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女事件的媒体观察：从媒体抛弃到抛弃媒体_风闻

传统媒体专业力量强大，却几乎抛弃了对丰县“铁链女”的真相报道，自媒体作为“业余选手”却挺身而出，在追问真相上几乎是前赴后继。

事件被持续关注的时间，从年前到年后，至今温度不减。前者对事件的麻木与冷落，与后者的“韧性追问”形成了鲜明对比。

丰县女事件，激起了人们巨大的共情心和同理心。前者的失语在受众心理上，进一步意味着媒介权力对他们的傲慢，也意味着他们的关注不被关注，他们被抛弃。

当然，他们也会抛弃“抛弃他们”的媒体。因为，这是对等的。

媒体是有力量的，这是一个常识。教科书把媒体的力量通常比喻性地称为第四权力，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并列。

而在普通人的社会性认知里，媒介的这种力量，通常都被他们赋予各个层级的、职业化的传统媒体，而不是作为“业余选手”的新生性自媒体。

恰恰因为这种权力，他们对职业媒体给予了高度的信赖和期待心理。当然这种信赖，更已成为各类别、各层级媒体安身立命的、至高无上的最宝贵资源。

可是，在丰县这一件热得发烫、并不复杂、一个深度报道就可以讲清楚并能平复社会情绪的社会热点事件上，专门“吃媒体饭”的多层级职业媒体，近乎集体失声、失语的时间却是如此之长！

无疑，这种失声、失语意味着媒体的自杀，当然更会失去无数人对媒体发自内心的信赖。

试想一下，媒体如若丧失了社会的信赖，是不是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自己宣告自己的专业死亡呢？

退一步讲，媒体即使没有发生物理性的“躯体死亡”即倒闭破产，那它也意味着变成了人们眼睛里的某种行尸走肉。

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围观者，也会在内心深处无声地宣布为其职业上的“灵魂死亡”。

至今为止，在自媒体对江苏丰县铁链女真相的持续倒逼下，地方权力部门关于事实调查的所谓权威通告，已经进行到了第四个版本。

后一个权威通报，无疑在否定着前一个“权威”的权威。

这非常像电视连续剧。自媒体的质疑声音，依然如郑州夏日的暴雨，不停止地倾盆而下。前天，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干脆这样直白地写道：“丰县事件：编剧都不敢这样编”。

人们无法预测，在汹涌而至的质疑波浪里，是不是包裹着令人难以预测的黑天鹅或者灰犀牛？如果真有的话，算不算职业媒体的“信息预警”和舆论疏导的失职？

在这这种状态下，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媒体形成了两道截然不同的风景：

一是强大主流媒体的默不作声，宣布着自我的边缘化，二是自媒体以近乎单打独斗的“执拗”挖掘真相，意味着边缘媒体的悄然“主流化”。

再做一下社会心理学的延展性分析，可以看出，主流媒体对令人不敢注视10秒的铁链女在报道上的集体性抛弃，除了是抛弃命运无常的作为“这一个”的丰县女性外，受众在对传统媒体的“媒介依赖”和“媒介期待”想象性的惯性信赖的失望下，同样意味着作为公权力的传统媒体也抛弃了社会大多数。

作为社会的大多数，他们与丰县女有着正义上的、想象中的道德和命运关联感。意味着他们关心的不仅仅一个具体的人，也是在关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一个未来的自己。

另外，在共情心和同理心作用下，群居的社会人都是“关系人”。人与人之间，既会产生“迁怒”的情绪，也会产生“共欢”的情绪。

对于丰县女事件真相，假如专业媒体以深度报道的方式，第一时间坦诚地告知大众，那么就能在事件发展的上游，截断社会“迁怒”式情绪的发酵与蔓延。

事情的发展恰恰不是这样。丰县女事件本身已经是一个灾害，而职业媒体的失语，却进一步酝酿出了大于灾害本身多得多的次生灾害。

如果说前者是单一灾害的话，而作为次生灾害的后者，则构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心理伤害，更导致公权力资源的合理性流失和不信任感的强化。

专业媒体冷冰冰的抛却关注丰县女事件，其中原因，除了媒介生态的复杂变化之外，与专业媒体人的“专业冷却”相关。

他们除了僵化的顺从和麻木的卑微之外，似乎只有不堪忍受的、内卷化极强的媒体创收了。所以，其在热点事件中抛弃悲悯的情怀，反过来遭到受众的抛弃，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近期与北方和南方两个市级电视台朋友聊天所了解到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例证了上述情况。原话概述如下。

北方某电视台：一是电视台每个人都创收，包括技术人员也有六七万元的任务。二是工资低，完不成任务每月只有两三千元的生活费。三是各个栏目、科室、各个人，为完成创收任务进行严重的内卷、内耗。四是电视人已经不是媒体人，也不是生意人，成了既残忍内耗又疲于奔命的人。为什么说不是生意人呢？因为真正的生意人还要讲究公平、正义、契约和规则呢，但电视人却几乎一点儿也没有了。

长三角某省的城市台：一，确实大部分人在创收。二，工资相对来说确实不高，普通记者也就相当于国企普通员工。三，内卷是非常厉害，各部门、各频道之间常常为了某个部门的资源倾巢出动，一个小活动，可能有三四台机器拍。四，确实，既不算媒体人，也不算生意人，成了怪胎。

所以，从媒体抛弃到抛弃媒体，事情的转化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这足以引起行内行外人士的深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