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程伟元、高鹗一辩——兼论百二十回本红楼梦_风闻

马国权

一

程伟元和高鹗是我国文化史上两位伟大的编辑和出版家。因为集我国古代文化优秀传统之大成,代表中国古代小说最高成就的《红楼梦》是靠程伟元、高鹗二人“竭力搜罗”前八十回的各种抄本和后四十回的残稿,然后“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方得以公开问世和广为流传的。如果没有程、高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红楼梦》至今仍可能只是以八十回抄本的形式在少数人中间流传。二百年来,曹雪芹原著的早期面貌能保存固定下来,免遭后来众多传抄者和续书者的篡改,靠的是程、高这百廿本;深受亿万读者欢迎和喜爱,甚至如醉如痴不能自己的,是这部百廿回本;国内历次《红楼梦》热及前几年法文本《红楼梦》在欧洲大陆引起的红学潮,都是程、高的百廿回本;国内红学的兴起和研究队伍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因为有了这部百廿回本;戏剧、影视、曲艺、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工艺等多种艺术形式移植搬演的《红楼梦》人物和故事,大多来源于百廿回本;当代“红楼文化”现象的许多内容也都来源于悲剧故事完整的百廿回本;在国内一再被大量重印、成为古典文学名著中最畅销的是百廿回本《红楼梦》;被译成各种外文本并引起社会轰动的是百廿回本,甚至在日本、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出现了一批以翻译和研究百廿回本《红楼梦》而称誉于世的专家。凡此种种都表明,程伟元和高鹗对《红楼梦》的编辑出版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非凡之举,为保存和传播这部被中华民族引为骄傲和瑰宝的伟大古典小说立了奇功!可是,半个世纪以来,程、高二人却因此蒙受到种种责难和罪名,特别是高鹗,他因后四十回被骂的“狗血喷头”;而后四十回也因高鹗的“无行”则被说得“一无是处”。这实在是红学界的咄咄怪事！为了澄清事实,了结这件公案,我们不妨将否定派强加在程、高二人头上的主要“罪名”依次作简要的辩析。

第一,在《红楼梦》的版本问题上,程伟元既未“作伪”,高鹗亦未“续貂”。怀疑他们在《序》和《引言》中关于后四十回残稿来源的说明是“撒谎”,“故意造谣,欺罔后人”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这一问题的提出虽然可以追溯到清代乾嘉时的裕瑞、潘德舆和道光时的俞樾,但郑重其事地提出程伟元在《红楼梦·序言》中“作伪”,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貂”之作的却是当代新红学派的领袖胡适和俞平伯。从此,程、高二人便遭到某些著名红学家的斥责和咒骂。等到了“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程高的罪名被上升为可怕的“政治问题”,“要害是复辟”。当然,如今不会有人坚持“文革”期间的荒唐观念了。但是仍有不少考据派红学家坚持程伟元“作伪”,高鹗“续书”,后四十回“不足取”之说。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便是这种认识的艺术再现。为了弄清事实,澄清问题,我们不妨将程伟元、高鹗为程甲本写的《序》,为程乙本写的《引言》,和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修改稿)、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有关文字抄录在这里,然后作必要辩析。

程伟元在程甲本《红楼梦序》中说:

原目一百书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感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壁?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放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至是始告成矣。

高鹗在程甲本《红楼梦序》中说: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壁,无定本。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欹厥,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

程伟元、高鹗在程乙本《红楼梦引言》中说:

一、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于前人也。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燕石莫辩。兹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程伟元、高鹗在上述《序》和《引言》中向读者介绍了《红楼梦》版本流传和他们收集、整理、编辑、出版的情况:一、《红楼梦》是一部在社会流传已久、脍炙人口的书,但向“无全壁,无定本”,原书目虽然是一百廿回,但民间流传和藏书家秘藏的抄本却只有八十回文字,且“各家互异”,“繁简歧出,前后错见”,甚至“题同文异,燕石莫辩”。“读者颇以为憾”。二、有鉴于此,程伟元于藏书家直至故纸堆中,鼓郎担上,无不留心“竭力收罗”。经过数年的努力,“铢积寸累”,他终于得到了后四十回的残稿;但这些残稿前后起伏虽然“尚属接笋”,却“漶漫不可收拾”,难以“披阅”,必须对前后文字进行增删“修辑”方能通读。三,于是,程伟元约请友人高鹗协助他对前八十回抄本“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对后四十回“细加厘剔,截长补短”,以达到前后情节“有应接而无矛盾”。四、程高深知红楼梦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不可“臆改”,因此对文本的增删修改严守尊重原文,尽量保持“本来面目”的原则,前八十回只限于在各种抄本中“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对文字“补遗订讹”,“间有增损”;后四十回只是按照前后文的关照“略为修辑”,至于某些因“集腋成裘”而带来的脱节、矛盾,因“无他本可考”则采取“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的慎重态度。即文字的增删修改目的仅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于前人”。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程、高所作的一切,仅限于一个编辑出版家的职责范围。从二百年来红学版本史上发现的史料看,程、高在《序》和《引言》中所言是真实的,符合实际的。但在半个多世纪前,新红学派的领袖人物胡适和俞平伯却突然提出程伟元关于后四十回残稿得之于藏书家、故纸堆、鼓郎担的说法是有意“作伪”,而后四十回实际上是出于高鹗之手的“续貂”之作。其实,胡、俞二人之说是想当然的臆断,并无可靠的事实依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胡、俞二位权威红学家的论断和论据: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书中说:

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这话自无可疑。我们约举几层证据如下:第一,张问陶的诗及注,此为最明白的证据。第二,俞樾举的“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一项。这一项不十分可靠,因为乡用律诗,起于乾隆二十二年,也许那时《红楼梦》前八十回还没有做成呢。第三,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种奇巧的事!第四,高鹗自己的序,说的很含糊,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但这些证据固然重要,总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我的朋友俞平伯先生曾举出三个理由是:(一)、和第一回自叙的话不合,(二)、史湘云的丢开,(三),不合作文时的程序……以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想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了。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辨后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中说:

《红楼梦》原书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后面的四十回,是高鹗续的。这已是确定了的判断,无可动摇的。

第八十一回之目,既已不合作者之意;可见八十一回以后各回之目都是高氏一手续的……程伟元高鹗两人的话,全是故意造谣,来欺罔后人的。

胡适、俞平伯都认为程高二人的《序》和《引言》全是为了“欺罔后人”而“故意造谣”的谎言。并分别提出了四项和三项证据,自认为是“无可动摇”的“铁证”和“确定了的判断”。其实,他们提出来的“铁证”是脆弱的,“判断”是经不起推敲的。胡适提出的四项证据中,第二项关于俞樾所言“五言八韵诗”事,他本人已认为“不十分可靠”,第三项说程伟元关于后四十回残稿得之于藏书家、故纸堆、鼓郎担的说法本身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事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其实,这条证据一点也不“铁”。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人世间奇巧的事多得很,毋须举证。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两条历史材料来证明程伟元所言符合实际。一是早于程甲本二年多的《舒元炜序本》(舒序作于乾隆五十四年)已提到社会上流传着百廿回《红楼梦》:“惜乎《红楼梦》之观止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阙疑不少,隐斑豹之全身”,“漫云用十而得五,业已有二于三分”。“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在社会上流传的虽然“止八十回”,但它只是《红楼梦》的“三分之二”,不是全部,“惜乎”其余的“三分之一”,即后四十回不易见到。这与程伟元的话很吻合:前八十回是定稿,在社会上流传较广;后四十回是残稿,难以“披阅”,故尔流传范围很窄,不易看到。二是周春在程甲本问世前一年已在《阅<红楼梦>随笔》中提到八十回本《石头记》和百廿回本《红楼梦》在社会上分别流传,且内容“微有异同”的情形:“乾隆庚戌(五十五年)秋杨畹耕语余云:‘雁偶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五十七年)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由此两段有年代可考的文字记载可证:早在程伟元高鹗整理排印百廿回《红楼梦》前三年,已有百廿回本在社会上小范围内流传,并在文字上与八十回抄本《石头记》少有差异。可见,程伟元既未“作伪”,后四十回矣非高鹗“续书”,胡适的第四项“铁证”更不值得一驳;因为他不过是觉得高鹗的序说得“含糊”和“生疑”,并非什么证据。那么,四项“铁证”只剩下第一项了,即张问陶的诗和注。胡适认为这是“最明白的证据”。其实,这是“最不明白的证据”。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问陶的诗和注全引在这里。《赠高兰墅同年》是该诗的诗题,题下有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全诗共八句:“无花无酒耐深秋,酒扫云房且唱酬。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逶迟把臂为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弹指十三年已去,朱衣帘外亦回头。”问题是由对题注中“补”字的不同理解引起的。“补”字既可作“补缀”“补阙”讲,亦可作“补作”、“补续”解。从程序所言看,他是因为后四十回“漶漫不可收拾”难以“披阅”方请友人高鹗协助“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然后“抄成全部,复为镌板”的。张问陶所言“补”,显然是程伟元所言“补缀”、“补阙”的意思.证之以舒元炜、周春关于早在程甲本问世之前三年已有百廿本《红楼梦》在社会上流传记载,亦应作如是解,断不可作“补作”、“补续”理解。再说,程序说“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的工作是他同高鹗共同完成的,高鹗在《序》中也说是应程伟元之请“分任之”,“襄其役”.如果后四十回是高鹗自己的“续貂”之作,岂能作如是说?高鹗“续貂”之说既不能成立,则张问陶诗注的“含糊”之词焉能成为胡氏“最明白的证据”?关于俞平伯的三项证据,胡适在文中援以为证,并作了补充解释。其实,俞的三项证据也是脆弱的,经不起推敲的。胡适转述的第一项,即俞平伯认为第八十一回的回目“奉严词两番入家塾”与曹雪芹所写不喜四书五经、厌恶八股时文和科举功名的宝玉性格不符。其实,宝玉的二次入家塾是迫于父亲的“严命”,不得已而敷衍的行动,故宝玉对黛玉关于八股时文也有“近情近理”、“清微淡远”之作的言论甚觉逆耳,并大骂八股文章是“东拉西扯”、“牛鬼蛇神”。人的性格是复杂的,性格也是多层次的,变化的。宝玉被迫去家塾不一定就是违背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取向,如同他后来“应举”、“中乡魅”并非回归封建人生一样。至于黛玉所言,虽与她一贯思想性格相左,但终其一生也只有这一次“失言”,人生在特殊环境中的偶尔失言,也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何况并未破坏黛玉的整体形象?这个问题,本文在后面还要详加讨论。第二项所谓后四十回将史湘云的丢开,对廿一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毫无照应虽系事实,但曹雪芹在漫长的十年创作过程中至少有五次重大修改,而他生前只大体上完成了前八十回的定稿,后四十回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定稿便匆匆去世了。这样,已经改定的前八十回同未及改定的后四十回在人物、情节上出现矛盾脱节现象不是可以理解的吗?其实,前八十回抄本中由于改动情节而前后不衔接的现象也是有的。如“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关于秦可卿的死因同后来具体死亡情节内描写便不一致。至于第三项证据,即所谓“不合作文时的程序”,也就是俞樾所言“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问题,胡适也认为据而可以“不论”。有意思的是,胡适虽认为俞樾之说不足为据,可他在证明《红楼梦》在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时,又将此援引为他的“铁证”之一。不过,胡适到底是大家,他深知此说不足为信,所以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这一项不十分可靠”。因为乾隆二十二年间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时,曹雪芹尚在人世,《红楼梦》的创作正在进行中,写到科举事是完全可能将此项科目写进小说的。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程伟元、高鹗在《序》和《引言》中所说既非“作伪”,《红楼梦》后四十四回亦非高鹗所“续作”。胡适、俞平伯关于程伟元“作伪”,高鹗“补作”后四十回之说纯属主观臆断,并无事实根据。

第二,程伟元高鹗其人并非如某些著名红学家所言那样“不堪”。

由于《红楼梦》后四十回文字受到非议,程伟元高鹗本人也遭到了激烈的攻击和咒骂,几乎成了“千古罪人”。程伟元因为乡籍行年、生平家世都不为后人所知,抓不到他的多少把柄,受到的攻击和咒骂要少一些。高鹗因为张问陶《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一诗和有《砚香词》集留世而遭到严厉的谴责和垢骂。当然,程、高也有共同的“罪名”,即为“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而“篡改《红楼梦》”。不过如今除了个别红学家仍在坚持此说,大多数人已经不信,我们可以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多费笔墨。下面让我们分别看看强加在程高二人各自头上的“罪名”。

否定派认为程伟元之所以要伙同高鹗“作伪”,篡改、“续补”《红楼梦》,主要是为了“牟利”,因为他只是一位“粗通文墨的书商”。十几年前在辽宁图书馆收藏的清嘉庆时期盛京将军晋昌的《且住草堂诗稿》等文献资料中发现了程伟元宦游辽东时的材料后,程伟元又被说成是有“满脑子的功名思想”。总而言之,程伟元是为了“名利”伙同高鹗篡改歪曲《红楼梦》的。其实,这完全是某些红学家的臆测之词。从前些年在沈阳、辽阳陆续发现的文物文献资料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程伟元在作幕盛京将军府期间的社交,为人,思想,才艺:他是在嘉庆五年应盛京将军晋昌之请入幕,“佐”助晋昌草拟“奏牍”等重要文件的“门下士”。晋昌是天潢贵胄,又能诗善文,擅长指画,岂能将“奏牍”这样至为重要,又事关本人前程的重任委之于一个“粗通文墨的书商”?显然,程伟元是一位深受晋昌信赖的文学通才。晋昌曾在赠诗中赞赏程伟元的文才说:“文章妙手称君最,我早闻名信不虚”。程伟元还是晋昌的“诗友”,情谊甚笃。奉天府丞李楘在为晋昌《且住草堂诗稿》写的“跋”中说:晋昌“凡席中联句,邮简报答,必与二公(指程伟元、叶耕畲)偕”。晋昌的《且住草堂诗稿》便是程伟元悄悄“记而录之,萃而成帙”,在晋昌回都述职的前夕作为友谊的结晶和礼物呈献给晋昌的。并为《诗稿》写了一个“跋”,发表了“诗以道性情,性情得真,章句自在”的诗歌主张。且诗稿中有三分之一的篇什是与程伟元的唱和之作。程伟元不仅工诗善文,长于书画,在沈阳期间还与奉天府丞李楘宁远知州刘大观,锦州知府善怡庵,开原知县孙锡等辽宁上层官员有文字之交,深受器重,甚至与卢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等大官僚文人同在东北很负盛名的内阁侍读学士王尔烈的七十寿屏上题字作画,表示祝贺,可见其社会地位。程伟元在沈阳盛京将军府的三年期间,除了草拟“奏牍”一点公务外,基本上是过着“西堂赏桂”、“把酒持螯”、“书窗诗案”、“琴书自宁”的名士生活,颇有一点大观园的生活意味,并无仕进之意。正因为程伟元淡薄功名,无意进取,晋昌在还都述职前夕的赠答诗中才满怀感情和期望地规劝和鼓励程伟元:“况君本是诗书客,云外应闻桂子香”;“脱却东山隐士衫,泥金他日定开缄。”否定派据此说,程伟元同高鹗一样“满脑子的功名思想”。这显然是错会了晋昌诗句的原意。晋昌在诗里称程伟元为“高士”、“隐士”,一位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人焉能称“高士”,“隐士”?孙锡在《赠程小泉(伟元)》一诗中甚至称程伟元为“冷士”。晋昌诗句的意思是说,程伟元饱读诗书,文才出众,要博得第一是不难的。无奈他无意于功名,晋昌深深为之惋惜,所以在“宾主三年”即将分手之际,委婉地以诗书箕裘和手操胜券为劝,希望程伟元下决心脱掉“隐士衫”去蟾宫折桂。

将上面的材料综合起来,我们不难看出:程伟元是一位兼诗、文、书、画等多方面才艺而又淡薄功名的人,深受晋昌为首的辽东上层官员的器重。正是由于他淡薄功名而又多才多艺,才热心于收集整理、编辑出版《红楼梦》。至于他的思想才情远不及原作者曹雪芹,那已是另一范畴的问题,不在此论。但有一点是不能抹煞的,即如果没有程伟元的苦心搜集,“铢积寸累”;没有程伟元约请高鹗共同对前八十回各种抄本“广集校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对后四十回残稿的“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然后“抄成全部,复为镌板”,《红楼梦》这部被中华民族引为骄傲的伟大悲剧小说就不会如此迅速地广泛地流传开来,并走向世界。那么,程伟元对于《红楼梦》及其伟大作者曹雪芹是功耶,过耶?

如前文所述,《红楼梦:》前八十回各种抄本和后四十回残稿的搜罗整理,文字的编辑加工,主要是由程伟元完成的。高鹗只是应程伟元之请“襄其役”,“分任”一部分文字加工。但由于后世对程伟元所知甚少,少到几乎连程伟元是那里人氏都不清楚,否定派便将攻击目标集中到高鹗身上。抓住张问陶在赠《高兰墅同年》诗题下注所言:“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一口咬定后四十回文字全系高鹗“补续”。然后对高鹗其人罗织罪名,大加挞伐。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罪名”:一是高鹗“满脑子功名思想”;二是私生活方面对女性既“庸俗轻浮”,又十分恶劣。“功名”观念是封建时代文人的通病,高鹗也莫能外。但说高鹗“满脑子”都是“功名思想”却又未能举出证据。从近几年历史档案部门发现的有关高鹗的材料看,高鹗居官清冷,廉政自持,不阿权贵。当他因“失察林清传教谋逆并曹纶父子与知不行陈奏”罪被嘉庆皇帝“降三级调用”时,许多同案被降调的汉军籍、直隶籍科道官员纷纷“恭请圣安”和“自请处分”,身为内务府世仆的高鹗却无一字奏陈,因而大多降职官员都调补新职,有的后来还得到迁升,但高鹗却从此结束了为官生涯。从其《吏治辑要》看,也反映出他主张为官“清正廉明”的吏治思想。此外,他为人磊落,提携后进,未闻他有害人利己之事。.至于他私生活方面的“龌龊不堪”,主要是指两件事:一是年已半百的高鹗竟将年仅廿的续弦、张问陶的妹妹张筠虐待致死:一是将寡居的旧恋人畹君权当外室玩弄。其实,这两项罪名实属望风捕影。张问陶在《哭小妹筠墓》一诗的题注中仅言“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并未言明虐待其妹致死的妹夫高氏就是高鹗。“汉军高氏”多矣,何以坐实就是高鹗?怎能凭时隔百年余,连高鹗的字都一再搞错的震钧在《天咫偶闻》中主观臆断为据?既无可靠证据,却言之凿凿,对那些以考证有据自负的红学家不是颇有些讽刺意味吗?朱南铣等红学家曾著文举出大量文史资料论证高鹗未娶张筠为续弦。张问陶的妹夫既非高鹗,摧残张筠致死的罪名岂可妄加在高鹗头上?至于高鹗与畹君的“暖昧”关系,从高鹗的有关诗词看,他与畹君年轻时便相爱,但因故被迫分离,“钗头凤折”,难践“旧盟”:“谁使当门逢忌、讳,更教采佩太馨香。愁深漫展《离骚》读,《天问》从来最渺茫”(《幽兰有赠》)。他们可能是由于家庭或社会的原因被迫分离,故有“钗头凤折”,“漫恨天心不平”(惜余奏漫》)的怨恨。如果他们之间只是庸俗的调情,怎么会想到陆游和唐畹的恨事?怎么会联想到《离骚》和《天问》?正因为心愿未酬,久别重逢时才会出现“一部相思难说起,尽低鬟,默坐空长叹。追往事,寸肠断”(《金缕曲》)的情景,才会提出“旧盟须践”的问题。词为艳科,唐宋以来词中多写儿女情事。高鹗在词中多写男女之情,即便格调不高,亦非大过,更与他参加《红楼梦》后四十回残稿的整理加工无涉。如今抓住上述问题不放,随意编造故事,并借此以图骂倒高鹗,似有时下社会编造“桃色新闻”中伤别人之嫌。

第三,前八十回文字与后四十回文字“非一人笔墨”,并不是程、高之过。

《红楼梦》前八十回文字与后四十回文字“非一色笔墨”是事实,从总体上看,后四十回文字不如前八十回富于灵气、令人叫绝,这也是事实。但据此说是程伟元高鹗之过、是程、高的思想才情不及曹雪芹所致,却不符合事实。一由于作者的笔力不济而后不如前的现象,特别是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是常见的。中外小说史都不乏这样的例证。如中国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狄更斯等大家笔下的长篇小说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现象,而这些名著并不存在“续书”的问题,是不是也要“挖出”一个“续书者”呢?二,在长篇小说的漫长创作过程中,由于作者思想的深化和才艺的成熟而在后期创作中更改初衷而造成前后“不一色笔墨”也是常有的,当然,通常是后期较前期为佳。《红楼梦》的复杂性在于曹雪芹在长达十年的创作过程中,至少有过五次重大的修改。但他生前只完成了前八十回的最后定稿,后四十回未及改完便溘然辞世。于是便出现了小说史上不常见的现象,即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后期思想的产物,而后四十回反而是初稿或中期的修改未定稿。如果程伟元搜罗到的后四十回属于不同序次的残稿拼凑起来的,那情况就会更复杂,不用说前后非“一色笔墨”,连后四十回也不可能是“一色笔墨”。程伟元在《序》中所言“漶漫不可收拾”不正是这种复杂情形的反映吗?清代大戏剧家洪升在《长生殿·例言》中谈到他创作《长生殿》的创作过程时说,这部戏是“经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从《沉香亭》到《舞霓裳》,到《长生殿》,无论是主题、情节、人物都有很大不同,如果洪升没有最后完成《长生殿》的改定稿,我们将这部戏三次残稿收集起来当作《长生殿》的原稿来研究,那该是一种什么情景呢?一部戏尚且如此,何况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两位编辑出版家,程伟元高鹗为了“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而“未敢臆改”原稿中脱节、矛盾、不通之处,无疑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保存了红楼梦在早期流传时的真面目:“非一色笔墨”。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红楼梦》版本学。

二

在论证了《红楼梦》后四十回并非高鹗“续貂”,程伟元也未“作伪”之后,再来看后四十回的文字优劣和程、高的功过,也许能公允一些,客观一些。但还必须首先承认后四十回残稿的复杂性:程伟元是用数年的时间先后从藏书家中、故纸堆里、鼓郎担上搜罗来的后四十后残稿,拼凑起来虽“前后起伏,尚属接笋”但“漶漫不可收拾”,难以“批阅”。在“无他本可考”的情况下,只好“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程高二人的文字加工仅限于此,因为他们深知对《红楼梦》这样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是不可妄加“臆改”而“掩其本来面目”的。于是,在第一次排印的程甲本中保留了残稿中一些拿不准的脱节、矛盾之处。显然,程、高二人都没有估计到,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经过“披阅十残,增删五次”的最后改定稿,而他们搜罗到的后四十回残稿则可能是曹雪芹早期创作的未定稿,而且可能分属于五次重大修改中不同的序次。其中某些章节可能已被后来改定稿的构思所否定;有些则是羼入的传抄者“臆改”的文字。等到程甲本排印出来以后,程、高发现仍有些不得不改的脱节、纰缪之处,如九十三回与九十四回的衔接,等等。于是又匆匆作文字上的进一步“修辑”,排印了程乙本。结果,程甲本上的一些脱节之处虽得到了弥合,一些明显而又无法弥合的矛盾也变得模糊含混了一些;但也增添了由于程、高不理解改动一、二字而弄巧成拙的新错误。这些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程、高二人所作仅限于文字的截长补短,修辑润色,属于一个编辑出版家份内的事。如果后四十回确系程、高所为,断不会出现上述两种情形。这种复杂情况,造成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在文字上的“非一色笔墨”和阅读上的某些障碍。

最早否定后四十回的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裕瑞。他在《枣窗闲笔·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中说:“此四十回,全以前八十回中人名事务苟且敷衍,若草草看去,颇似一色笔墨,细考其用意不佳,多杀风景之处,故知雪芹万不出此下下也。”并下结论说:“诚所谓一善俱无,诸恶备俱之物。”但嘉庆时期的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则反驳说:“有谓此书只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中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浑身动摇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略无差别,则所谓增之四十回,从中后增入耶?抑参差杂入耶?觉其难有甚于作书百倍者。虽重以父兄命,万金赐,使闲人增半回,不能也。”裕瑞的“一善俱无,诸恶备具”和张新之的“词句笔气,前后略无差别”都是偏颇之词。此后,诸家见仁见智,各执一端,逐渐演为公案。到了近代,新红学派领袖胡适提出高鹗“续书”,程伟元“作伪”之说。此后,贬斥后四十回的否定派便占了上风,成为红学界版本学的主流派。不过,胡适虽臆断程、高“作伪”、“续貂”,却肯定后四十回难能可贵的思想和文学价值。他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说:“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后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之遭劫,写凤姐之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精采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林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我们试看高鹗以后,那许多续《红楼梦》和补《红楼梦》的人,哪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哪一人不是想做一部‘团圆’的《红楼梦》的?我们这样退一部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我们不但佩服,还应该感谢他,因为他这部悲剧的补本,靠着那个鼓担的神话,居然打倒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的《红楼梦》,居然替中国文学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在这段话里,胡适至少肯定了三点:一是《红楼梦》这部人生大悲剧,包括宝黛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在后四十回完成的,它打破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思想和写法——大团圆结局;二是它保存了《红楼梦》这部伟大悲剧小说不受后人的篡改;三是后四十回的不少文字也是很“精采的”。鲁迅先生对后四十回也是基本肯定的。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相符,惟结末又稍振。”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论及主人公贾宝玉时说:“我的眼下的贾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宝玉之终于出家……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披了大红猩猩毡斗蓬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在这里,鲁迅明确肯定“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的后四十回同原著“食尽鸟飞独存白地”的悲剧构想“颇符”,与曹雪芹的本意不会“大相悬殊”。他所感到不满意和遗憾的只是“结末又稍振”和宝玉出家又“披了大红猩猩毡斗蓬来拜他的父亲”。可见,胡适虽是“高鹗续书”的创说者,但他仍然“佩服”、赞叹后四十回“有不可埋没的好处”和“贡献”,不少文字也写得很精采。鲁迅在当时对胡适的“高鹗续书”说虽是认同的,但他明确指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在悲剧的整体构想和主要人物的主导倾向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与俞平伯以及后来坚持“高鹗续书”说而咒骂高鹗、否定后四十回的主流派很不相同。

其实,凡是不带偏见,治学严谨,具有科学态度的红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并尊重一个事实:八十回本《石头记》只在少数人中间流传过二、三十年,自从一七九一年程、高本百廿回《红楼梦》问世以后,各种八十回抄本《石头记》便淹没无闻;而百廿回本《红楼梦》则受到历代亿万读者的热烈欢迎,并从此广为流传,独霸天下二百年。一部附带思想平庸、艺术粗糙的后四十回,并对它的前八十回天才之作实行反攻倒算的《红楼梦》,一部前后思想严重对抗、艺术高低反差极大、人物分裂扭曲的《红楼梦》能做到这一点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推动红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曾陆续影印出版了各种八十回抄本《石头记》,甚至连在国外发现的藏抄本都影印出版了,而研究、介绍、评论这些抄本的文章则不计其数。可是,这些八十回抄本《石头记》却仍只能在少数红学家和爱好者中间流传,而不能取代程、高的百廿本《红楼梦》在广大读者中的地位和影响。就文本的发行量而言,甚至连某种抗衡的态势都未达到,这是为什么?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在重新校注出版《红楼梦》时,当今一些以垢病后四十回,斥责程伟元、高鹗而知名于世的红学家也参加了它的校注工作,但在最后出版这个新校注本时,仍不能不加上程、高本的后四十回。无疑,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因为如果删去了后四十回,广大读者是不会买这个本子的账的。各种八十回本的命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它表明一百廿回本《红楼梦》所包含的完整的悲剧故事和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任何试图只承认前八十回,否定或者改变后四十回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导者们曾煞费苦心地试图恢复曹雪芹的“原意”,根据脂砚斋批语和八十回本中的某些“蛛丝马迹”另起炉灶创作了六集以取代程、高本后四十回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播映后,不但广大读过和熟悉《红楼梦》故事的人不满意,红学界和电影界的多数学者也不认可,颇多微词。《红楼梦》是小说,曹雪芹“十年辛苦”是为了读者,而不是为了其它什么人。因此,尊重读者,特别是尊重二百年来亿万读者的审美感情和艺术感受,从读者审美的角度审视《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是所有红学家都必须首先遵守的原则。二百年来,广大读者从来都是把一百廿回程、高本的悲剧故事和人物形象当做一个整体来接受的,并为之激动唏嘘,感叹流泪,成为永远谈不完的话题。如果说,一代读者在审美心理上出了问题,难道数以亿万计的儿代、十几代的读者在审美感情和艺术感受方面都出了问题?显然,读者是最公正的“上帝”。问题在于读者是从整体艺术感受上接受、判断、认同后四十回的;而少数考据派红学家则是膠柱鼓瑟地专挑后四十回的细部有哪些不合曹雪芹的“原意”和脂砚斋批语的“提示”,置《红楼梦》悲剧的总体形象于不顾。如果他们也能首先将百廿回本《红楼梦》当作一部小说来读,或者说,把自己首先看成是一位读者,那他就会发现,百廿回本在悲剧冲突的整体构思、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等主要方面,前后基本是一致的。

从《红楼梦》的整体艺术构思来看后四十回,它是前八十回悲剧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红楼梦》是一部令人梦系魂绕的爱情悲剧,同时又是一部令人心震撼灵的人生悲剧。宝黛之间的这种双重悲剧,即通常所说的宝黛的叛逆爱情和叛逆性格的悲剧,又与贾府这个“百年望族”的生死存亡相联系,这便是曹雪芹为《红楼梦》悲剧冲突设计的整体构想。他曾通过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神龙见首不见尾地透露过这种构想。但他在前八十回只是对这个千古绝唱的悲剧冲突作了种种天才的铺垫和喧染,蓄成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悲剧冲突的发展高潮和完成,却留在了“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的后四十回。宝黛爱情悲剧之所以不可避免,不在于他们在爱情婚姻问题表现的叛逆倾向,而在于他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人生价值的取向表现出对贵族世家的严重背叛,威胁着贾府的根本利益。他们是一对叛逆者的恋爱婚姻悲剧。小说在第三十一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时,便通过林黛玉无意中听到贾宝玉的“知己”之论引起心潮起伏暗示了宝黛爱情婚姻的悲剧结局之不可避免。当时,宝黛还处于初恋阶段,钗、黛、湘三人都是宝玉生活中朝夕相处、最亲近的少女,她们的才貌门第也不差上下,都是宝玉婚姻对象的人选之一。所以宝玉的情感曾一度徘徊在这三位表姐妹之间,如黛玉所言:“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但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宝玉终于发现,在他执着追求的叛逆人生之路上只有黛玉同他志同道合,从不劝他去“立身扬名”,也不对他讲“仕途经济”之类的“混账话”;而钗、湘则不时“见机劝导”。站在父亲贾政一边向他絮叼“仕途经济”之类的“混账话”。所以,当宝玉不愿奉贾政之命去会见在官场善于钻营的贾雨村,在场的史湘云以“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相劝时,立刻变脸加以讥讽,甚至下逐客令表示极大不敬,同时当着湘云等众人的面不避嫌疑地表示对黛玉的敬爱和亲近。这是宝玉第一次当众表示他与黛玉在感情和人生理想方面的一致。正是由于这个共同的叛逆人生的理想使黛玉激动不已;也正是由于这个共同的人生理想,宝玉在走出怡红院看见走在前面也因此激动不已的黛玉在“拭泪”时,才出现了宝玉“诉肺腑”那个著名的场景。这便是黛玉的初恋,然而这恋情在一开始便埋下了深刻的悲剧根源:时当贾府这个百年望族已面临“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的“末世”,“子孙虽多,竟无一人可以继业者,”“惟嫡孙宝玉一人……聪明灵慧,略可望成”之际,宝玉的爱情婚姻和人生道路,便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贵族之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如果容许并承认宝黛之间的恋爱婚姻,无异于荣国府公开宣布放弃家族的根本利益。这样的大事,贵族之家焉能容许宝玉自作主张,置家世的利益于不顾?于是,宝黛二人的叛逆爱情和叛逆人生理想与贾府这个贵族世家的根本利益便发生了深刻的无法调和的悲剧性冲突。小说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第三回宝黛初次相逢后小说借后人之口对宝玉的二首《西江月》词的批语,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见到的群钗簿册,听到的红楼梦曲,警幻仙子的“规引”,都是曹雪芹在小说正式开展之前对这个悲剧故事的整体构想所作的暗示和透露。第三十二回宝玉的“知己”之论和“诉肺腑”;第五十四回贾母借批“才子佳人”故事的俗套对黛玉暗示的训诫;第五十七回紫鹃“情辞试莽玉”后贾母等人的冷淡;第八十二回黛玉“痴魂惊恶梦”;第九十一回宝黛的禅语盟誓;第九十六至第九十八回由于宝黛在叛逆婚恋和叛逆人生之路问题上与封建家族严重对立而各不相让,终于将冲突推向黛死钗嫁的悲剧高潮;第一百零六回贾政在锦衣卫查抄之后的悲鸣;第一百十五回的“宝玉失相知”;第一百十九回的“宝玉却尘缘”,都是这个悲剧的整体构思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冲突的中心是封建家长为了家族的根本利益围绕宝玉人生道路同宝黛之间进行的生死争夺与较量。第三十三回宝玉“大承笞挞”,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是宝玉的父母贾政王夫人为了迫使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而采取的严励措施;但是惩戒的结果却与贾政王夫人的愿望相反,宝玉不仅没有屈服,反而产生更大的逆反心理,更加坚信自己叛逆人生的合理性。于是,这个悲剧冲突便向更高层次推进,演变为祖孙之间的直接冲突,将悲剧引向高潮。不过这已是后四十回的事了。人们往往只注意贾政与宝玉父子之间卫道与叛逆的斗争,而忽略了,甚至不理解“老祖宗”贾母同宝玉祖孙之间的悲剧冲突。因而否定派指责后四十回写坏了贾母作为“慈祥老人”的形象。其实,这正是后四十回写得深刻之处。贾母是荣国府的“老祖宗”,平时只知同儿孙们嬉戏,安享荣华富贵和欢乐;但是,正因为她是“老祖宗”,贾府一切解决不了的大小纠纷和重大事情,最后都要提请这位“老祖宗”裁决。“一言九鼎”,她才是贾府家族利益的最高代表和权力的最高象征,荣宁二府上下,没有一个人敢违忤她的裁决。当宝黛的叛逆婚姻威胁到家族的前途,父母的惩戒不能奏效时,“老祖宗”为了维护家族利益,她便由宝黛的“保护神”而变为“恶煞”,亲手拍板了死黛娶钗的“调包计”,出现了震撼人心的悲剧高潮。有人说,贾母当初迎接黛玉来荣府时的爱怜和温情是虚假的,她是“狼外婆”;也有人说,后四十回不该把贾母写得那样冷酷无情。其实,贾母当初对黛玉的百般爱怜并非出于虚情假意,但她绝未想到这个令她牵肠挂肚,后来又倍加疼爱的外孙女,竟是一个不守礼法、威胁家族根本利益的叛逆少女。在儿女温情和家族利益的冲突面前,作为贵族之家最高权益的代表,她选择后者放弃前者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对于王公贵族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曹雪芹不会有这样清醒的理论认识,但这样的实质婚姻在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上层贵族社会却是到处可见的。曹雪芹看到了这一点,并将贾母作为贵族之家利益和权力的象征写成宝黛悲剧的决定因素,这不仅多层次地展示了贾母性格的本质特征,也深刻地写出了这个悲剧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这个角度去看《红楼梦》的整体结构,我们就会发现:贾政毒打宝玉,是为了逼迫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使贾府后继有人;王夫人抄检大观园,也是为此目的,是在贾政毒打失败后的补充措施;贾母采用王熙凤死黛娶钗的“调包计”还是为了同一目的,是在毒打本人、扫荡周围相继失败后的最后手段,妄图用绝望和柔情来使宝玉就范。然而事与愿违,许多所爱者的死亡使宝玉决心“打出樊笼第一关”,彻底背叛这个贵族之家而去。于是,贾府终因“无一可以继业者”而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下场!显然,这是一个深刻而又严密的悲剧结构:前八十回的“宝玉挨打”和“抄检大观园”是后四十回悲剧高潮的铺垫;而后四十回的钗嫁黛死的悲剧高潮则是前八十回激烈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此完整的结构,前后有何不一致?

后四十回在整体艺术构思上受到垢病最多的是以“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改变了原构思中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其实,具体的艺术描写并非如此,或者说问题远没有否定派说的那样严重。所谓“兰桂齐芳,家道复出”,只不过是在小说的结尾,贾雨村与甄士隐在贾府“大故迭起,死亡破败相继”之后作为悲剧故事的收场话议论而已。怎可凭两句抽象的议论抹煞乃至否定后四十回卅万字有关荣宁二府“死亡破败相继”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具体艺术描绘?宝玉走了,探春远嫁了,惜春出家了,迎春被丈夫作践死了,元春不明不白地“薨死了”,妙玉被强人劫走了,贾府的精神支柱“老祖宗”史太君和实际支撑人王熙凤也相继带遗憾死了,连鸳鸯也被迫上吊了;家被抄了,被盗了,贾赦贾珍被充军去了……这个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的贵族之家还剩下什么了呢?难道不是第五回《红楼梦曲·飞鸟各投林》所咏叹的“为官的,家业雕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中所预示的结局吗?当代著名小说家王蒙在他最近出版的《红楼启示录一书中说得好:“宝玉的失落不就是生命的失落,爱情的失落,青春的失落与一切荣华富贵的失落吗?贾兰乃至贾赦贾珍贾琏的幸存,不正是红楼一梦的失落的对比和见证吗?如果一定要求续作者写出谁也不剩谁也不存在的‘白茫茫’大地来,不等于写出‘世界末日’来吗?不是太干净——干净得连悲哀都没有了吗?”这是一位小说家的体验和诘问,我有同感。其次,关于“兰桂齐芳”的展望,也是曹雪芹在第五回太虚幻境的簿册和红楼梦曲中有过透露的:“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就是暗指李纨之子贾兰日后的发迹,则不过这对李纨来说,已经是“梦里功名”,“虚名儿后人钦敬”罢了。那么,提一下“兰桂齐芳”就是对曹雪芹“原意”、对前八十回的“反攻倒算”吗?还是王蒙说得好:“写一点天恩浩荡,写一点家道复初,写一点‘高魁贵子’,避开了文字狱,利于作品的传抄流行,又无伤作品的整体,连这也要批评,倒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王蒙是小说家,他从小说创作实际体验出发对《红楼梦》整体悲剧构思的理解,是很值得红学家们参考的。

从人物形象的基本倾向看,后四十回不仅保持了与前八十回的一致,还多层次地深化和发展了人物的性格,使之成为丰满的艺术形象。我们很难设想,如果《红楼梦》只有“神游太虚幼境”、“奇缘识金锁”、“试才题对额”、“妙词通戏语”、感佩“诉肺腑”、“不肖承笞挞”、“情辞试莽玉”、“群芳开夜宴”、“杜撰芙蓉诔”的宝玉,而无失玉成“疯癫”、“通灵知奇祸”、“泪洒相思地”、“余痛触前情”、“潇湘闻鬼哭”、同类“失相知”、出走“却尘缘”的宝玉;只有“艳曲惊芳心”、“遗帕惹相思”、“春困发幽情”、“魁夺菊花诗”、悲作“葬花吟”、“闷制风雨词”、“联诗悲寂寞”的黛玉,而无“痴魂惊恶梦”、“蛇影与杯弓”、泄密“迷本性”、“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的黛玉;只有“巧合认通灵”、“羞笼红麝串”、“讽和螃蟹咏”、“小惠全大体”、“承色陪坐”忙的宝钗,而无“出闺成大礼”、“蘅芜强欢笑”、“佳人双护玉”、“妻妾谏痴人”的宝钗;只有“毒设相思局”、“协理宁国府”、“弄权铁槛寺”、赚杀尤二姐的王熙凤,而无“调包设奇谋”、“月夜惊幽魂”、“致祸抱羞惭”、“力拙失人心”、“历幻返金陵”的王熙凤”;只有“归省庆元霄”、“两宴大观园”、“除夕祭宗祠”、“福深还祷福”的贾母,而无冷情“调包计”、“祷天”独承罪、通达“散余资”、“寿终归地府”的贾母……。这些人物形象能否在历代读者中活到今天,并令人牵肠挂肚?

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宝玉的叛逆性格主要表现为坚持叛逆的人生理想,痴心于对黛玉的叛逆爱情,反对包括男尊女卑在内的宗法等级压迫。后四十回坚持和发展了这些主要的性格特征。如第八十一回当他“奉严词两番入家塾”时便表示极大的反感,嘲笑八股文章是“东拉西扯”,“牛鬼蛇神”,“诓功名,混饭吃”的玩艺儿。第一百十五回当那个与宝玉同名同貌同性情,只在梦中见过一次而被引为“同调”的甄宝玉来贾府相会时,他虽因失玉而处于痴迷中,但他仍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出来会这个朝夕相盼一见的“知己”者的。不料此时的甄宝玉已非昔日之甄宝玉,完全改了旧性情而成为一个“禄蠹”,开口闭口全是“仕途经济”,“为忠为孝”的“混账话”。这使贾宝玉大失所望,顿生厌恶之情,甚至发恨地说:“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话虽有几分呆气,但这不正是前八十回贾宝玉素来深恶功名仕进的旧性情吗?至于他念念不忘无辜被害致死的晴雯,给被迫上吊而死的鸳鸯恭恭敬敬地磕响头,不更是前八十回那个处处同情并尊重被压迫女奴而又无可奈何之宝玉所能为么?当然,宝玉对黛玉的那份疯疯傻傻、生生死死的痴情,对封建家族毁灭他与黛玉的爱情婚姻和人生理想所作的种种艰难曲折,然而又是坚韧决绝的抗争,则是前八十回宝玉性格的发展和升华,是后四十回完成这一悲剧形象的杰出贡献。第九十一回当“金玉姻缘”的阴影向他袭来时,他曾借禅宗问答以佛门“三宝”向提问的黛玉起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第九十六回贾母王夫人凤姐三人乘他因失玉心中痴迷用“调包计”愚弄他时,他虽“神魂失散”,终日“疯疯傻傻”,但当黛玉从傻大姐那儿获悉“调包计”的秘密而顿失心智,神情恍惚来问宝玉:“宝玉,你为什么病了?”他却毫不含糊地当众回答说:“我为林姑娘病了！”后来凤姐又以为他“娶的是林妹妹”的谎言去试他,他疯疯颠颠地说:“我有一个心,前儿已交给林妹妹了。她要过来,横竖给我带过来,还放在我肚子里头。”并觉得这是他“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乐得“手舞足蹈”起来。这是怎样一种“知己”者之间的追魂摄魄的痴情啊!非宝玉谁能有之?当新婚之夜揭去新娘盖头发现不是黛玉而是宝钗时,他口口声声哭喊着要“找林妹妹去”!并哭着对袭人说:“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里话,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横竖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两处两个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发难张罗,不如腾一处空房子,趁早把我和林妹妹抬在那里,活着也好一处医治,伏侍,死了也好一处停放!”他不禁放声大哭,昏死过去。此后便是哭灵,求梦。宝玉在“泪洒相思地”、“余痛触前情”、“潇湘闻鬼哭”、“情婢感痴郎”所表现的无休无止的哀哀之情以及后来的离家出走,难道这不是宝玉前期主要性格方面的发展、丰富和升华吗?至于宝玉未能在黛玉死后立即出走,而是在与宝钗成婚、应举之后再出家也远非否定派所说“歪曲”了宝玉性格。宝玉是“情之至者”,不是“爱情至上”者。所以曹雪芹在“佚稿”的“情榜”中将他列为“情不情”。正如清人涂瀛所说:“宝玉之情,人情也”。是“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但“不能尽之情”。鲁迅说宝玉是“爱博而心劳”,都是对他这种“天生一段痴情”,即警幻仙子所说的“意淫”的形象说明。宝玉不仅痴迷于对黛玉的恋情,到处渲泄他对被压迫女奴的同情,对父兄姐妹也是满怀亲亲之情的。黛玉虽然死了,但他一时还难割舍亲亲之情,包括袭人等在内的怡红院与他朝夕相处的女奴。所以当宝玉因黛玉之死而痛不欲生时,宝钗指出他有“三不容死”:一、八十多岁的“老祖宗”一生只疼他一个,死了对不起“老太太”;二、太太王夫人“一生的心血精神”只抚养了他一个儿子,他死了将来太太靠谁?三、我已经是你的妻子,虽然命薄,你死了对得起我吗?有此三种,“你就要死,天也不容你死的”一句话,宝玉欠了他们的亲情,在还清这笔感情债之前,他是没有死的自由的。这一席既官冕堂皇,而又蕴含私情的话,竟说的宝玉“无言可答”。可见,宝钗抓住了宝玉的“情至”思想和亲亲之情一时难割舍的弱点。但宝玉毕竟是具有人本主义超前意识的叛逆者,他要在和宝钗婚后生活一段,下考场拴得一个功名以了结夫妻之情,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后,亦即不再欠任何人的亲亲之情后,方与这个贵族之家决绝而去!作者在第一百一十九回将此视为“宝玉却尘缘”、“打出樊笼第一关”的前提。宝玉的这种心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没有这些,宝玉的出走是难以想象的。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多层次的。连脂砚斋都感到难以用好坏美丑来概括宝玉的性格,难道今天的我们可以用纯粹的好坏去理解宝玉丰满而复杂的性格吗?如果是这样,鲁迅就不会认为宝、黛是真的人,感到“异样亲切”了。对此,王蒙在《红楼启示录》中曾提出反问:“宝玉经历了繁荣,经历了争斗和危机,经历了常人难以经历的种种‘男女私情’,特别是与黛玉的刻骨铭心的爱情的炼火,为什么就不应该再经历一下婚姻生活、科举试第、家败人亡,就是说,在已翻了几个筋斗以后再翻它几个筋斗呢?宝玉虽在青年时期,却差不多经历了那个社会那个阶级的人所能经历的一切之后,再看透一切,舍弃一切,决绝出家,这样处理有何不可呢?说老实话,仅仅在情人死亡,失去精神支柱、失去‘宝玉’的情况下出家,这其实是常人所能做的。在失去了红尘幸福以后看破红尘,这有什么稀奇?有什么悲哀?”这是一位当代小说家的思考。我以为很有道理。至于被御封为“文妙真人”,披了“一件大红猩猩毡的斗篷”,不仅无损于宝玉的整体悲剧形象,我们不是还可以从某一个角度看到它另有深意吗?

林黛玉在后四十回中的形象也是好的,同前八十回中的心傲、性孤、情切、疑多、愁深等重要性格特点是一致的。如第八十二回“病潇湘痴魂惊恶梦”,第八十九回“蛇影杯弓颦卿绝粒”,第九十六回“泄机关颦儿迷本性”,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等情节,不仅凄苦动人地完成了林黛玉的悲剧性格,并将宝、黛与封建家长的悲剧冲突引向高潮。黛玉的感人形象,或者说黛玉这一形象的悲剧感人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四十回完成的。当然,黛玉在宝玉奉严词两番入家塾时关于八股时文也有“近情近理”、“清微淡远”的议论和“宴海棠”花开非时的奉承话,都是与她一贯性格不协调的。但是并不损害形象的大体,因为这类不协调并未成为主导倾向。此外,人是复杂的,变化的,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中偶尔出现一些与性格主旋律不协调的音符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只要想想自己,特别是一些“大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失言”,“违心话”,不是也可以理解吗?

薛宝钗的性格在前八十回主旋律的基调上也有发展和“变奏”。前八十回宝钗的世俗、虚伪和自私常常表现为含而不露的“会做人”,大多控制在大家闺秀的风范之内:端庄、稳重、和平、贤雅。即使心中不快,也装成“浑然不觉”,或点到为止,“一笑收住”,带有极大的虚伪和欺骗性。等到了后四十回,她成了名正言顺的荣国府未来的合法当家人——宝二奶奶之后,其世俗和自私则常常表现为杀伐决断和冷酷无情,行起事来,“任人诽谤,并不介意”。她毫无顾忌地冷语痛断宝玉对黛玉的痴情,堂而皇之的以伦常数落宝玉因失落青春、爱情、人生而想死是为天人“所不容”,直接了当地要求宝玉用功读书以“博得一第”来报答“天恩祖德”;与袭人密谋从宝玉身边逐渐撵走五儿、秋纹和麝月,都是宝钗在改变了地位身份之后应有之事。前后性格变化都是她“会做人”的审时度势的不同表现。如果没有这些后期的表现,其前期的来自于“城府”“心计”的“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便会失去深刻的心理依据,宝钗的形象就不会这样丰满,二百年来对她的争论不已,正是因为写出了她性格的复杂和多侧面,写出了她性格前后期的变化而在本质特征方面又保持了一致和完整。

后四十回的贾母也是一个写得十分成功的人物。如果没有后四十回,贾母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整天带着孙男孙女吃喝玩乐,安富尊荣的贵族老太太。有了后四十回,人们才发现贾府这个“百年望族”实际上的最高权威和当家人是贾母,而不是贾政,或者王夫人和凤姐。正因为如此,当宝玉的叛逆爱情和婚姻威胁家族的根本利益和前途时,她便出面毫不留情地亲手毁掉了她最心爱的孙男和外孙女的幸福和人生。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但为了家族的利益,她不得不这样做,于是黛死钗嫁的“调包计”便经她批准出笼了。这是一种多么深刻而又令人震惊的性格真实啊!不仅如此,当锦衣卫抄家革去世职等大祸临头时,她在“皇天菩萨”面前独承罪责,祈求上天保佑儿孙平安;她拿出自己一生的全部“贴己”银子散发给各房儿孙安顿生活,稳定人心;她还以自己为榜样教导儿孙们要“享得富贵”,“耐得贫穷”,懂得借败家之机“正好收敛,守住门户”;她还亲去抚慰凤姐等人,绝不怨天尤人,甚至临终仍“心怀满足”面带“笑容”。这实在是一种非凡的大家风度。贾府上下都尊称她为“老祖宗”,其实这并不只是辈份上的头衔,她实在是贾府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她一死,当年何等杀伐决断的凤辣子不是也寸步难行吗?如果删去她在后四十回的“凡此种种”,《红楼梦》里还有如此非凡的“老祖宗”吗?

后四十回对于一些次要人物的描写也是不可否守的。如花袭人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奴才。故小说借晴雯之口为她取了个“西洋花点子哈巴儿”的绰号。但是当贾母王夫人凤姐三人密商“调包计”时,她还是冒死向贾母王夫人跪诉了宝、黛之间的生死之恋和她担心“调包计”会“一害三个人”,断送了宝黛二人的性命。这个对奴隶生活津津乐道,对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才,不也有心地善良的一面吗?如果没有这一笔,就不是《红楼梦》的人物了!连人人都嫌弃的赵姨娘,后四十回关于她临终的鬼话,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心理依据的,精采的性格补充,而令人难忘。总之,后四十回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基本保持了与八十回的一致,并有所丰富,有所发展,使人物成为完整的形象,是任何人都不能割裂开来的。

从艺术描写的魅力来说,后四十回不及前八十回那样富于灵气,令人惊叹不已。但这也只是比较而言,并非说后四十回文字一无感人之处。如第八十二回关于黛玉被恶梦惊醒的描写,第九十一回黛玉借谈禅与宝玉的盟誓,第九十六回“泄机关颦儿迷本性”时与因失玉也处于痴迷状态中的宝玉那种如梦如痴、令人心痛的对话,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的悲喜映照,以及后来的宝玉哭灵,出走,在我国都成为家喻户晓的千古绝唱,这是任何人都难抹煞或否定的。再加上胡适称赞的那些“很精采的”“小品文字”,从艺术总体来说,还是不可缺少的补充部分,保持了整体基调的一致性。特别是“破败死亡相继”的悲剧气氛的浓重渲染,是很能让人移情入境的。否则,它就不会作为《红楼梦》的艺术整体流传至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