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青年“躺平”的背后，是“身躺心不平”_风闻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历史系教授、紫江学者

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标志性现象,“躺平”成为2021年舆论热议的话题之一。对躺平可以有多元的解读，在笔者看来，最典型的躺平是属于90后一代的特殊现象，是“后浪”文化的一种表现。

一、

对中国社会现象的分析，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分别以“左右”“上下”“前后”命名之。所谓“左右”，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青年思想政治立场的分野。90后一代人，不少对各种宏大叙事漠不关心，也对意识形态缺乏兴趣，以传统的“左右”立场去理解90后，多少有点“文不对题”，何况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之复杂，未必是“左右”能够涵盖的。“上下”的分析方法，关注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内卷化的加剧和社会流动的固态化。今天中国的躺平，与21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的“下流社会”相似，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的部分青年，对“往上流动”产生绝望，主动或被迫作出的人生选择。从社会结构的“上下”关系之中，可以找到躺平现象背后的社会学渊源。

笔者想重点讨论的，是从第三个维度“前后”，也就是从世代更替的角度，来考察作为90后一代典型形态的躺平现象。关于当代中国的世代更替，笔者有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简单而言，我国的50后、60后（出生）是老一代人，属于典型的前浪；90后、00后新人类的一代人，属于典型的后浪；而两代人之间的70后、80后，属于不太典型的过渡一代，兼有前浪与后浪两代人的特征。作为前浪的50后、60后，在20世纪末的启蒙氛围中形成人格定式，具有后理想主义的精神。对他们来说，没有信念、没有理想、没有诗与远方，何以谈人生。然而，作为后浪的90后、00后，是在1990年代之后的“世俗化”氛围中长大成人的，他们经历了应试教育的强化和功利主义人生观的熏染。与父母一代相比，后浪青年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思维方法、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谓躺平，就是在这样的代际冲突背景中产生的。

前浪一代人，再苦再累大多也会相信奋斗的价值和意义，认为通过个人努力，总是有希望与前途，如果最终失败，也会认命。他们经历过历史的跌宕起伏，有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相信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互相镶嵌、不可分离。他们热衷于谈论天下大事，认为国家的宏大前途就是自身未来的命运。而90后一代后浪，在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中成长，对国家有一种天然的爱，祖国是他们自然认同的家园，国家拥有不言而喻的族群合法性。不过，吊诡的是，对于老一代人来说，自我与家国无法切割分离，但是对年轻一代人来说，自我是自我，国家是国家，于是就会出现父母一代全然看不懂的“对国家前途满怀信心、对个人命运失去希望”这种90后特殊的心理现象。中美贸易摩擦、职场就业的困难与房价的飙升，使得一些离开校园不久、刚刚踏入职场的90后困于内卷化、“996”之中。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躺平作为一种新的活法、新的人生姿态。

二、

事实上，在“躺平”出现之前，还有一个热词也曾经流行过，即所谓“佛系青年”或“佛系活法”。从表面来看，躺平与佛系似乎是一回事，是同一种人生姿态，其实它们内在的差别非常大。

佛系青年对佛系人生的选择是自觉的。在激烈竞争的职场，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与定位人生的价值，有必要那么拼命吗？人活着究竟如何才能快乐幸福、安身立命？于是，少数年轻人改变了自己的活法，从打拼才能赢的积极人生退为庄子式、禅宗式的追求内心自由、逍遥自在的人生。而躺平青年多是被迫的，他们没有佛系青年那种内心的自觉，更不是自愿的选择。躺平，多是无可奈何的现实所迫，是不情不愿的权宜之计。佛系既有理性的自觉，又有意志的自愿，而躺平既不自觉，又不自愿。

佛系属于80后，而躺平是属于90后的特殊文化现象。佛系的人生需要有一定的生存保障和财富积累，这样才有潇洒的资本。而这对于初入职场的90后青年来说，未免难以实现。他们只能以“五不”（不买车、不买房、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的消极姿态来应付现实生活，这就是躺平的尴尬内涵，与潇洒自如的佛系青年自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在境界上更有天壤之别。

当躺平作为一股潮流扑面而来时，要鉴别的是其中的微妙差异。据笔者观察，当下躺平者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形态：虚假的躺平主义者、积极的躺平主义者与消极的躺平主义者。

第一种是虚假的躺平主义者。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竞争场上的成功者，也可以称之为“躺赢”主义者。他们或者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可以任性地“潇洒”；或者拥有相对稀缺的资源或能力，躺着也可以挣钱。网络上流传一句话：“达者独善其身，穷者无可奈何。”真正的躺平者，是无可奈何的穷者，但这些伪躺平主义者，属于独善其身的达者。这些达者所追求的独善，只是以躺平的姿态获得太平的人生、岁月静好而已。他们在社会中不具有任何悲剧色彩，反而可能是令人羡慕的成功者或者幸运儿。

第二种是积极的躺平主义者。这些人多少具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将躺平这种无奈的人生“被选择”，升华为一种自觉的“主义”，一种美丽的精神乌托邦，躺平就此提升为意识形态化的躺平主义。网帖《躺平即是正义》宣称：“我可以像第欧根尼只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活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躺平者可被理解为中国的第欧根尼，是中国的精神犬儒。这些积极的躺平主义者，退出竞争激烈的名利场，在精神世界里面，寻找确定的自我。

睡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

不过，这个自我与古希腊的犬儒们不同，其具有现代的特征，是去价值化的。当他们说“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的时候，这个“人”，不是具有普遍人性的大写的人，而只是被掏空了普遍价值的小写的人。90后一代人，大多是价值虚无主义者，当他们宣称自我价值的时候，那个自我，只是一个充满了个人欲望和个人意志的自我。在这个价值虚无的世界，唯一值得相信的只是自我意志的选择。人是万物的尺度，他的意志就是世界，他的选择就是为世界万物提供尺度。你可以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展示了“我”的主体性，但这个主体未必是理性的主体、具有自我反思的主体、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启蒙主体，而更多只是意志的主体、被抽离了确定性价值的欲望主体。自我之上，世界之上，再无神明，再无绝对，不再有一个超越的绝对存在。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只是自我的意志、绝对的意志。它不需要论证，不需要反思。

当哈姆雷特感叹“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是有理性的自我反思的。但自我的绝对意志不需要反思，因为反思需要有确定的价值作为理论预设，但是现代人的自我，只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这个自由意志，因为被掏空了内在的价值，变为一个空洞的意志主体。“我要”虽然是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但支配这个自由意志的力量却是非我的，其来自市场的各种意见、时尚、潮流。人的意志只是一具空洞的容器，个中装载的是具有主宰性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许多90后青年，看起来非常有个性，但是在其意志的背后，是其“膜拜”的明星、偶像与网红，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他们的意志，主宰了他们的主体性。

虽然其中的佼佼者会转化为有自觉反思意识的精神犬儒或有明确人生价值的佛系青年，甚至是激进的能动的躺平主义者，但积极的躺平主义者占比并不高。大多数躺平者只是第三种类型，即消极的躺平主义者。消极的躺平，并非什么工作都不做的啃老族，也不是吃低保的宅男宅女，他们只是类似日本出现的“低欲望群体”：工作还是有一份，但对工作不再上心，不再努力，断绝了往上流动的欲望，也不再愿意为“996”卖命。网络上有观点形容这种躺平像海蜘蛛。海蜘蛛吃海底垃圾长大，除了脚就是一个头，全身没有肉可食用。这样的动物在食物链里面，反而显得很安全。只要成为废物，就没有人可以利用你，资本不能利用，朋友也无法利用，躺平所带来的，竟然是一种低质量生活的安全感。《庄子》里面记载，惠子对庄子说：森林里有一颗臭椿树，主干臃肿，树干弯曲，去砍伐树木的工匠，连看也不看它一眼，真是大而无用。庄子回答说：你何必担心它有用没用呢？有用的大树，早被人看上砍了，早早结束了生命。臭椿树正是无用，才保全了性命，得以长寿。消极的躺平主义者追求的安全感，就像是庄子所指出的“无用之用”。

有人批评躺平者：“你躺得了初一，躺不到十五。”实际上，消极的躺平，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月光族，他们所选择的或者被选择的，是一种无奈的低欲望活法。这也比较符合90后一代“后物质主义”的生活观。前浪一代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长大，有天生的不安全感，比较重视财富的积累和金钱的价值。年轻一代在物质充裕的年代出生长大，反而不那么看重财富，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孩子，并没有物质匮乏的焦虑感。物质是需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并非唯一的追求。因此，这些人不愿意为“五斗米”而委屈自己，不愿意看老板的脸色和听父母的唠叨。他们要的是个性的自由，过一种率性自由的生活。这个自由绝对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不是所谓不受强制的外在自由，而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自由，是庄子意义上的率性。

消极躺平的年轻人，只有当下。过去意味着对父母与家庭的责任和担当，未来则意味着各种“小目标”的实现，一步步走向社会期待的买房、结婚、生子的生活。躺平者截断了过去与未来，他（她）只有当下，只追求当下活得率性与自由。躺平就是一种率性，意味着自由。但躺平同时也必须放弃，放弃合乎社会期待的生活。放弃以后才躺得下来，才能有限度地率性而为，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不菲的。

对于消极的躺平主义者来说，这种选择是无奈的，是对今日社会主流体制“优绩制”的抵抗。“Meritocracy”可以翻译成精英主义或贤能主义，其在当今世界具有新的含义，即所谓的“智商+努力”，甚至很励志：只要努力，必定成功。“优绩制”提供了一幅美丽的前景：这是一个机会平等的世界，爱拼才能赢！如果“蛋糕”做大以后人人有份，则人们会相信这个“优绩制”的前景。然而，如果现实世界变成零和博弈，少数人的成功伴随着多数人的挫败，那么智商、努力，也未必能换来个体所期待的未来。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将之称为“优绩制暴政”，认为这种优胜劣败的“优绩制”，仅让多数人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社会尊严。严重的挫败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努力是没有用的，一切只能归咎于个人的命运，归咎于社会的不公正。网络上有年轻的职场90后愤怒地质问：“我是985名校出身，终日‘996’，还是买不起北上广深的房子，而有的人学历非常低，家里拆迁以后可以分到几套房子。凭什么他可以坐享其成，而我再努力还是买房无望？”

从网络上的此类情绪中，笔者观察到一个深刻的现象：消极的躺平主义者实际上是“身躺心不平”。身躺只是假象，他们的内心其实充溢着不满与愤懑不平。与虚假的躺平主义、积极的躺平主义不同，更与佛系青年有别，一旦进入消极的躺平主义者的内心，就会发现有一种无名的怨恨，这种怨恨，所针对的目标，一是资本，二是精英，三是逼迫其不断拼命的“优绩制”。在网络上，仇富与仇精英的情绪，在一部分失败者那里弥漫，各种“困在系统”里的说法，也反映了对“优绩制”的强烈不满。

即使还没有进入职场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们的兴奋点也随着社会的变化在变化。笔者所指导的研究生多从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近二十年所选择的论文主题，在世纪之交多是抽象的思想史主题；十年前开始转向社会文化史，关心“权势转移”，社会的上下流动问题；近年来，不少研究生对五四青年精神世界中的苦闷与焦虑更感兴趣。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风向竟然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由抽象的观念追求，落地为实在的社会流动问题，最后转向内心世界的焦虑与不满，这条研究脉络的变化，也是近二十年职场青年社会心态的演化。

三、

“身躺心不平”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心理现象。德国社会学家舍勒曾经专门研究过怨恨，指出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产物。他所说的民主社会，相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等级社会而言，是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上下阶层可以自由流动的现代社会。在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之中，每个人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没有什么过分的欲望与野心，因此也缺乏怨恨的社会心理土壤。但是，到了现代民主社会，阶级的天花板被捅破了，只要努力奋斗，就有可能跨越阶层，于是各种于连式的人物都出现了。然而，通往成功的金字塔并不容易爬，大多数人的欲望被流动的民主社会释放出来了，但最终满足欲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在心理上积淀了各种各样的怨恨：怨恨比自己更幸运的同一阶层的人；怨恨高高在上的富人与精英。

中国与欧洲的历史传统不同，正如笔者在《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里面分析过的，中国古代是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贵族与平民之间、社会上下阶层之间一直存在着自由流动的管道和空间，然而，社会依然有严格的等级，按照权力、财富和文化来决定上下阶层之间的身份尊卑。对上自卑，对下傲慢，形成了畸形的社会人格。每一个人只有拼命往金字塔的上端流动，才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尊重。在科举场上，“土猪拱白菜”的欲望比比皆是，为的是挤入上流社会，被人看得起。然而，如果对于个体来说，哪怕再努力奋斗，一旦往上流动无望，内心深处的怨恨就会积累，到某个时间节点，便会转化为一种破坏能量。这是一种挑战秩序的“无组织力量”。有组织的力量并不可怕，因为可以与它进行理性的利益交易，但充满怨恨的“无组织力量”具有强大的杀伤力，难以疏导。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善待90后，就是善待中国的未来。如何让更多的躺平者重拾信心，重新看到希望，的确是当下中国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