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红军为什么又穷又开心？原因超出你的想象_风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明明现在生活比小时候好多了，但我们却并没有变得更加快乐。相反，我们焦虑、易怒、冷漠、抑郁、孤独、迷茫、沮丧

但是，在中国大地上，却有一群年轻人，他们买不起房子甚至吃不饱饭，他们背井离乡甚至与家人失联，他们忙碌不休甚至为事业牺牲生命，和北漂、沪漂一样，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延漂。

今天我想和各位聊一聊，为什么那群延漂青年从来不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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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开局，是一个破产重组的创业团队……

1936年12月的中共刚刚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的根据地，但是面对这张只得了10分的考卷，有人看见了黑夜，有人却看见了星光。

毛主席总结道“这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只“用一个延安”也能“换取全中国”。

此时的延安之于中华有志青年，便有如耶路撒冷之于西方，斯大林格勒之于苏联，海南三亚之于黑吉辽。

有人因为看见而相信，有人则因为相信而看见。

无数革命志士，冒着危险“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参加革命，一时间，英雄好汉来相会，四海豪杰聚延安。

曾经的小资派诗人何其芳，到了延安后是这么描写的：“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快活这个词，离我们的生活太远，像江湖里的侠客，海阔天高，替天行道，潇洒、坦荡。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长征后七零八落的红军，仅用14年就从三万人的火种变成百万雄师。

此时的延安就好比北上广的大厂，从全国各地吸走了最优秀的人才。

但是延安这个厂牌的待遇怎么样呢？是不是也五险一金、年薪百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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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请跟着我一起走进厂牌延安，这是总裁办公室——纯天然窑洞，让你时刻感受到泥土的芬芳；

这是员工培训基地——抗大校园，让你感受到什么才叫宝剑锋从磨砺出；

这是延安商业街——延河路，让你感受到有钱也没处花的苦恼。

为什么这个财务状况非常稳定安全，小偷来了也要抹把泪的初创公司，能吸引到这么多年轻人呢？为什么年轻人在这里工作非常快乐呢？

因为，延安做对了两件事：

一、终身义务教育，免费入职培训

陕甘宁根据地建立后，提出“要把广大民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

要解放民众，先解放军队中的文盲，战士们大多数来自农村，论打仗是没得说，但文化程度虽不是能文能武但也算得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

于是扫盲运动率先在军中展开。

虽然只是夜校，但是师资阵营却非常豪华，有前四川大学校长吴玉章、延安财政部长林伯渠等人。

而如此豪华的培训班，才只是第一步，从这里合格毕业的学生还要进入“抗大”学习深造。

“抗大”全称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这个大学一直到现在还存在，它就是“国防大学”，百年之后的抗大仍是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学府。

大学创办之初的学员都是些军事长官，但是第一期开办之后，全国青年慕名而来，招生人数达到2700余人。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报考“抗大”这个双非军校呢？

大家熟知的张召忠、刘亚洲、金一南等大佬，都是21世纪抗大的教授，请问这样的学校你心动吗？

而能超越21世纪抗大师资力量的，只有20世纪的抗大：

国防动员专业群众动员方向讲师——毛泽东

军事理论专业陆军指挥方向讲师——刘伯承

政治工作专业政治发展方向讲师——邓小平

连体育老师都是开国上将刘亚楼，这样的师资配置，不能说是顶配，也可以说是绝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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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享健身房，组织文体团建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直是延安厂牌的企业文化。

延安篮球队队长——贺龙同志提出：“通过打球促进军民凝聚力，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战士们乐观主义精神。”除此之外，贺龙还是赛马好手。

乒乓球队队长——毛泽东同志，因地制宜、变换打法，在国际乒坛率先使用没有胶面的球拍。

朱德同志则身兼足球队和排球队双料队长，他认为“每个国民都应具备强健的体魄，才能更好地肩负抗战和建国的工作”。

除此之外，延安的文体活动还有田径、爬山、击剑、木马、单双杠等。

战士们最稀罕竞赛，他们能得到笔记本、铅笔、钢笔和书之类的奖励。

我觉得那个年代，钢笔绝对算值钱的物件，有了钢笔，就有了学知识学文化的更多便利，也就有了获得更大进步的可能。

少有人知的是，中国人的“国球”基因，上个世纪就已经在延安觉醒。

斯诺记载，在列宁室有一张长桌，既是饭桌又是球桌，每当大伙吃饭的时候，总有四五个人拿着球拍和球网等在旁边，催他们搞快点。每一个连队都有打乒乓球的高手，斯诺跟他们切磋之后发现，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战士们在延安的日常安排可以理解为，早上5点起床，起床后运动1小时，然后吃早餐。

早餐后，进行2小时军事操练+2小时的政治学习及讨论；然后吃午餐。

午餐后，休息1小时；午休后参加2小时识字班+2小时的游戏及娱乐；然后吃晚餐。

晚餐后，是唱歌和聚会，晚上9点吹熄灯号。

看看，是不是有点像校园生活？

**从领袖到士兵，都是同志，都是平等的，**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安稳地方睡觉，有正经事情去做，没有辱骂毒打，让那些从没有机会获得教育的劳苦大众强健身体，开阔眼界，让他们真正获得了尊重和认同。

换成是我，我也愿意去。

差点忘记说，食堂还有一块“BBS”小黑板，比如说我对某个炊事员把粥煮得半生不熟不满，写下来；炊事员对我总嫌饭菜不好吃不满，也写下来。

这种批评和建议非但没影响战友情谊，还促进了内部伙食的改善和军队团结。

延安的年轻人是那样热爱学文学、学英文、学医学、学军事，他们明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

他们没有“996”，甚至还有星期天。

他们的壁报栏更新速度总是很快，内容有时事通报、文学投稿、新歌曲谱等。

你没看错，哪怕是在最艰苦的地方，“文青”也无处不在。

试想一下百年前，那些从黑暗中走出来的青年，当来到红军这样的集体中，过上这样的生活，真的很苦吗？

我想，物质上来说，可能是。但身体和精神上，绝对不是。

生而为人，当在人格上被充分尊重，在精神追求上被极大满足，在体魄上得以健康发育，能够享有学习与成长的机会，能够和万千人一起为一个光明灿烂的目标而奋力前进，生命的庄严感必然会喷薄而出。

在那样的环境下，可以成长出真正觉醒了的人。

据斯诺记载，当他到达延安时曾在路边歇脚，看见有几个孩童在一旁玩耍，便让这几个“小鬼”去帮自己拿些水来。谁知这几个小孩却好像没听见一般，经同行人提醒，斯诺才知道要称呼孩子们为“同志”。

这几个孩子也很快为斯诺取来了水，并且认真地告诉斯诺：“我们不是小鬼，我们是同志！”

还有一个十四五岁叫“季伯”的孩子，他是斯诺口中“最漂亮的士兵”，连毛主席站在他身边都像个“江湖浪人”。

有一天，季伯来找斯诺：“斯诺同志，我的名字叫「季伯」而不是「鸡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他还郑重的在纸条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认真地对斯诺说：我希望当你在外国报上写到我的时候，不要写错了我的名字。要是外国同志们以为一个红军士兵名叫「鸡巴」，这会给他们一个坏印象的。”

据斯诺本人的说法，本来他没想要特别记录这个小战士的名字，这下，不得不写下来了。

斯诺也曾问过孩子们什么叫资本家。一个孩子说：“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

斯诺又问：“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孩子说：“没有，他们都逃跑了！”“逃跑了？为什么？”孩子说道：“怕我们的红军！”

斯诺笔下的这群红军战士，根本不是传闻中的土匪，而是普通的青年，他们平均年龄只有19岁。

他们和你我一样，笨拙而又倔强地学习；

他们和你我一样，爱打篮球爱运动健身；

他们和你我一样，对资本家和侵略者咬牙切齿；

他们知道，他们每一天都是在为了家人、为了祖国、为了理想而战斗。

但当我们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老板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当我们的十分耕耘得不到一分收获；低欲望和躺平就成了当代年轻人的必然选择。

前几天我去打剧本杀，六人局，除我之外，一个人在考研，另外四个人都在考编。

我不禁想，当年轻人的追求只剩了考编，那曾经的理想、曾经的热血、曾经的书生意气、曾经的壮志豪情，还到何处寻？

这枚小吊坠，木条上的字是ONE For All，我为人人。红心上的英文Live loNg CP.是拼写错误，应该是Long live CP.——“共产党万岁”。

这是一个叫余祖胜的年轻工人写的。余祖胜十七岁参加革命，二十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他入党不到八个月的时候，就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入狱，即使在狱中，他也不忘学习英语，他说等革命成功了他想出国学习，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当余祖胜听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在几天里，不眠不休地雕刻了一百多个五角星，期盼着出狱后将这些五角星分给战友们、同志们，但是就在1949年的11月27日，在渣滓洞监狱解放前的72小时，这个在红心上雕刻“Live loNg CP”的男孩被国民党杀害了。

他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他的理想却化身为清晨的第一缕曙光照亮了我们。

最后，我想用一段鲁迅先生的话来结尾：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