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讲：面对奥密克戎，香港是怎么“破防”的？_风闻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中国的谷智轩。最近，香港暴发了第五波新冠疫情，单日新增确诊人数破千。两个多月来，累计报告13380例本地感染病例，相当于过去两年的感染总数之和。香港这波疫情，开始的时间和天津差不多，但天津早就实现了清零。我们都知道，香港经济发达，有世界领先的医疗资源，以及高效的公务员系统，港府也一直在实行“动态清零”的政策，并没有“躺平”，可谓是有着理想的防疫条件。本期《轩讲》就来聊聊，面对奥密克戎毒株，香港是如何“破防”的，又该如何重新站起来。

首先，过去两年来，香港先后经历五波疫情，“大风浪”都在2020年。去年这个时候，第三波疫情余波未尽，但单日最高确诊，不到150例，很快就压下来了。去年全年，德尔塔与奥密克戎毒株在欧美多国肆虐，香港基本风平浪静，并未受到太大冲击。这样的经验，加上抗疫的持久态势，令全港上下都滋生麻痹心理，让奥密克戎钻了空子。

结合公开报道，香港的这一轮疫情，出现了多个破口，其中三个案例最具代表性，刚好对应香港社会的几个深层次问题，我们就来简单分析分析。

首先，是航空公司钻防疫空子，机组成员“带毒”进港。去年年底，两名国泰航空的机舱服务员，从美国飞回香港后，在居家隔离期间，违规出门。结果两人均检出阳性，并把奥密克戎毒株，首次带进香港本地。有人会质疑，这隔离程序是儿戏吗？长期以来，特区政府只要求落地的民航客机机组隔离，货机机组则豁免检疫。这倒不难理解，空乘要与大量旅客打交道，感染风险更高。货机成员则不同。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交通枢纽，航空货运业务，是疫情下维持经济的“生命线”，特区政府也就“网开一面”。而国泰却抓住了政策漏洞，去年下半年，一直在搞“客机去、货机返”的模式。空乘人员飞出香港后，摇身一变，作为“货机机组”返港，免受强制隔离。事实上，香港的五波疫情，三波都与这批“套皮”空乘有关。明知这是重大防疫隐患，而国泰作为一家商业航空公司，眼里只有股价：一边向特区政府“哭穷”，一边联合政商人士，想方设法降低或绕开防疫门槛。疫情暴发以来，国泰客运业务锐减，许多空乘人员降薪四到六成。2020年，股东亏损了216亿港元。反观去年的货运业务，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65%，成为国泰最主要收入来源。不管是公司还是空乘，全指望从货运业务中捞金，弥补损失。资本为了逐利不择手段，港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后才亡羊补牢。现在这代价，轮到全香港来承担了。

第二个破口，是葵涌村公屋的社区感染。所谓公屋，就是公共租住房屋区，经常看港片的小伙伴，应该不陌生。葵涌村住户约3.5万人，是香港最大、最古老的公共屋村之一。早期为了安置移民，宗教团体在这建了平房。1960年由港英政府扩建，统一改造成七层楼大厦，租给各种移民、灾民，甚至外籍“黑工”。长期以来，葵涌村居住环境拥挤，住客三教九流，卫生、治安条件差。42座楼里，39座是黑道“山头”，黄赌毒横行，政府也懒得管，“赛博朋克”味浓厚。直到1991年，政府才拆迁，保留了16座楼，又加高楼层，扩大公共空间，还安装了独卫和电梯。即便如此，葵涌村人口密度依然爆表，平均单套面积不到50平米。至今，这里的住客，主要是低收入人群，从事保安、维修工、家政佣人等服务业，很多人工资日结，每天都要为生计奔波，封楼等于要他们的命。此外，公屋居民疫苗接种率不高，人口流动性强，十分容易被病毒“盯上”。去年12月，一名确诊外籍女子，在隔离酒店八次检测呈阴性后，返回社区。但随后其家人却被感染，在拾荒摆卖的过程中，将奥密克戎带到了葵涌村，迅速形成社区传播，使得葵涌村，成为香港本轮疫情的头号重灾区。而特区政府的处置，属实是差点意思。

直到1月21号，暴发疫情的逸葵楼才被封锁。单这一栋楼的确诊，就占了整个葵涌村的三分之二。楼内约2700人，全部要求在家隔离5天，统一接受核酸检测，可执行过程却混乱连连。比如，相关部门没有安排分流检测，一次性通知整栋楼的人下来，增加了交叉感染风险。有人在现场苦等10个小时，却等不来检测人员。港府承诺给老人安排上门检测，不少住客又反映无人上门。另一栋大楼传出确诊后被封，结果闹出乌龙，第二天早上突然“解封”一个多小时，居民又纷纷前往超市、餐馆等人流密集的地方。随着时间推移，整个葵涌村，已有10栋大楼相继传出确诊，明显进入了社区感染的阶段。特区政府呢，不搞全面封锁，理由是影响三万多人的民生，而且人手有限。结果哪栋楼确诊了，就封哪栋，永远在病毒后面“陪跑”。整个公屋区域，事实上是“门户洞开”。我们上面分析了，公屋居民其实十分排斥封楼，不配合甚至对抗检疫。而特区政府决心不够、资源有限，一开始未能采取果断措施，错过了扼杀疫情的最佳时期。结果就是，防疫规定在层层加码，但葵涌村的疫情，却一路呈现“几何式暴发”，始终压不下来。再加上春节期间，许多人聚餐走亲戚，传播链早已铺开。九龙、新界都出现了源头不明的确诊患者。

在全国人民欢度春节之际，香港长期潜伏的疫情，开始“爆发性”增长。2月6号，香港新增确诊300例，打破两年来纪录，3天后确诊人数破千。15号，全港统计到新增4285例确诊，99%是本土病例。其实这个数字，已经不足以反映香港疫情的全貌。一方面，民众自行检测初步阳性的，另有7000例，需要官方复核后，才能算进正式确诊。最关键的是，香港至今没有实行全民核酸检测，依然维持自愿原则，而且每天能处理的样本数量，最多10万份。特区政府从一开始，就无力查清源头。到这一步，疫情已经在香港“全面开花”，港府的防疫顾问、港大教授袁国勇承认，香港目前医院和隔离点已经饱和，特区政府已经“独力难支”，只有向中央求援。

香港本轮疫情的最后一个破口，是去年最后一天，一场100多人参加的生日派对。参加的人士中，包括15名特区政府高官，和一众商界名流。结果两人后来确诊。当时的香港，正因奥密克戎入侵，而人心惶惶。港府曾呼吁，不要参与多人聚集的高风险活动，虽然这场派对从程序上讲，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但政府高官未能以身作则，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并且自己要接受隔离，耽误各项工作。事后，参加派对的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引咎辞职。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讲过，一个地方能不能做好防疫工作，要从“能不能”和“愿不愿”两方面来看。先说“能不能”。我们开头说过，香港医疗资源丰富，特区政府的效率和执行能力，都是比较好的。但是，这只是面上的情况，具体到细节，香港的防疫能力还存在不少短板。

首先，香港虽然经济发达，但贫富差距巨大、阶层严重分化。而疫情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香港经济的支柱产业是服务业，但服务业里头，有“高低”之分。那些原本坐办公室里金领、白领，疫情之下，大多不过是换到了自己住的house、apartment里办公，通过网络，就可以解决大部分工作，哪怕绩效有所下滑，维持有“高级感”的生活，总是没有问题的。对他们的防疫管理，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但那些“低端服务业”的从业人士，就不一样了。

刚才讲过，香港这波疫情里面，“破防”一个关键节点，发生在逸葵楼。而香港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都住在像这样的公共屋村里。特区政府对公租房入住家庭的资产上限，有严格的规定，会定期把“超标”的住户“请”出去。所以，这两百多万人，可以认为是中低收入群体，疫情对他们的冲击，就要严重许多。这些人不但没法“居家办公”，很多人也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被隔离等同于失业。他们没有多少积蓄，一旦失业，连基本的生计都难以维持。而他们的生活状态、居住环境、防疫意识，恰恰又让其成为感染风险最高的群体。这就导致，对于这些高危人群，使用最严格防疫措施的成本是最高的，效率也比较低。由此，数量庞大的公共屋村，就成了防疫网上的无数个薄弱环节。

其次，香港的医疗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分配非常不均衡。香港的医疗系统，有公立、私立两套体系，相互独立运转。虽然公立医院的医生，只占全港医生总数约一半，但约九成本地病人，都使用公营住院服务。接治新冠患者的任务，基本全由公立医院承担，医院常常不堪重负，不得不把其他的一些医疗服务，由特区政府出钱，转包给私立医院。这波疫情来势凶猛，大批医护人员中招，就连负责管理公立医院的香港医管局，一天就有103名医护人员和文职人员感染。早已饱和的公立医疗系统，更加人手不足，病房像战场，到处铺满临时病床，还有很多感染者只能待在医院外，靠保温毯抵御寒风，等候病毒复检及入院。医管局没办法，只能“招聘”私营医疗机构的医护，过来“兼职”。收治新冠患者，基本是赔钱买卖，公立医院捉襟见肘，私立医院的资源，花大价钱还不一定用得上，香港能用在疫情上的医疗资源，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

再说这行政能力。特区政府的防疫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动态清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快速进行病毒溯源。可这次疫情的重点，香港的防疫部门一开始就扑错了。还记得1月中旬时，香港扑杀了两千多只仓鼠的事吗？当时是宠物店员工核酸阳性，并发现有15只仓鼠感染，毒株为德尔塔。相关部门认为这就是疫情源头，以为扑杀仓鼠后就能转危为安。可随后，疫情依旧大规模暴发了，而且毒株并不是德尔塔，而是奥密克戎。溯源工作走了歪路，错过了时机，导致找不到源头的病例越来越多。

再来看负责追查感染传播链的“个案追踪办公室”，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一群“汉弗莱”们，人手一张A4纸大小的表格，一边打电话，一边手写记笔记，然后再交由另一同事，输入电脑里的Excel表格。问题是，香港警方明明有一套“重大事件调查及灾难支援系统”(MIIDSS)，俗称“超级电脑”，可以通过追踪定位和大数据分析，来协助“流调”。这套系统在非典期间就已经“一战成名”，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也成功协助香港卫生署切断了传播链。可这一次，病毒传播如此迅速、传播链如此复杂，有关部门却没有启动“超级电脑”，还在用“电话沟通、手写输入、表格汇总”的原始方法进行流调，哪怕“007”不休，也跟不上疫情的进展。因为涉及的人数实在太多，香港卫生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竟然都不清楚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第二个例子，是近日网传的一段香港市民求助卫生部门的录音。录音里边，该市民的佣人感染了病毒，发烧39度，按照防疫要求，必须就医。他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感染者需要点对点运送，急诊室要求病人自行离开，怎么保证不扩散病毒？另一个是：如果感染者到他家暂时安顿，如何保证他家人的安全。你猜卫生部门的接线员怎么回答的？概括一下，就是不归我管，去找别人问，别人不上班，那我也没办法了。你能想象，这话居然是从一个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嘴里说出来的吗？

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医疗和行政体制中的弊病，毫无疑问，让香港的防疫能力大打折扣。

再说另一方面，香港的防疫意愿到底如何呢？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两年多了，但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香港社会目前对于“动态清零”、“全民接种”，仍然没有形成共识，不但疫苗接种推进缓慢，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所谓的“专家”，高举“共存”的大旗，不断抨击港府的“清零政策”，还扬言“清零”是在把外资吓出香港，让香港经济进一步恶化。

我们开头提到的，这波疫情的两个“破防”点，一个是来港航班机组成员的隔离漏洞，另一个是特区政府高官不以身作则。两者无一不是因为所谓的“社会精英”，为了自身利益，人为地在疫情防线上，撕开了缺口。而香港的大众呢？前年8月，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下开展全民核算检测，由于“反对派”的抵制，和港府没有全力推进，结果只测了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导致后来的疫情反弹。内地早就普及的健康码，在香港一直争议不断，直到去年12月才搞起来，1月初开通人数只有70多万，这波疫情里还派不上大用处。由香港求助、内地援建的亚博馆防疫隔离设施，这次要用上的时候，竟然发现已经被拆了。至于那1000多张床位和医疗器械被拆去了哪，答案是“不知道”。而港府呢？眼下疫情都火烧眉毛了，还在研究要于“下月”推行全民检测。“精英”使绊子、捅娄子，老百姓不配合，港府支支吾吾、拖拖拉拉，“破防”能算意外吗？

最后，我们再讲点私货。决定防疫做得好不好的，不是所谓的“优势”，而是“短板”。香港这波疫情，反映出来的，远不止是公共卫生上的短板，而是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是人心问题。香港回归已经25年了，还是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内地这套体系，哪怕实践证明了它的成功。香港的一部分精英始终认为，欧美才是先进和文明的，民众呢，在精英打造的信息茧房中，仍然找不准自己的定位。时至今日，香港依然没有摆脱“后殖民社会”的阴影，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没有深深地扎根。在这种基本面下，许多香港民众听不懂什么叫“众志成城”、什么叫“舍小家、为大家”，对内地的防疫模式有本能的排斥，并不奇怪。

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对于香港当下的困境，表现出隔岸观火的态度，说香港来的人是“投毒”，更反对向香港伸出援手，不要“热脸去贴冷屁股”。其实，内地与香港制度、文化不同，有误解很正常。香港现在是中国的香港，真正在乎全体港人的，只有我们的人民政府。大灾大难面前，无论是出于同胞之情，还是人道主义关怀，我们都不能抛弃香港。

当然，我们的援助，也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内地的医护和边检人员，冒着巨大风险，为保护香港、保护大家战斗。去支援可以，但请香港的官员和民众，一定要善待他们、尊重他们，不要让极端分子释放冷箭，用冷漠的言行、自私的态度，伤了逆行者们的心。毕竟，体谅不代表溺爱。没出事的时候，不能管我，出了事，救我是应该的——这种巨婴心态，该治一治了。这次的疫情，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正视香港深层的政治问题。“一国两制”刚刚迎来“2.0升级”，“黑暴”分子不再为祸香港，但疫情又是一次大考。为了香港的长治久安，是时候直面香港社会的深层矛盾了。而这场“收心”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对于疫情，中央已经做出重要指示，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切实负起主体责任”，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为此，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份讲话意义重大，既透露出中央对香港的真诚关切，也实际上讲明了期待：“躺平”与“共存”，绝对不能成为香港的抗疫选项。相信在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香港一定能战胜这波疫情，重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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