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讲:面对奥密克戎,香港是怎么“破防”的?_风闻
real谷智轩-观察者网原创视频栏目-2022-02-19 14:41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中国的谷智轩。最近,香港暴发了第五波新冠疫情,单日新增确诊人数破千。两个多月来,累计报告13380例本地感染病例,相当于过去两年的感染总数之和。香港这波疫情,开始的时间和天津差不多,但天津早就实现了清零。我们都知道,香港经济发达,有世界领先的医疗资源,以及高效的公务员系统,港府也一直在实行“动态清零”的政策,并没有“躺平”,可谓是有着理想的防疫条件。本期《轩讲》就来聊聊,面对奥密克戎毒株,香港是如何“破防”的,又该如何重新站起来。
首先,过去两年来,香港先后经历五波疫情,“大风浪”都在2020年。去年这个时候,第三波疫情余波未尽,但单日最高确诊,不到150例,很快就压下来了。去年全年,德尔塔与奥密克戎毒株在欧美多国肆虐,香港基本风平浪静,并未受到太大冲击。这样的经验,加上抗疫的持久态势,令全港上下都滋生麻痹心理,让奥密克戎钻了空子。
结合公开报道,香港的这一轮疫情,出现了多个破口,其中三个案例最具代表性,刚好对应香港社会的几个深层次问题,我们就来简单分析分析。
首先,是航空公司钻防疫空子,机组成员“带毒”进港。去年年底,两名国泰航空的机舱服务员,从美国飞回香港后,在居家隔离期间,违规出门。结果两人均检出阳性,并把奥密克戎毒株,首次带进香港本地。有人会质疑,这隔离程序是儿戏吗?长期以来,特区政府只要求落地的民航客机机组隔离,货机机组则豁免检疫。这倒不难理解,空乘要与大量旅客打交道,感染风险更高。货机成员则不同。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交通枢纽,航空货运业务,是疫情下维持经济的“生命线”,特区政府也就“网开一面”。而国泰却抓住了政策漏洞,去年下半年,一直在搞“客机去、货机返”的模式。空乘人员飞出香港后,摇身一变,作为“货机机组”返港,免受强制隔离。事实上,香港的五波疫情,三波都与这批“套皮”空乘有关。明知这是重大防疫隐患,而国泰作为一家商业航空公司,眼里只有股价:一边向特区政府“哭穷”,一边联合政商人士,想方设法降低或绕开防疫门槛。疫情暴发以来,国泰客运业务锐减,许多空乘人员降薪四到六成。2020年,股东亏损了216亿港元。反观去年的货运业务,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65%,成为国泰最主要收入来源。不管是公司还是空乘,全指望从货运业务中捞金,弥补损失。资本为了逐利不择手段,港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后才亡羊补牢。现在这代价,轮到全香港来承担了。
第二个破口,是葵涌村公屋的社区感染。所谓公屋,就是公共租住房屋区,经常看港片的小伙伴,应该不陌生。葵涌村住户约3.5万人,是香港最大、最古老的公共屋村之一。早期为了安置移民,宗教团体在这建了平房。1960年由港英政府扩建,统一改造成七层楼大厦,租给各种移民、灾民,甚至外籍“黑工”。长期以来,葵涌村居住环境拥挤,住客三教九流,卫生、治安条件差。42座楼里,39座是黑道“山头”,黄赌毒横行,政府也懒得管,“赛博朋克”味浓厚。直到1991年,政府才拆迁,保留了16座楼,又加高楼层,扩大公共空间,还安装了独卫和电梯。即便如此,葵涌村人口密度依然爆表,平均单套面积不到50平米。至今,这里的住客,主要是低收入人群,从事保安、维修工、家政佣人等服务业,很多人工资日结,每天都要为生计奔波,封楼等于要他们的命。此外,公屋居民疫苗接种率不高,人口流动性强,十分容易被病毒“盯上”。去年12月,一名确诊外籍女子,在隔离酒店八次检测呈阴性后,返回社区。但随后其家人却被感染,在拾荒摆卖的过程中,将奥密克戎带到了葵涌村,迅速形成社区传播,使得葵涌村,成为香港本轮疫情的头号重灾区。而特区政府的处置,属实是差点意思。
直到1月21号,暴发疫情的逸葵楼才被封锁。单这一栋楼的确诊,就占了整个葵涌村的三分之二。楼内约2700人,全部要求在家隔离5天,统一接受核酸检测,可执行过程却混乱连连。比如,相关部门没有安排分流检测,一次性通知整栋楼的人下来,增加了交叉感染风险。有人在现场苦等10个小时,却等不来检测人员。港府承诺给老人安排上门检测,不少住客又反映无人上门。另一栋大楼传出确诊后被封,结果闹出乌龙,第二天早上突然“解封”一个多小时,居民又纷纷前往超市、餐馆等人流密集的地方。随着时间推移,整个葵涌村,已有10栋大楼相继传出确诊,明显进入了社区感染的阶段。特区政府呢,不搞全面封锁,理由是影响三万多人的民生,而且人手有限。结果哪栋楼确诊了,就封哪栋,永远在病毒后面“陪跑”。整个公屋区域,事实上是“门户洞开”。我们上面分析了,公屋居民其实十分排斥封楼,不配合甚至对抗检疫。而特区政府决心不够、资源有限,一开始未能采取果断措施,错过了扼杀疫情的最佳时期。结果就是,防疫规定在层层加码,但葵涌村的疫情,却一路呈现“几何式暴发”,始终压不下来。再加上春节期间,许多人聚餐走亲戚,传播链早已铺开。九龙、新界都出现了源头不明的确诊患者。
在全国人民欢度春节之际,香港长期潜伏的疫情,开始“爆发性”增长。2月6号,香港新增确诊300例,打破两年来纪录,3天后确诊人数破千。15号,全港统计到新增4285例确诊,99%是本土病例。其实这个数字,已经不足以反映香港疫情的全貌。一方面,民众自行检测初步阳性的,另有7000例,需要官方复核后,才能算进正式确诊。最关键的是,香港至今没有实行全民核酸检测,依然维持自愿原则,而且每天能处理的样本数量,最多10万份。特区政府从一开始,就无力查清源头。到这一步,疫情已经在香港“全面开花”,港府的防疫顾问、港大教授袁国勇承认,香港目前医院和隔离点已经饱和,特区政府已经“独力难支”,只有向中央求援。
香港本轮疫情的最后一个破口,是去年最后一天,一场100多人参加的生日派对。参加的人士中,包括15名特区政府高官,和一众商界名流。结果两人后来确诊。当时的香港,正因奥密克戎入侵,而人心惶惶。港府曾呼吁,不要参与多人聚集的高风险活动,虽然这场派对从程序上讲,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但政府高官未能以身作则,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并且自己要接受隔离,耽误各项工作。事后,参加派对的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引咎辞职。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讲过,一个地方能不能做好防疫工作,要从“能不能”和“愿不愿”两方面来看。先说“能不能”。我们开头说过,香港医疗资源丰富,特区政府的效率和执行能力,都是比较好的。但是,这只是面上的情况,具体到细节,香港的防疫能力还存在不少短板。
首先,香港虽然经济发达,但贫富差距巨大、阶层严重分化。而疫情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香港经济的支柱产业是服务业,但服务业里头,有“高低”之分。那些原本坐办公室里金领、白领,疫情之下,大多不过是换到了自己住的house、apartment里办公,通过网络,就可以解决大部分工作,哪怕绩效有所下滑,维持有“高级感”的生活,总是没有问题的。对他们的防疫管理,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但那些“低端服务业”的从业人士,就不一样了。
刚才讲过,香港这波疫情里面,“破防”一个关键节点,发生在逸葵楼。而香港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都住在像这样的公共屋村里。特区政府对公租房入住家庭的资产上限,有严格的规定,会定期把“超标”的住户“请”出去。所以,这两百多万人,可以认为是中低收入群体,疫情对他们的冲击,就要严重许多。这些人不但没法“居家办公”,很多人也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被隔离等同于失业。他们没有多少积蓄,一旦失业,连基本的生计都难以维持。而他们的生活状态、居住环境、防疫意识,恰恰又让其成为感染风险最高的群体。这就导致,对于这些高危人群,使用最严格防疫措施的成本是最高的,效率也比较低。由此,数量庞大的公共屋村,就成了防疫网上的无数个薄弱环节。
其次,香港的医疗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分配非常不均衡。香港的医疗系统,有公立、私立两套体系,相互独立运转。虽然公立医院的医生,只占全港医生总数约一半,但约九成本地病人,都使用公营住院服务。接治新冠患者的任务,基本全由公立医院承担,医院常常不堪重负,不得不把其他的一些医疗服务,由特区政府出钱,转包给私立医院。这波疫情来势凶猛,大批医护人员中招,就连负责管理公立医院的香港医管局,一天就有103名医护人员和文职人员感染。早已饱和的公立医疗系统,更加人手不足,病房像战场,到处铺满临时病床,还有很多感染者只能待在医院外,靠保温毯抵御寒风,等候病毒复检及入院。医管局没办法,只能“招聘”私营医疗机构的医护,过来“兼职”。收治新冠患者,基本是赔钱买卖,公立医院捉襟见肘,私立医院的资源,花大价钱还不一定用得上,香港能用在疫情上的医疗资源,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
再说这行政能力。特区政府的防疫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动态清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快速进行病毒溯源。可这次疫情的重点,香港的防疫部门一开始就扑错了。还记得1月中旬时,香港扑杀了两千多只仓鼠的事吗?当时是宠物店员工核酸阳性,并发现有15只仓鼠感染,毒株为德尔塔。相关部门认为这就是疫情源头,以为扑杀仓鼠后就能转危为安。可随后,疫情依旧大规模暴发了,而且毒株并不是德尔塔,而是奥密克戎。溯源工作走了歪路,错过了时机,导致找不到源头的病例越来越多。
再来看负责追查感染传播链的“个案追踪办公室”,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一群“汉弗莱”们,人手一张A4纸大小的表格,一边打电话,一边手写记笔记,然后再交由另一同事,输入电脑里的Excel表格。问题是,香港警方明明有一套“重大事件调查及灾难支援系统”(MIIDSS),俗称“超级电脑”,可以通过追踪定位和大数据分析,来协助“流调”。这套系统在非典期间就已经“一战成名”,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也成功协助香港卫生署切断了传播链。可这一次,病毒传播如此迅速、传播链如此复杂,有关部门却没有启动“超级电脑”,还在用“电话沟通、手写输入、表格汇总”的原始方法进行流调,哪怕“007”不休,也跟不上疫情的进展。因为涉及的人数实在太多,香港卫生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竟然都不清楚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第二个例子,是近日网传的一段香港市民求助卫生部门的录音。录音里边,该市民的佣人感染了病毒,发烧39度,按照防疫要求,必须就医。他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感染者需要点对点运送,急诊室要求病人自行离开,怎么保证不扩散病毒?另一个是:如果感染者到他家暂时安顿,如何保证他家人的安全。你猜卫生部门的接线员怎么回答的?概括一下,就是不归我管,去找别人问,别人不上班,那我也没办法了。你能想象,这话居然是从一个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嘴里说出来的吗?
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医疗和行政体制中的弊病,毫无疑问,让香港的防疫能力大打折扣。
再说另一方面,香港的防疫意愿到底如何呢?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两年多了,但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香港社会目前对于“动态清零”、“全民接种”,仍然没有形成共识,不但疫苗接种推进缓慢,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所谓的“专家”,高举“共存”的大旗,不断抨击港府的“清零政策”,还扬言“清零”是在把外资吓出香港,让香港经济进一步恶化。
我们开头提到的,这波疫情的两个“破防”点,一个是来港航班机组成员的隔离漏洞,另一个是特区政府高官不以身作则。两者无一不是因为所谓的“社会精英”,为了自身利益,人为地在疫情防线上,撕开了缺口。而香港的大众呢?前年8月,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下开展全民核算检测,由于“反对派”的抵制,和港府没有全力推进,结果只测了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导致后来的疫情反弹。内地早就普及的健康码,在香港一直争议不断,直到去年12月才搞起来,1月初开通人数只有70多万,这波疫情里还派不上大用处。由香港求助、内地援建的亚博馆防疫隔离设施,这次要用上的时候,竟然发现已经被拆了。至于那1000多张床位和医疗器械被拆去了哪,答案是“不知道”。而港府呢?眼下疫情都火烧眉毛了,还在研究要于“下月”推行全民检测。“精英”使绊子、捅娄子,老百姓不配合,港府支支吾吾、拖拖拉拉,“破防”能算意外吗?
最后,我们再讲点私货。决定防疫做得好不好的,不是所谓的“优势”,而是“短板”。香港这波疫情,反映出来的,远不止是公共卫生上的短板,而是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是人心问题。香港回归已经25年了,还是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内地这套体系,哪怕实践证明了它的成功。香港的一部分精英始终认为,欧美才是先进和文明的,民众呢,在精英打造的信息茧房中,仍然找不准自己的定位。时至今日,香港依然没有摆脱“后殖民社会”的阴影,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没有深深地扎根。在这种基本面下,许多香港民众听不懂什么叫“众志成城”、什么叫“舍小家、为大家”,对内地的防疫模式有本能的排斥,并不奇怪。
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对于香港当下的困境,表现出隔岸观火的态度,说香港来的人是“投毒”,更反对向香港伸出援手,不要“热脸去贴冷屁股”。其实,内地与香港制度、文化不同,有误解很正常。香港现在是中国的香港,真正在乎全体港人的,只有我们的人民政府。大灾大难面前,无论是出于同胞之情,还是人道主义关怀,我们都不能抛弃香港。
当然,我们的援助,也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内地的医护和边检人员,冒着巨大风险,为保护香港、保护大家战斗。去支援可以,但请香港的官员和民众,一定要善待他们、尊重他们,不要让极端分子释放冷箭,用冷漠的言行、自私的态度,伤了逆行者们的心。毕竟,体谅不代表溺爱。没出事的时候,不能管我,出了事,救我是应该的——这种巨婴心态,该治一治了。这次的疫情,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正视香港深层的政治问题。“一国两制”刚刚迎来“2.0升级”,“黑暴”分子不再为祸香港,但疫情又是一次大考。为了香港的长治久安,是时候直面香港社会的深层矛盾了。而这场“收心”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对于疫情,中央已经做出重要指示,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切实负起主体责任”,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为此,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份讲话意义重大,既透露出中央对香港的真诚关切,也实际上讲明了期待:“躺平”与“共存”,绝对不能成为香港的抗疫选项。相信在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香港一定能战胜这波疫情,重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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