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了还能否爱自己的母国？_风闻

今年冬奥会最炙手可热的体育明星毫无疑问是谷爱凌。在体育方面她无懈可击，收获的只有赞美，可是在国籍的问题上却引发了网上不小的争议。

这篇文章并不打算直接探讨这个争议，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近几年出现的极为有意思的相关现象。

我们把目光移到澳大利亚。

如今澳大利亚有近70万中国大陆的移民，这比澳洲第六大城市黄金海岸的人口还要多。注意这里指的是中国大陆出生的移民，不包括港澳台移民或二代三代的华人。

2019年前后，多家澳大利亚的媒体以及学者和政客公开表示对中国移民的担忧。原因是他们发现新一批的华人移民似乎并不爱国，当然这里指的是不爱澳大利亚。相比之下，他们似乎更爱自己的母国中国。

当时南海问题闹得正凶，根据一份调查，79%讲普通话的华人移民在南海事件中表示支持中国。这严重违背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一部分新移民暗示，假如中澳发生争端，他们会站在中国一边，而非澳大利亚。

更直接的担忧是2019年10月1日，许多中国移民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墨尔本一个华人较多的区域，某警察局外甚至升起了五星红旗，大量华人移民走上街头围观庆祝，乃至高唱中国国歌。

老一辈的华人移民的主流可不是这样的。相当一部分老移民不认可乃至仇恨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发言是，希望澳大利亚出动舰队灭掉中国。他们庆祝澳大利亚的国庆节，甚至有人写诗歌颂祖国母亲澳大利亚，所有的爱只献给伟大的澳大利亚。

其实，无论新老移民，最初的移民驱动力都是发达国家更好的生活条件。双方的巨大区别在于，八十年代到世纪初的移民，很多都真心认可西方的意识形态，认为那是人类灯塔。而近些年，西方的神话在中国逐渐破灭，大家的认知开始回归正常。很多年轻移民并不认可澳大利亚的政治和文化，移民只是出于澳洲的薪水高、生活环境好、工作压力小等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

所以，到底前者是“澳奸”？还是说后者是“汉奸”？

我们可以简单引入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民族国家”“爱国主义”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大众媒体构建的，也包括教育。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有14亿人，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去过每一个地方。但由于大众媒体的存在，天南海北的中国人却分享很多相同的信息，相同的故事，相同的经验，相同的感情。

所以，一个生活在长春的人，会为武汉的疫情而揪心，而捐款，甚至不远千里地去做志愿者。其实要论距离的话，韩国离着长春更近，但当韩国疫情爆发，整个东北人也并没什么特别的感情。甚至，由于当时的韩国疫情与其搞笑的本土斜教相关，很多人还转发相关视频加以嘲讽。

冬奥会的中国运动员以东北人为主，但广西的靓仔也毫无疑问会为他们加油，认为自己和他们是“一伙的”，而不会转去支持地域上，甚至有可能在外貌上更为接近东南亚运动员。

所以，我们在听到“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儿”“没病走两步”“二营长，你他娘意大利炮呢”的时候，都能会心一笑。甚至“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能够成为识别台湾间谍的暗号（当然只是一个梗）。

在过去，一旦移民就很难再接触到中国的大众媒体，连国内的朋友都很少联系。但是近十年，随着中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这一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通过微信，移民可以和国内的老朋友继续保持紧密联系，可以日常刷抖音、B站、小红书，看公众号文章，用微博吃瓜。

简言之，对很多移民来说，虽然肉身已经移民，但并没有改变他们接触的媒体。他们和国内的人，仍然分享着很多相同的信息，相同的故事，相同的经验，相同的感情。所以他们在精神上，仍然和中国要亲密得多，而不是护照上面所写的“澳大利亚”。

另一方面，过去澳洲的华人移民以港台和东南亚华人为主。但这几年，大陆移民已经占据绝对主导。在大陆移民人数增加，以及大陆社交媒体兴起这两股大潮的影响下，澳洲当地的华文媒体也正在酝酿着巨大转变。

过去，澳洲华文媒体以粤语、繁体字为主，现在则以普通话、简体字为主。过去，这些媒体能够通过骂大陆来赚钱，可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新移民讨厌这一套，做倾向大陆的内容更有市场。

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大众媒体构建出的。大众媒体让信息传播突破“地域”的限制，在广阔的国土中构建起“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国家的概念。如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展到今天，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已经突破了国家的限制。所以，以传统的“民族主义”视角来评判“汉奸”“澳奸”，或者“美奸”“加奸”之类的，已经很难有解释力。

谷爱凌是移民二代，但她从2013年就开始使用微博，而且还比较频繁，尽管当时并没有多少关注。这也是一个新现象。根据本岛主个人对二代移民的接触，确实有不少会被父母定期送回中国学习生活，有中国的朋友，也使用中文社交媒体。比起过去的二代移民，他们对中国要更熟悉更亲近，态度更积极。

这些移民或可称作是新一代“全球中产”的一部分。不可否认，一些“全球中产”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多方下注，吃两头红利，谁赢跟谁。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全球中产虽转变国籍，却仍真心热爱中国，而且这种人在增多。他们只是把移民当作工作和生活地点的转变，就好像从老家到北京上海一样，他们从未尝试在移民国家建立精神认同。

作为政府，如何处理与新兴全球中产的关系？作为普通人，应该以怎样看待这些全球中产？而这些移民的全球中产自己，又该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给自己身份定位？

对于每一方，这都是一个新的且复杂的问题，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