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高层史无前例大调整, 对华指向耐人寻味｜文化纵横_风闻

赵卫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虎年大年初一中国男足1:3告负越南男足，激起舆论强烈反应。足球之外，人们也越发注意越南之变。自1986年提出“革新开放”政策后，越南似乎长期在政经体制上模仿中国，也实现了经济增长，以至于近年来不时有“越南将接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言论。但现实中，越南体制究竟如何运作？当前越南政局变化有何影响？

本文指出，2021年是越南换届之年，从越共十三大到国会选举，短短半年里，越南高层权力结构经历多项史无前例的调整。越南高层重回由总书记、主席、总理、国会主席组成的“四驾马车”，以“四驾马车”、越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三层构成的权力体系得到巩固。在“四驾马车”层面，完全突破了长期以来南北人员对等和权力对等的惯例和默契，出现明显的权力失衡态势；在政治局层面，则呈现前所未有的南北均衡，接班人梯队中，南方占据绝对优势；在中央委员会层面，军方势力急剧上升，这是本轮权力调整又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作者认为，越南此次高层权力结构调整，虽在不同层级出现向某一部分倾斜的现象，但总体上依然保持大致平衡。不同层级的权力失衡现象，体现了越共高层对政策优先程度的判断（敌对势力破坏>海上主权>党的内部演化）。

作者指出，这种新权力结构既有促进中越关系稳定的积极因素，也有诸多不和谐的潜流**。越南时刻都没有停止对中国在两国交往中底线的试探，未来也必将继续借中美竞争之机向中国索要更多战略利益。**

**本文原载《战略决策研究》2021年第10期，原题为《越南高层权力结构调整对中越关系的影响》，**文章仅代表作者点，供诸君思考。

越南高层权力结构调整

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2021年是越南高层的选举换届之年。从1月份十三大召开完成党内换届，到6月中旬国会选举揭晓，彻底完成本届最高领导层的更新换届，**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越南的高层的权力结构经历了多项史无前例的调整。**这种调整既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也与外部因素影响密切相关，同时也将反过来对其内外政策和中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深刻把握和准确认识越南高层权力结构上述调整和变动的动因和对中越关系造成的影响，有利于中越双方深入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排除一切消极因素干扰，妥善处理双方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有效管控争端和危机，维护两国和平友好的大局。

**▍**越南高层权力格局的新变化与权力结构的特点

2021年1月31日，备受关注的越共十三大最终落下帷幕。77岁高龄的阮富仲再次连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成为革新开放以来唯一三次当选的最高领导人。此次当选也使阮富仲成为越共历史上继胡志明、长征和黎笋之后任期最长的最高领导人。与胡志明、长征和黎笋等经历了反殖反封和争取独立等血与火斗争考验的创党建国元老不同，阮富仲从《共产主义》杂志的一名理论编辑一步步成长为越南最高领导人，这一方面显示了其过人的领导能力与高超的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权力合法性来源方式与上述三人有很大的差异。

2021年3月26日-4月8日，越南第十四届国会召开第11次全体会议，先后免去了阮氏金银国会主席、阮富仲国家主席和阮春福政府总理的职务，并选举王廷惠继任国会主席，阮春福继任国家主席，范明政继任政府总理。随后，范明政改组政府，免去了郑廷勇政府副总理、范平明外交部长和吴春历国防部长的职务，同时又任命原总检察长黎明凯和原海防市委书记黎文成为副总理，裴青山和潘文江分别为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另外又调整任免了其它十个部委的领导人，完成了2016-2021届政府的改组，为2021-2026届新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本框架。此次调整标志着越南高层权力结构重回“四驾马车”体制。如果加上越共书记处常务书记武文赏，也可以将越南高层现有的权力结构称为“四驾马车”+1体制。

其实，早在十二大期间，越南最高领导层就呈现出了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五位核心并立的情形。当时，在政治局委员产生后，时任越共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教部部长、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的丁世兄与“四驾马车”一起集体亮相，首次以“五核心”的形式出现。但是，**此次十三大“四驾马车”与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武文赏形成的五人组合与十二大后的“五核心”组合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十二大上的五人组合，丁世兄身兼数个核心职务，实际上是备位总书记，与“四驾马车”的地位基本相同，而在十三大主席台上的五人组合中，武文赏与“四驾马车”的地位却并非完全一样。他们之间的地位差异在十三大公布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名单中体现得一清二楚。

在十三大结束前，大会先后公布了180名越共中央委员和18名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与九大以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名单公布时按人名字母顺序排列的原则不同，此次两份名单实际上均由两部分构成：名单最前边的一小部分核心成员是按重要性排序的，并没有按名字字母顺序排列；而紧接下来的主体部分则是按人名的字母顺序排列的。因此，在中央委员名单出来后，外界观察家很快就判断出排在前15名的中央委员将会成为十三届政治局委员。而稍后出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也很快证实了上述判断。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前四位分别是阮富仲、阮春福、范明政和王庭惠，是依据党内的政治地位排名的，再往后从陈俊英开始就是按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作为主席台上五人组合之一的武文赏则位于名单的倒数第三位，显然与“四驾马车”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虽然作为未来总书记的培养对象其地位明显高于其他政治局委员，但其在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中位次的差异显示其与“四驾马车”的地位存在差距，因此将这种权力结构称为“四驾马车”+1相比成称为“五核心”更为准确。

在上述五位高层核心人员的职务分配上，阮富仲和武文赏的职务基本没有多少悬念。前者德高望重，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这一事实上的最高职位实属众望所归。而后者作为政治局中年龄最小但资历却足以与范明政和王廷惠比肩的政治局委员，是未来越共中央总书记最有力的竞争者和培养对象，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一职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阮春福、范明政和王庭惠三人的职务安排却并不完全符合三人的专长，也完全打破了长期以来越南高层权力调整所遵循的惯例和默契，带有明显的高层协商民主和权力博弈的痕迹。

在越南，如果换届时原总理去职，继任者一般会由常务副总理或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担任，这两位副总理按惯例都具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常务副总理张和平未能再次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情况下，曾留学斯洛伐克，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并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王廷惠和近年来在经济领域表现出色且有着丰富的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经验的阮春福无疑都是不错的总理人选。而出身安全系统的范明政虽然具有在中央、地方、外交和党务等多个部门任职的经历，但从专业角度而言却并非政府总理的最佳人选。**这些颠覆常规的调整，一方面是党内高层各种力量平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阮富仲在人事布局上的深层考虑。**王廷惠的主要擅长领域是经济管理，而范明政长期在安全系统高层任职，具有主政一方和应对敌对势力挑战的经验，在十三大将敌对势力破坏作为三大危机之首的大背景下，范明政显然更符合阮富仲对于接班人的预期，这也成为此次阮富仲力推范明政出任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越共作为越南政治系统的领导力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且也有宪法的保障。但是越共对越南政治体系的领导是通过法定的程序以社会民主的形式来实现的，而并非通过越共直接行使权力的形式来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和对社会的管理权实际上是分离的。**按照越南宪法的规定，越南国内的政治体制可以归结为：党的领导、政府的管理和人民做主。**这样在新的领导层中，阮富仲就是党的代表，范明政则代表政府实施管理权，而王廷惠任主席的国会则是人民的总代表。从党的层面而言，由180名成员组成的越共中央委员会才是越南事实上的最高领导机构。虽然“四驾马车”+1或者政治局在越南政治系统中的实际权力非常大，然而任何重大决策没有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或支持就难以最终走向国家实施层面。

作为越南实际上的最高决策集体，中央委员会成员在权力层级上又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四驾马车”或“四驾马车”+1，这是外界对越南最高层几个核心政治角色的形象概括，虽然不是一个机构，但几个成员均分别掌管着越南最具权力的中枢机构，影响力巨大，掌握着政治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的权力，主导着越南政治系统的走向。从个体层面而言，他们无疑属于越南最具权力的政治角色。第二层面是政治局，越共党章明确规定的最高领导机构，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政治局的成员除了“四驾马车”处于党、元首、政府和国会四大政治系统的中枢地位外，其他成员均是政治系统中某个重要部门或省市的负责人，在越南政治系统中举足轻重。第三个层面是全体中央委员，虽然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政治局可以代行其职权，然而越共中央委员会年均召开全体会议3次左右，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其讨论表决才能通过，政治局的权力更多的是体现在议程议题设置和方向引导上，因此，随着政治革新的深入和越共决策民主化的发展，越共中央委员会在实际决策中的角色也日益扩大，“四驾马车”或其他政治局成员借助其个人权力和权威左右决策，令中央委员会和各个中央委员扮演表决机器的情形已日益成为过去式。

比如，关于总书记人选和国防部长人选等在党内争论激烈的问题上，阮富仲等权威人物虽然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推出自己认可的候选人或影响人选的推出，但却很难完全左右最终的结果。十二大后，丁世兄上升为五核心之一，成为事实上的备位总书记，但尚未等到阮富仲向其移交权力便因病离职。丁世兄离职后，阮富仲曾力推陈国旺作为其接班人，然而陈国旺却因秉承阮富仲的意志大力反腐而不受越南高层的欢迎。即使政治局为陈国旺启动了年龄特殊例外程序，陈也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足够的支持票，最终不得不退休。

在国防部长人选问题上，重视意识形态的阮富仲曾一度突破了越军长期以来由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接任国防部长的一贯传统，改由政工出身的吴春历出任国防部长，而安排依惯例本该继任该职并进入政治局的杜伯圯大将担任国会副主席。在十三大前夕，阮富仲本想再将先例变成惯例，提拔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梁强为新任国防部长，但受到了来自军方和其他高层的强烈反对。越南军事博物馆前馆长黎马良少将甚至公开批评吴春历和梁强不懂打仗，看不懂地图等高线。尽管黎马良事后被处以警告处分，以《大团结报》为首的各主流媒体也对其进行了轮番批判。但他的言论实际上代表了越南军内外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潘文江最终战胜梁强接任国防部长，使该职位的任命回归传统规则可以说与黎马良事件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23名高级将领也大多来自作战系统而非政工系统，充分显示了党内反对意见的分量。这表明在越南的高层权力结构中，位于权力核心的人物虽然在议程提出、规则制定和方向引导上居于优势，但却难以决定一切。

通过对上述越共最高权力决策圈三个层次的观察，此次越共高层权力结构无论是从调整力度来说还是从产生的影响来说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整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如下特点：

首先，从“四驾马车”层面而言，其人员构成和权力分配均做了史无前例的调整。“四驾马车”机制产生于革新开放之后，在人员构成上，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但一直遵循着南北人数对等，南北权力大致对等的原则，总书记和总理两个较具实权的职位，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两个权力相对虚化的职位分别由来自南北（以乂安省为界，乂安以南为南方）两方的人担任。长期以来，虽然越南党内关于改革“四驾马车”体制的声音不断，但南北数量对等和权力大体平衡一直被各方所遵守。此次“四驾马车”的安排明显打破了这一维持多年的惯例和默契。阮富仲、范明政和王廷惠均为北方人，而且后两者均为阮富仲的亲密政治盟友和坚定的支持者，只有阮春福一人来自南方的广南省，系由原总理阮晋勇一手提拔起来。从而使得作为越南最高权力象征的“四驾马车”体系呈现出南北人员和权力双重失衡的状态。

**其次，从作为最高决策圈第二个层级的政治局人员构成来看，越共最高领导层在南北间却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均衡状态。**在本届18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0名来自北方，8名来自南方。6虽然来自北方人员依然对南方保持2名的优势，但是与十二届政治局13名北方人，6名南方人，本届“四驾马车”北南3:1的比例以及历史上南北双方在政治局内人员数量相比，目前南北双方在政治局人员数量的对比是自194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在西贡被法国殖民当局摧毁以来最为均衡的状态，也是来自南北双方的委员在数量上最为接近的一次。而且，在1961年1月份以后出生，在十四大仍有望留任的政治局委员中，南方人更是处于绝对的数量优势中。这种状况又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北方人在“四驾马车”中的优势。

**第三，本届政治局18名成员当中有10名成员出身于意识形态和安全系统，占据了全体政治局成员的大半壁江山。**在上述政治局组成人员中阮富仲、武文赏、张氏梅、阮春胜、梁强、陈青敏等人均出身于意识形态系统。而范明政、苏林、潘庭濯、阮文年等4人则完全来自于安全系统。这两者相加占据了政治局委员总数的55.6%，比上届的9名（占总数的50%）多出1名，更是远远超出以往历届的平均水平。联系到阮富仲和苏林在十三大上将敌对势力的破坏、大国竞争使海上主权问题复杂化和党内的自我演变作为越共当前面临的三大危机和挑战，可以肯定上述安排标志越南将由西方敌对势力带来的挑战作为重中之重来防范。

**第四，从中央委员会的层面看，军方势力剧增。**虽然从政治局层面看，只有梁强和潘文江两名来自军方的代表，但在中央委员会层面，在180名中央委员中则有23名来自军方，基本上涵盖了越军国防部各正副部长、总参谋部各正副总长、各军种负责人和各军区主官以及越南军工企业的负责人，占中央委员总数的近13%。军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占如此高的比例，在历史上也只有抗法救国和抗美救国时期才可与之比肩。同时，通过与安全和外交两个系统的横向比较，与军方的23人相比，外交系统则只有4人，而安全系统则只有6人，更突显了越南此次对国防的重视，也与越共十三大报告中尽早尽远地防范国防风险，捍卫领土主权的精神是一致的。同时，从军方在越南最高决策圈中存在的的层级来看，虽然领土主权危机被置于相当重要的位置，但相比于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而言，其在越共高层领导的认知中还是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最后，此次原政府总理转任国家主席也开创了“四驾马车”职务转换的先例。**对于阮春福由政府总理转任国家主席一事，越南媒体也发文报道称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以往在高层换届时，原来的“四驾马车”成员在换届后继续留任的话，出现过国会主席转任总书记的案例，如农德孟和阮富仲；或者由政府总理出任总书记的案例，如杜梅。另外也出现过由地方大员和军方人士出任总书记的案例，如阮文灵和黎可漂。在上述过往的案例当中，原“四驾马车”成员留任基本上都是转任更为重要且更具实权的总书记岗位，或者留任原有的岗位。但此次阮春福出任国家主席则是由原来最具实权的总理职位转任在和平时期权力较为虚化的国家元首。这种安排明显打破了常规，但是它是党内各方博弈和力量平衡的结果，从整体而言依然维持了各方的平衡，既维护了党内各派政治上的团结，又使得各方各得其所。

**▍**影响越南高层权力结构调整的原因

**“四驾马车”在越南的总体政治框架中实际上是一种分工配合的领导机制。**总书记作为“四驾马车”之一是越南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也是整个国家大政方针走向的掌舵人。但总书记并不能对国家实施直接领导，而是必须通过国会将党的决议变成法律，再由政府去执行。在军事上，总书记是军委书记，国家主席则是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兼军队总司令，总书记实际上扮演的是总政委的角色。也就是说，越军最高层实际上依然是政治和军事主官双首长制。虽然宪法规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总书记的地位实际上也高于国家主席，但由于总理是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常务副总理、国防部长、公安部长是委员，国防部长还是军委副书记，上述成员也同时是政治局成员，在集体领导体制下，再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四驾马车”成员南北数量对等和南北权力大致对等的惯例和默契，该权力分配结构实际上造成了相对弱势的总书记。虽然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但总书记的权力其实相当有限。

上述权力结构，是革新后对黎笋时期总书记权力过大引发消极后果的调整，这对于避免一人权力独大造成的决策失误具有积极的作用。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南经济长期保持5%-6%的中高速增长，也表明该体制对于越南最近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功不可没。但是，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四驾马车”体制下，虽然党的领导作用由宪法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其发挥作用的途径则主要体现在其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国会变为法律来实现，党不能直接干涉政府机构行政事务。同时，由于国会差额普选的实施，国会代表在投票表决时必须要在“党意”和“民心”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这就使得党的政策、方针和路线在法律化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折扣，而在政府的执行过程中又会再次打上折扣。特别是，革新开放之初出于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越南在宪法中给予了总理极高的行政权限，例如，总理具有不经国会同意任免副部级官员的权力。这种情况在“四驾马车”关系和谐时尚无多大问题，而一旦四者关系出现不融洽的现象，则很容易出现四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尤其是被宪法赋予过多行政权力的政府很容易成为独立王国，这在阮富仲第一任期期间表现尤为明显。

“四驾马车”体制的初衷是防止再次出现权威人物擅权现象，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保持各部门分工配合，确保政治系统的高效平稳的运转。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由于对党的核心作用的强调不充分，再加上出于发展经济目的扩大总理的权限，使得**“四驾马车”体制在确保党的集中领导方面效能不足，但是却出现了行政权力过大，党难以进行有效监管的趋势。**在阮富仲的第二个任期，越南先后查处了一系列重大腐败案件，其中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丁罗升、前油气集团总裁郑春成、前工贸部长武辉煌、前国防部副部长阮文献等重大刑事案件，也包括黄忠海、阮文平、黎青海三位前政治局委员的违纪事件，这些被判刑或受纪律处分的人所涉及的案情无不与其在政府任职期间的经济行为有关。甚至在阮晋勇任总理时越南党内还一度出现了要求总理来兼任总书记的改革呼声，显示过分膨胀的政府权力已经开始出现了企图侵蚀党权的趋势，从而出现了“四驾马车”权力开始失衡的迹象。

早在第一任期之初，阮富仲就曾指示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撰写了《在历史新阶段对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若干新认识》一书，明确提出党内存在机会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两股势力，它们一方面使越南面临和平演变和自我演变的危机，另一方面使越南面临与邻国发生冲突的危险，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将使越南的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阮富仲执政之后，就试图着手解决上述问题，但受制于总书记权力的限制和“四驾马车”分权的现实，成效并不理想，而且还发生了2014年在极端民族主义操纵下对中越关系造成严重冲击的极端事件。这一方面证明了阮富仲等人在《在历史新阶段对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若干新认识》一书中对党内状况研判和担忧的远见和正确性，也直接推动了此后的渐进性政策调整。

随着权力地位的巩固，阮富仲对此前的政策进行了循序渐进的调整，比如淡化“公民社会”建设热，将“全面融入国际”调整为“融入国际”，在农德孟时期国会对领导人质询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对国家主席、政府和国会领导人的信任投票制度。2018年陈大光去世后，阮富仲又以总书记的身份同时兼任国家主席，从而平息了越南高层长期以来到底应该学习中国由国家主席兼任总书记，还是应该学习欧洲由总理担任总书记的争论。同时也遏制了行政权力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阮富仲又通过反腐，将丁罗升、郑春成、武辉煌和阮文献等一大批原政府高官判刑，从而为十三大前后顶层权力结构调整扫清了障碍。

在此次的“四驾马车”当中，阮富仲、范明政、王廷惠分别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阮春福担任国家主席。虽说突破了“四驾马车”南北人员和权力对等的惯例和默契，但是“四驾马车”各自承担的职能并没有发生变化。然而，由于王廷惠主导着立法机构，范明政又控制着行政权，从而使得**阮富仲在没有改变原有体制的情况下实现了强化党的核心地位，实现党政一体，政令畅通目标。**在军事方面，虽然阮春福担任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和三军总司令，但阮富仲担任军委书记，范明政担任副主席，苏林担任委员，阮富仲也已经控制了委员会至少一半的投票权，从而也将军队的指挥权牢牢地掌控了起来。

对于阮春福及其支持者而言，国家主席虽然远不如政府总理有实权，但地位尊崇，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三军总司令和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与越共中央总书记共同享有对越南武装力量的指挥权。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总书记之位出现空缺，国家主席届时将是首要的接替人选。在本轮换届过程中，阮春福原本与陈国旺竞争总书记之位。虽然最终没有当选，但相比于陈国旺退休，此次在福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出任国家主席对阮春福及其支持者而言也算一个次优的结果。目前阮富仲已届77岁高龄，不久前还曾中风入院。而且以前也曾有杜梅中途向黎可漂交棒的先例，从而阮春福中途当选总书记并非没有可能。加之南方成员在接班人序列里人数远比北方人充足，这也是此次权力结构调整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另外，阮富仲执政以来，创造了很多先例并将这种先例最终变成了惯例和制度。例如继农德孟国会质询制度后推出国会信任投票制度；由即将结束任期的国会选举新的国会主席、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再由新当选的国会再次确认的制度；以及将年龄特殊例外原则由默契变为公开的规则。范明政是阮富仲的重点培养对象，此次由政府前总理继任国家主席的先例也可以复制到范明政身上。无论阮富仲在中途是否会仿效杜梅-黎可漂模式将总书记一职交棒给阮春福，等到下一届范明政都以依照阮春福的先例或阮富仲同时兼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职的先例成为最高领导人。武文赏虽然也是总书记的有力竞争者，但届时阮富仲利用其威望和党内年龄特殊情况规定支持范明政成为下届总书记的可能性更大。当然，作为资历最老的政治局委员之一，武文赏即使不出任总书记，也必然会跻身“四驾马车”之列。

**▍**对中越关系未来走势的影响

越南换届完成后，阮富仲从总体上掌握了新一届领导层的主动权。从阮富仲执政之初到目前一贯的言论和对待中越关系的实际表现来看，此次越南高层权力结构的调整有利于越南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中越关系的稳定。加之，越南本届领导层将应对敌对势力的挑战和防止党内自我转化和自我演变作为其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毫无疑问有利于中越两国求同存异，管控危机，就共同建设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合作和交流。然而，除此之外，十三大报告也同时将主权问题置于三大危机与挑战的第二位，军方势力也在维护越南主权呼声日高的大背景下实现了其在越共中央委员会地位急剧上升，这是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前所未有的现象。上述现象，毫无疑问都是在研判中越关系走向时不能忽视的事实。

而且，尽管阮富仲等主流派能够从战略高度出发以积极态度推动中越关系发展。**然而，**在越南高层不利于中越关系发展的声音并不在少数。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某些高层要员虽然也主张要在美中之间维持平衡，但却又公开提出要防止中国利用意识形态的相同性对越南进行思想渗透，以图将越南纳入中国的战略轨道。还有某些越南高层成员则还鼓吹利用中美两国竞争加剧，中国无暇他顾之际放弃大国平衡外交传统，不失时机地推进越南利益最大化。在魏凤和将军4月访越期间，在绝大部分越南媒体突显中越友好的氛围中，越南《人民军报》网页却将1975年越南侵占南沙的报道与中越两国防长边界会晤的报道并列放在主页的显著位置。这显示虽然阮富仲等主流派愿意与中方相向而行，但越南高层对华不友好的潜流短期内难以消失。因此，评估越南权力结构调整对中越关系的影响，既要看到其作为主流的积极因素，也不能忽视其消极面，惟其如此才能正确判断中越关系的走向。

**首先，有利于中越两国合作共同维护社会主义成果和联手防范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攻势。**此次越南高层权力结构调整总体上有利于中越双方相向而行。在“四驾马车”当中，总书记、总理和国会主席完全由阮富仲或其支持者担任，决策、立法和行政权力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在本届政治局的组成上，18名委员中有11人出身于安全部门和意识形态部门，显示以阮富仲为核心的本届领导层已经将防变作为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来加以考虑。**阮富仲和苏林强调的三大危机前后两点直接与防止和平演变和自我演变有关，第二条虽然与海上争端有关，但也明确强调了域外大国介入对中越关系的负面影响。**这种状况与中方长期以来期望加强中越两国战略合作，共同维护社会主义成果愿望是一致的，有利于两国关系友好稳定。

**其次，此次权力结构调整也从总体上有利于中越两国管控危机，有利于将两国的分歧控制在不危及两国关系全局的范围内。**早在执政之初，阮富仲就明确强调遏制党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和机会主义势力，以正确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在十二届十二中全会后，阮富仲在会见河内选民时又特别强调要在维护和平发展环境的前提下坚决维护越南主权。上述两件事表明阮富仲对南海问题与维持中越关系稳定两者间的优先次序有着非常理性和清醒的认识。虽然十三大报告、阮富仲及苏林讲话均在实际上将南海问题列为了越南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和危机，但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域外大国介入对中越关系的负面影响。最近，阮春福在会见魏凤和时所谓的越南永远不会跟在其它大国后面反对中国的表态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越南希望维护中越关系意图。虽然中越海上分歧难于一时解决，但阮富仲此次完全掌控高层的主导权确为两国管控危机和稳定关系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

**第三，虽然越南将防范颜色革命和敌对势力颠覆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但是其在十三大报告中和阮富仲苏林讲话中所用的敌对势力的侵扰一词是特别耐人寻味的。**首先可以确定此处的敌对势力并没有包括美国政府，这已经为越南官方在其它场合明确排除。当前，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反共势力不断对越南进行扰乱破坏，这是广为人知的。但是，能对越南进行侵犯的只能是国家，在排除美国的情况下其矛头所指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十三大报告提出要“要主动尽早、尽远地遏制战争和冲突的危机，坚决坚定地保卫祖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虽然与越南将颜色革命和自我演变风险设定为刻不容缓的风险挑战相比，国防风险尚处于潜在状态和次要位置，但其防范对象的指向性也是非常明确的。**这就表明中越之间虽有优先合作的现实基础，但越南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是难以祛除的。

**最后，从近期而言，虽然在“四驾马车”中有利于中越关系稳定的力量处于一边倒的优势地位，但从政治局的总体来说，各方势力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平衡状态。**从长远而言，在十四届可能进入权力核心的人员中，南方后劲十足，而北方则呈青黄不接之势。阮富仲的支持者在十四大后因年龄问题大多难以再次进入政治局。而在接班人梯队中则大多是南方人，特别是可能再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人选全部是南方人，如现年51岁的武文赏和57岁的陈俊英。武文赏是公认的下届总书记的热门人选之一，而陈俊英在下届也将会是“四驾马车”的有力人选。另外，现年59岁的国会常务副主席陈清敏也是下届权力核心的有力人选。届时即使69岁的范明政和王廷惠都采用年龄例外先例留任，也难以在总体上扭转南方人在权力核心层占据的优势，而这将毫无疑问将对中越关系未来的走向和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

**▍**结论

越南高层权力结构调整结束后，越共最高领导层的组成总体上有利于中越关系相向而行，维持稳定和友好。2021年6月25日，在中越两党举行了中越高端政党论坛后，越通社中文版首次以正面的语调报道了中方关于中越命运共同体的阐述，展示了中越关系中上述积极的一面。但是，在美国加速推进印太战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当下，越南的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争取越南利益的最大化。就如上文阮富仲在十二届十二中全会后所说的在维护中越关系稳定的前提下坚决维护越南的利益。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越通社对中越关系作出较为正面报道的同时，中越之间发生了疫苗之间的小插曲，显示**越南时刻都没有停止对中国在两国交往中底线的试探，企图借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时机向中国索要更多的战略利益。**上述正反两方面的对比显示，虽然当前越南新一届领导层能够明确认识到中越关系的重要性，具有维护中越关系的稳定的意愿。但中越关系的稳定和友好发展并不会自己如期而至，而是需要中方在排除各种消极潜流过程中去争取。而且，在越南既要从中国争取利益，又要确保与中国关系不破局的战略思维主导下，十三大后的中越关系虽然不会出现大的波澜，但偶尔的小波折恐难以完全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