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华｜从预防性抑制到现代性危机：躺平的前身后世_风闻

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

何谓“躺平”？要下一个定义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本文谈论的“躺平”，指的是这样一种心境状态，它意味着甘居下游，意味着对失败的承认，意味着对通行社会游戏规则的放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某些动辄宣称自己要“躺平”的人，如果依然按照某种晋升标准在打拼，其实并非真正的“躺平者”。他们的夸张语言，只不过是对其所承受压力的情绪宣泄，情绪释放之后，往往就达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谓升华或者净化之效果，也就是说被治愈了，他们其实是认可或接受现实秩序的。经常戏谑地说自己想躺平的人，其实往往是比别人更努力、更勤奋、更拼搏的人。

撇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从抽象人性的角度来讲，人的欲望总是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因为正如叔本华注意到的那样，一个基本事实是，古往今来，某一具体欲望的满足，不过是新生欲望的开始：温饱解决了，人们还想获得鲜衣怒马；即便贵为一国之君，已经达到了荣华富贵的顶端，还要追求长生不老。许多哲人洞察到欲望的虚妄，并顺理成章为人类开出了躺平的药方。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天地之间的大道，最明显地表现在水的本性上，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水的特点是往下流淌，所以它随处自适自在。但是人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水的特性背道而驰的，我们一心想往上爬。撇开身体的感官需要，如果往理念或崇高处说，可以认为，人处在社会中，不能不被鼓励着有理想、有追求、有奋斗，根据精神目标的达成度来确定自己在社会空间的定位，并由此评估生活的意义。就此而言，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言是值得被反复征引的，“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但是，对庄子这类思想家来说，事情的另一面，也就是更实际、更悲剧的一面是这样的：“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认为我们应该理解到万物是齐平的，正确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谴是非，应当践履的行动逻辑是怎么样都行：“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其实再推而言之，可能除了少数罕见的例外，人类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都持一种躺平观。释家讲四大皆空、五蕴非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基督教分明讲此岸的人间世不过是“泪之谷”，虽说不至于弃之不顾，但起码比起末日审判后的天国，是比较不值得过的。即便撇开宗教维度，西哲如此思考者也不乏其人，从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到悲观哲学家叔本华，史不绝书。其中，最有躺平主义倾向的是伊壁鸠鲁，作为一个所谓快乐主义者，他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快乐：第一种是自然的和必需的，如食欲；第二种是自然的但不是必需的，如性欲；第三种则既不是自然的又不是必需的，如虚荣心。后两种显然都是可以割舍的。

但是躺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容易实现。古代的智者们在观念层次上嘲笑世人被蝇头微利、蜗角功名所绑架，无法参透宇宙玄机，得到大解脱、大欢喜；中国文学中也有大量隐逸题材的作品，表达了对名缰利锁的谴责。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寄寓在滚滚红尘中的沉重肉身，有其独立于精神之外的必然性物质要求，这使得我们无法在根本上躺平。不太富有的陶渊明宣称要“息交以绝游”，但是他为生活所迫，还是要“种豆南山下”。撇开隐士、修士或者高僧、高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躺平者，必须有万贯家财作为物质保障：要真的游心物外，也必须是富贵闲人。无论是曹雪芹《红楼梦》中否弃仕途经济的贾宝玉，于斯曼《逆流》中离群索居的德泽森特，还是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那位著名的睡神，他们拥有的优渥的贵族生活条件，才使得他们的懒散无为成为可能。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因此，人类的生长繁衍会因为食物短缺而受到抑制。这种抑制可分为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两种。预防抑制主要是道德的抑制，例如选择单身或者晚育；而积极抑制则是战争、瘟疫、饥馑等。从这样的逻辑看，传统社会的躺平主义也可以视为马尔萨斯谈到的预防性抑制的一种解决方案。将对欲望的自我阉割、对失败的自觉承担，升华为一种人生理想的追求，主张清静无为、清心寡欲、绝意进取，这表明了在前现代社会欠发达的物质生产水平无法应对人口增长压力的时候，人类社会可以通过降低欲望要求的方式，获取低水平的身心平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绝对贫困现象在世界上一些地方，例如非洲，还有所耳闻，但早已经不是主流社会的主要方面。然而躺平现象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似乎有增无减，这又该如何理解呢？我们不妨首先切入中国社会现实洪流的某个切面。我们都熟知躺平族的系谱：屌丝、杀马特、三和大神、佛系等。其中，三和大神的生活理念是“干一天玩三天”。对这样的躺平者而言，除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外，他们无欲无求，甚至宁愿退出社会，甘居社会边缘。这些人当然表明了某种极端，他们的存在算不上普遍性的现象级社会事实，同时，上述理念也未必是他们能坚持的一种恒常生活实践。但无疑，他们代表了许许多多生活目标幻灭者的某种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社会中无望获取充裕生活资料所产生的挫败预期不同，这样的幻灭，是一种现代性的幻灭，是基于对谋求更高层次需求——例如得到承认或自我实现等愿望——的主动放弃。

“躺平即正义”口号的倡导者及支持者可能大体上是人生正在艰难爬坡的青年人。如果仅仅从代际差异的视角来看，也许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解释，比如一些企业的“996”等制度设计，包括笔者在内的50后、60后的许多人，对其的容忍性可能高一点。这是因为对如今的中老年人而言，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义务奉献、任劳任怨以及螺丝钉精神，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不言而喻的基本职业素质。他们目击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而新时期市场的逻辑刚在中国萌生的时候，是与改革的政治理想结合在一起的，企业家等群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时代英雄而出现的。市场的兴起，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让中国社会从贫困迅速走向富强。某些个体的失败，则被理解为社会进步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代人中的许多人或许并不处在工商业领导者的位置，往往还是会从站在这个位置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但是，如今的青年人拒绝将资本的逻辑予以合理化。他们脑中并没有中老年人依然保有的物质极度贫乏的记忆。他们生活在生活资料相对丰富的时代，他们固然没有那种欲壑难填的占有渴念，但容易将由家庭和学校所提供的物质安全视为当然，而一旦踏入社会，这种安全感顿时烟消云散，诸多心理上的断裂会随之产生。特别是他们的期待薪酬与实际收入之间，总是存在落差，因此必然会滋生被剥夺感。由于无法适应一些企业制度设置的残酷性，曾经学习过的资本、剩余价值等概念，就会从书本中被激活，由此产生道德义愤。对有些青年人来说，拒绝成为劳动力，拒绝升迁、涨薪等光明前途，也就是躺平，就相当于挫败了这种“剥削”的阴谋。这些青年人已不能像其父辈一样无条件顺从市场的强制要求，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物质的或精神的需求，从而安于在社会空间中叨陪末座。对此，我们很自然会想起布迪厄的经典社会学理论，认为躺平者之所以躺平，表面上看是主体性选择,实际上是被客观可能性所决定的。威利斯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写道：阶层固化导致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无法有向上流动的可能，只能子承父业，继续其父辈体力劳动的道路，因此，依然幻想可以通过自己的发愤图强改变命运，在这些男孩眼里就显得可笑了。如果骆驼祥子早就看穿，买不到洋车是自己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他就不必那么顽强拼搏起早贪黑了，或者可以调低欲望以适应自己的物质条件。

此类青年人使得躺平的叙事可能性得以凸显，其实，社会不同群体中的不少人也都表达了对于躺平的真实渴望，即便这种渴望本身更多反映了一种情绪，而非关涉一种未来行动图景。实际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把“躺平即正义”的声音，纳入社会的现代性转换这个更大的背景中来考察。从这个视角来看，“躺平即正义”的呼声不过是冰山一角，它折射出来的，是海平面下不可见的躺平主义冰山。关于这一点，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可以视为现代性条件下躺平主义者的一个隐喻。

默尔索不仅拒绝升迁，取消了社会游戏规则的全部有效性，而且认为万物齐平，一种生活不比另一种生活更美好，一切的人和事都没有差异。从一种角度来说，默尔索以及小说中所描绘的法属阿尔及利亚社会，呈现了普遍存在的无差异性，也就是将一切观念和实践视为均等的状态，这消解了意识形态所强加的二元区隔（例如，善/恶，贵/贱，是/非，圣/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交换价值君临天下的症候。在现代性语境下，在一切价值和规范都丧失特定意义的条件下，任何个体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体都是不可能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默尔索的行为，挑战了自由意志这一现代性前提。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关键在于倡导拥有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但人们其实更愿意处在受监护的状态，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怯懦与懒惰，而且是因为这让人感到舒适：“如果我有一本书代替我拥有理智，有一位牧师代替我拥有良知，有一位医生代替我评判饮食起居，如此等等，那么，我就甚至不需要自己操劳。只要我能够付账，我就没有必要去思维；其他人会代替我承担这种费劲的工作。”默尔索的行动没有动机，对诸多选择可能性采取漠然顺应的态度，他还通常听命于生理欲望和他人意志的役使。就此而言，他其实是没有道德自由的。借助这样的形象，加缪展现了自由意志的可能困境：现代性的自由，其实意味着负担、劳动和责任。人们向往自由，向往坚持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事实；但我们需要同时承认的是，人类还向往着对自由的逃避，向往着躺平舒坦，这也许是一个更具有决定性和挑战性的事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躺平的声音其实交织着历史的投影、人性的奥秘和现实的挫败，尤其是现代性的危机，难以对它进行简单的现象学描述。从《局外人》中法庭的视角也就是社会主流的视角来看，一个人如果甘愿躺平，甘愿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的行径所带来的心理感染，会威胁一个社会赖以维系自身的根基。如果我们都拒绝在社会这个具有宇宙意义的戏剧中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拒绝执行确保社会常规运作的那些游戏规则，那么，这无疑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全面崩解。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理性自决，坚持社会互动，坚持某些最低限度的价值和信念。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要时时意识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躺平的呼声此起彼伏，虽然它听起来刺耳，让人不适，但是它绝非毫无意义。它绝望的叹息，让我们在热衷之际保持冷静，它请求我们透过弱者的眼睛打量世界，企盼我们倾听孤苦无告的声音，并召唤我们转换观察事物的视角，比如对交换价值尤其是绩效主义成为丈量一切的标准，应该严加防范甚至批判，应该尊重个体拥有可以不优秀、不出众的人性权利等。

只要存在着物质或精神资源的稀缺性，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性，甚至只要存在着富与贫、美与丑、长与幼、尊与卑，乃至生与死的差异，躺平主义就必然存在。我们当然不可能彻底铲除躺平主义——事实上诸多躺平主义类型本来也具有自身另类的风采和光芒，正如诸多哲学、文学大师所已经展示的那样，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措施（例如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来改变躺平主义借以滋生的社会条件，并由此尽可能多地消除社会的怨气甚至戾气。倘能如此，那么躺平主义的底色依然不会变化，仍是将对于失败的承认转化为一种生活姿态或审美趣味，但其中的沉重和悲苦，将在不断翻新的躺平主义话语中随风飘逝或至少渐次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