次并列出现，强化了两个时代的共性。

而作为“社会缩影”的内容，电影则让林内特成为了一个“美好象征”，让她美艳不可方物，且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友情，代表了表面的繁华，又用她沉浸在爱情中、默念着爱人名字、而被其杀害的死亡，表现了美好的毁灭。在电影里，每当事件即将有所恶化，总会出现一个“海底大鱼吃小鱼，镜头上浮到游轮”的画面，作为段落的开启，也同样是对表与里的暗示。

可以看到，肯尼斯布拉纳并不甘心于复刻阿加莎克里斯蒂原作小说的表达系统。对于小说里即存在的“社会表现力”，布拉纳给出了大力的强化，将它直接作为了电影的内在核心，并试图对其社会性内容做升级，指向更大的宏观对象，而不拘泥于某一个时代。

对此，电影让波洛的个人内心成为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倍地让他动摇。而在另一方面，“社会性”的进一步加重，也不可避免地让电影带有更多的现实社会要素——贫富分化，阶级分化，种族问题。

肯尼斯布拉纳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镜头，去强调“环境象征”之游轮的繁华，并让人物们说出各种围绕资本、权势、奴役与被奴役的台词。更甚的是，面对种族问题时，他似乎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将黑人母女直接定性在了“无罪者、纯粹者”的希望之光位置上。首先，是黑人莎乐美在金字塔里的一席话，随后则是波洛对女儿的人品调查结果陈述——一顿夸耀、“只为了爱情，甚至比布克还有能力”后，波洛居中、其他人分站两侧的构图变化，罗莎莉走到楼梯中间，与一层中间的波洛持平，甚至因为居高临下的二楼位置，而压过了一筹，其人也开始大声斥责波洛。

由此一来，黑人成为了白人贵族扎堆、各个利欲扭曲爱情中的一抹亮色，成为了唯二的纯粹者，与白人波洛相比，都占据了“正义之力”的上风。而在电影最后，波洛的又一次“希望重建”，也落在了黑人莎乐美的身上。他走入莎乐美的酒吧，其人身处一片黑暗中，却被唯一的一抹灯光照亮，象征着在绝望大环境中的希望之光。而波洛在开头的“获得纯粹爱情”，也在经历了妻子去世的波动后，再次完成重启，获得了开头一般“走出绝望”的推力。

肯尼斯布拉纳的一系列“加法”与“设计”，不可谓不动心思。但是，这却带来了对剧情核心，“探案”的巨大削弱。由于上述的种种，叙事重点完全倒向了个别几人，甚至是太多的环境镜头，这让其他所有人物，都落于了“台词刻画”的初级阶段。我们对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明暗心理、甚至个人生活，都只能通过问询而获得，或是波洛的“利益”推测，或是其人的“爱意”自辩。

这样一来，原作中出色的群戏水准被大大削弱，配角们不再像小说或老版电影里那样，细节丰富、互动频繁、立体鲜活。一方面，这导致了角色们身上“悬疑感”的弱化。虽然电影用一次次的“全员横移长镜头”强化着他们身上的不明确意味，但他们的人物完成度却更像是“路人甲乙丙丁”，不仅仅是正邪内心不明，甚至连基础形象都干脆模糊不清——显然，没有人会去关心一个路人角色的涉案姿态，也没有更多用以猜测推理其心的具体行为之证据，有的只是定性一般的枯燥台词。

随之，电影想呈现的“爱情被扭曲”，也一并失去了鲜明轮廓，让人无法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肯尼斯布拉纳想要强化原作里存在的社会表现内容，甚至还想让它的视野再做提升，但他的一系列设计，却无一例外地起了反作用。归根结底，本作的表达基础始终是“案件”，只有将案件本身的悬疑性、人物像做好、做细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社会表现”高度，才能具有充足的张力。肯尼斯布拉纳聚焦于“高度”的夯实与升级，其手法却让万物根基的案件悬疑性被严重削弱。

为了自己的表达，肯尼斯布拉纳将林内特变成一个单面的“美好”符号，只调用了演员盖尔加朵的美颜，而完全消除了对她表演与人物立体的任何想法。而更致命的是，当他出于各种目的动机，将黑人母女早早变成“希望之光”时，潜在罪犯的名单里直接就少了两个名字，且是两个刻画最多的名字。

黑人母女的使用，恰恰便是电影问题的最佳典型。为了自己的思路，肯尼斯布拉纳将太多的资源倾倒给了一些与内在主题有关、却与案件本体撇清的角色、甚至物件与环境之上，而留给案件、提供错综交互之悬疑感的，则是一堆缺少具体行为的路人角色，悬疑感荡然无存，而终究要发自于案件的“社会性“，也就被株连了九族。

看上去，电影似乎在脱离以叙事、文本为核心的表达方式，用更加“电影化”的思路手法做改造，并借此对原作较难呈现的“超时代性”有所升级，让“尼罗河”从背景变成表达工具。

然而，这毕竟是一部小说改编作品，而且是文本基础极其优秀的小说改编作品。而电影的系统，也始终是以文本和电影语言的双线并列，从而互相作用的。本作如此的改编，无异于并无必要的打碎重建。

更何况，电影甚至让黑人母亲莎乐美，和波洛一起，将枪指向了白人凶手。肯尼斯布拉纳，想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