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红军的中国军团之谜（二十四）——从旅俄华工到红军上校韩广乡_风闻

2018年5月13日，家住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公民韩丹星的微信朋友圈更新了这样一条动态：

我家的故事。开篇从1904年一个普通的河北青年踏上了俄罗斯这片国土开始。在1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个家族经历了排山倒海的政治海啸、足以毁灭人类的残酷战争……家族的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传奇故事。我的外公外婆长眠在已不复存在的哈尔滨外国人公墓。我的母亲安睡在了她的出生地—圣彼得堡。今天，长辈中最后一位我最亲爱的人永远离开了我们。长篇故事的又一个章节画上了个大大的句号！沉痛悼念我最亲爱的姨妈—Антонина Гуановна Хань!(安东尼娜·广诺芙娜·韩，其中Гуановна取自父亲名中间的“广”字）。

韩丹星和姨妈（摄于2015年）

“中苏两国都在关注我的行程”

上面那条动态，是追踪参加保卫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华工、得知当年列宁接见过有一位叫韩广乡的中国籍红军军官后，我从圣彼得堡汉语学校创办人兼校长韩丹星女士的朋友圈中看到的。而韩丹星的外公，就是韩广乡。

原以为只要去圣彼得堡，就应该有机会见到她。然而，事情并非如人所愿。当我向同学黄建民打听时，他告诉我韩丹星已离开俄罗斯，具体去向不太清楚。幸运的是，热情的同学黄建民认识与韩丹星合作开办汉语学校的徐超。于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夏日下午，我拜访了徐超。在他那栋拉兹里夫湖畔的小楼里，徐超讲述了自己结识韩丹星以及两人创建汉语学校的旧事。我也因此而得知，2021年71岁的韩丹星于2019年12月辞去担任多年的“圣彼得堡独立孔子课堂”外方校长的职务，远赴美国，与定居旧金山的女儿一家共享天伦之乐。

在徐超的帮助下，我顺利与韩丹星取得了联系。对我希望了解她外公韩广乡故事的请求，她欣然应允。

2021年8月的一天，微风吹拂。按照事先约定，莫斯科时间上午10点、美国西部时间晚上8点，我拨通了韩丹星的语音电话。通过话筒传过来的声音很好听，清脆、又有些温婉。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一个生活在中俄两国轨道夹缝之间家庭的百年故事呈现出来。

我们的交流先是定格在1986年。那一年，韩丹星36岁，是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环境科学专业讲师。妈妈韩志洁，是中国著名的苏俄文学专家、普希金研究家。当时，苏联的一个亲戚（韩丹星称其为姨妈）邀请妈妈和她到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探亲。“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正值中苏两国恢复友好关系不久。我们是第一个获得苏联驻华使馆签发的因私签证持有人”。

1984年妈妈作为普希金专家接受吉林日报记者专访时所摄

1986年12月初，韩丹星搭乘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离开中国。“能感觉得到，中苏两国都在关注着我的行程。”她举了一个例子。那时，通讯远没有现在发达，出发前韩丹星没能与国外的姨妈联系上，所以一路上有些担心，自己的俄语水平不高，还要经莫斯科转车才能抵达列宁格勒。“奇怪的是，快到莫斯科时，苏方列车长突然通知说，姨妈会在莫斯科火车站接我”。

抵达之后不久，韩丹星开始办理在当地居留的手续，这一过程复杂、漫长。

“外公是中国人，大概1921年初来到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随后不久与当地一位俄罗斯姑娘结婚，并生下了我的妈妈。大概在1934年左右，外公带着外婆和妈妈回中国探亲。1986年回来办理定居手续时，我们向移民局申请的是‘回迁原住地定居’。因此，移民局开具了信件，我需要拿着这些信件，按照当时外公家的地址到所在地户籍、档案管理处查阅相关信息，之后由档案管理处提供证明并上交移民局。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我有机会接触到外公、外婆和妈妈当年的一些户籍档案，以及有关外公本人的一些资料。”

在韩丹星看来，当年能找到外公一家的资料，实属神奇。“二战期间，外公家所在的小楼已经被炸毁，楼里住的人都搬走了。这座城市经历了数年战争蹂躏。档案辗转好几个地方进行保管。”她至少跑了3个档案管理处，从各处分别搜集，最后找齐移民局需要的回迁定居证明材料。她记忆最深的是位于基洛夫工厂附近的一个，坐落在一排很有历史的矮房子里。除此之外，还有区、市档案馆。

韩丹星并没有机会看到原始资料。档案管理部门只根据移民局信件内容，一一提供需要被证实的材料。她补充说，那都是一些规范表格，比如所查人员与自己的关系等。“那些证明材料是齐全的，外公服役部队的番号都有。可惜，那时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要将这些珍贵资料复印、或是拍摄下来留存一份”。对此，韩丹星至今都觉得十分遗憾、甚至后悔。两年前因赴美而细致整理旧物时，她找到1986年离开北京时的报关单，“现在看它，觉得特别有意义。”

韩丹星描述，2009年前后，她曾经再去这些档案管理处查阅，遗憾的是，自己被告知苏联解体后，档案管理变化很大。那个年代的档案已经不在原来的存放地，其中珍贵部分被转移至别处，而不重要部分可能已被销毁。

韩丹星姨妈

几经周折之后，韩丹星终于向移民局证实当年妈妈是随家人临时离开，“如此一来，我属于‘随母亲返乡定居’。之后，我开始了在圣彼得堡长达30多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16岁华工从中国关东到俄国

韩丹星知道我最关心韩广乡的往事，在捋过1986年的经历之后，话锋一转便切入这一主题。她的讲述把我的思绪带到百余年前的一幕幕，河北小乡村、东北伐木场、西伯利亚……

韩广乡，1888年出生在河北省东光县（现在属于沧州）一个叫鸽鹁韩庄的小村子。整个村子的人几乎都姓韩，是个大家族。那时，按照鸽鹁韩庄的规矩，家族会在每一代、每一辈人中选择一个被公认为资质聪慧的男孩子。全村一起出力，让这个孩子有机会读点私塾。一旦长大成人，他有责任带领全村人好好生活。

韩广乡出生在一户中等人家，排行老二。他有幸成为“广”字辈中能读私塾的男孩。“外公在私塾接受了教育，应该就是会些基本东西，不犯怵与外界打交道。按照我妈妈的说法，以他的水平可能大致能读懂简单报纸。在当时的农村里，这已算得上是有知识、文化的人。”韩丹星认为，之所以外公后来能去黑龙江伐木，随后又被人看中，推荐到俄国协助做管理华工的工作，除了外公与生俱来的闯劲之外，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是重要原因。

“我不知道外公究竟何时去的东北，但去的是小兴安岭的亚布力，在那里的伐木场打工。当年，那里有很多山东、河北人。我和妈妈离开中国之前，曾特意去过一次亚布力，不少亲戚还生活在那里。”

16岁时，韩广乡离开亚布力前往俄罗斯，推算下来，那一年是1904年。“据我了解，当年有很多伐木工从亚布力前往俄罗斯，其中大部分人是通过地方政府或中介公司渠道出去的，但外公不是。”她描述说，外公去俄罗斯的过程很有戏剧性。

在一群伐木工中，韩广乡识文断字，是工人中的小头目。他讲义气，人也热情，大伙儿遇到事情时，总爱找他商量。按照当时的规矩，伐木场管理方是俄国人。作为工人小头目的韩广乡免不了要跟俄方管理人员打交道。一来二去，俄方管理人员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错，既在工人中有威信，又能顾及工厂利益。于是，这位管理人员建议韩广乡去西伯利亚的伐木场，在那里协助管理华工。

“外公接受了建议。只身一人去了西伯利亚。现在想起来，我特别佩服他的勇气。他不懂俄语，不知道他如何与俄方人员沟通的。可能是俄方开出了足够吸引他的薪水。而且，外公一直有带领家里、村里人奔生活的责任和愿望。他想自己先出去看看，如果情况尚可，家人、亲戚也可以过来工作。后来，的确有一些原本在亚布力打工的亲戚、朋友们也追随他到了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韩广乡和众多华工一起努力工作，心中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多挣点钱，过上好日子。然而，华工能领到的薪水很少，“妈妈曾告诉我，在西伯利亚时，华工们住在大工棚里，冬天严寒，夏天蚊叮虫咬，条件非常艰苦。这也是外公参加革命的因素之一。”

成为列宁接见过的12名中国籍红军战士之一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韩广乡已经在俄罗斯工作了13个年头。与众多华工一样，他卷入了革命洪流，成为苏联红军中的一员。他参加的并非“中国团”“中国营”等独立的华工中国部队，而是一支主体成员为俄国人的队伍，华人只占很少一部分。韩丹星认为，外公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时，想法应该很单纯、朴素，他是位勇敢、开放、喜欢接受新生事物挑战的年轻人。

大约在1921年初，韩广乡跟随着自己的部队进入彼得格勒。那时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上校军官。“当时以华人为主的部队，大都在南方、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外公这样能进入彼得格勒的华工少之又少。”

关于韩广乡荣升上校军衔，韩丹星的妈妈曾分析过原因。她认为，主要得益于韩广乡有文化、善沟通，多年旅俄又使得他熟练掌握了俄语。他在军队中可能从事的是管理、翻译或者思想政治工作。

韩广乡成为列宁接见过的12名中国籍红军之一。谈及这个话题，韩丹星感慨万千。****“1986年我查询档案时，档案管理处给出的证明材料中，清楚地标明外公曾受列宁接见。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妈妈看到那份材料时，泪如雨下。妈妈告诉我，她以前经常听外婆说起外公的这段骄傲经历，那时的她总觉得外婆是在吹牛。”

听到这里时，我不胜唏嘘。不由得插话，想了解列宁接见韩广乡的大致时间。韩丹星告诉我，她和家人不知道具体时间。外婆曾跟妈妈说过，那时韩广乡经常出席各种活动。很多重要活动都是临时通知，事先并不知晓。韩广乡事后提起时，说那次接见时间很短，他很激动，只记得期间列宁表示，在保卫苏维埃政权过程中，很多国际主义战士做出了贡献，尤其是中国国际主义战士。“外公的这段经历，外婆多次跟妈妈说起。她一定觉得非常光荣。我很理解外婆，那种感觉是多么不同寻常。”

苏俄内战结束后，韩广乡转业到地方。这时的他30出头，一表人才，住房、收入待遇等都不错。按照当时流行的做法，政府为大批转业军人安排有多种联谊活动。在一次联谊舞会上，他结识了名叫莉吉娅·瓦西里耶夫娜·阿尔多尼娜的当地姑娘。莉吉娅是一名中学俄语语文老师，那个年代里的知识分子。

韩广乡与知书达理的莉吉娅成婚， 1924年6月有了女儿，那就是韩丹星的妈妈叶莲娜·费德洛夫娜·韩（苏联档案里保存着这个名字）。一家人，在列宁格勒生活十分幸福。生活安定以后的韩广乡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把老家的一个弟弟也接到那里。“外公的弟弟后来娶了位俄罗斯姑娘。两人一直在这里生活，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1986年邀请我们探亲的姨妈就是他们的孩子。姨妈办理邀请手续时，把外公一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

韩丹星外公韩广乡的弟弟韩广明

故事进展到此处时，命运之神一直眷顾着韩广乡。韩丹星手头珍藏有一张外公一家3口于1926年拍摄的黑白全家福照片。韩广乡和美丽的妻子站立两侧，可爱的女儿坐在中间的一个高台之上。小女孩穿着帅气的小水兵外套，浅色小皮鞋，头上扎着大大的蝴蝶结。照片有些破损，但能看出，韩广乡意气风发，多年辛苦劳作、戎马生涯之后，他终于拥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

韩丹星的外公、外婆和她的妈妈（1926年）

回国探亲病故哈尔滨

韩广乡肯定没有料想到，他在1934年左右做出的一个决定，让自己和家人的人生轨迹扭转。旅居海外多年的他思乡心切，一直惦记着河北老家的父母，希望有一天能回国看望双亲。1934年，他请了长假，还领到一大笔津贴，带着妻子和上小学的女儿踏上回乡探亲的旅途。不曾想，这一走，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回到鸽鹁韩庄后，韩广乡才得知双亲已过世。原本，他想在村里多住上一阵，无奈妻子根本无法适应农村生活。她身上的布拉吉成为村里人指点的新奇事，女儿没有裹脚也遭议论。

离开河北农村，韩广乡带着家人又去了自己曾生活过的亚布力。很多亲戚、朋友住在离亚布力不远的一面坡。“中国人的老观念驱使下，外公也在一面坡买了房。”然而，住下后没有多久，不幸降临了。当时的东北正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

韩广乡在苏联的“光荣成就”早已传遍一面坡。他是苏联共产党员，当过红军，在苏联政府工作。“一天夜里，突然有人敲门通知说，日本人要抓他。接到消息的外公连夜匆忙离开了家。后来有人告诉外婆，通风报信的是抗联的人。”

果然，日本人很快就来到一面坡。莉吉娅带着孩子，与其他很多村民们一起刚刚逃出家门，回头望去，家已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莉吉娅辗转来到哈尔滨，人生地不熟的她坚信丈夫一定能找到自己。两三个月之后，韩广乡果然出现在她面前。然而，此时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骨瘦如柴、一贫如洗，从苏联带回来的证件也没有了，手中持有的身份证明上写的是另外一个名字。据他说，自己曾在一个烟囱中藏身多日。

那以后，一家人的日子异常艰难。韩广乡失去了能证明原有身份的证件，无法返回苏联。莉吉娅舍不得和丈夫分开，选择在哈尔滨留了下来。生计所迫下，韩广乡被迫重操旧业，去林区做工。但是，他坚决不让妻子、女儿去那里，“外公把家安在哈尔滨。他太了解林区的苦，宁愿一个人受累。”1939年，韩广乡因肺炎去世。“外婆按照东正教仪式，将外公下葬在哈尔滨外国人墓地。”

带着对家人的惦念，韩广乡撒手人寰。韩丹星的讲述随后也转移到外婆身上。

“外公离开后，外婆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回苏联，但都被她放弃。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外公的坟不能迁回。就这样，1958年外婆也走了，与心爱的丈夫合葬在一起。”

韩丹星两岁时与妈妈合影（1952年）

奔走在中俄（苏）友谊的路上

我看过韩丹星的照片，尽管只有1/4俄罗斯血统，但她的外表看上去和俄罗斯人几乎没有区别。“家里人都说，我的肤色、头发、眼睛，最像外婆。我从小就得到她的偏爱。现在记忆犹新的是，家里但凡遇到大事小情，外婆便拉上我、带着鲜花、食品，去外公墓前一呆就是大半天。我那时年幼，不知道她在跟谁说话，也听不太懂她说些什么。但那些场景至今仍在脑海。”

外婆去世后与外公合葬在哈尔滨极乐寺外国人公墓 （1958年）

在韩丹星看来，外公、外婆很不一般，尤其是她1986年来到圣彼得堡以后，对他们两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外公自少年出门闯荡，在俄罗斯努力打拼出一片天地，改变了家庭后人的生活轨迹。外婆和他感情至深，不仅随他来到苦难中的中国，而且丈夫遭难之后不离不弃，最后守护着一座坟孤独终老，自己也永远留在异国他乡。外婆总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百姓，但我却看到了她身上伟大的东西。”

对于妈妈韩志洁和她自己，韩丹星说得十分简要。妈妈解放前曾在中东铁路工作。后来进入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俄语，是著名的俄苏文学专家，翻译了不少普希金作品。外公、外婆的背景和她本人早年的经历，使得妈妈后来的人生坎坷。1996年，妈妈在圣彼得堡去世并安葬于此。她的墓碑上，镌刻着简单的几个字“著名学者 普希金学专家韩志洁教授之墓”。

以韩丹星的家庭出身，可以想见她在成长过程中承受的磨难和委屈。到圣彼得堡以后，韩丹星于2000年获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2001年，创办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所中国人办的汉语学校“圣彼得堡孔子学校”。2007年，与中国国家汉办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圣彼得堡独立孔子课堂”，并出任外方院长。谈起她在汉语教学方面的成就，徐超给予了高度评价。“她非常敬业，有高超的教学和管理水平。是她，让汉语走进俄罗斯中学课堂，让更多的俄罗斯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她为中俄两国民间交流贡献了力量。”

虽然韩丹星于2013年加入俄罗斯国籍，但在她心中，中国、俄罗斯有着同样的分量。“这种情感是自然而然的。离开中国后，感觉自己更加热爱她。每每听到别人说中国不好时，似乎就像在说自己。我也爱俄罗斯，不愿意俄罗斯人被称为‘老毛子’。”

不知不觉中，谈话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快结束时，韩丹星说，如今，自己也当了外婆，对外公、外婆、妈妈都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感悟。“我从2001年起在俄罗斯办汉语学校，向俄罗斯人介绍中国文化。当时的出发点很简单，我觉得自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有这个义务。我的行为、思维、想法可能是超前的，这大概源自于外公，当年的他出国、参军、娶外国人，不惧新生事物。”

韩丹星与俄罗斯亲人们合影

采访最后，韩丹星告诉我，原本并没有准备在美国呆这么久。等新冠疫情结束，自己还会回圣彼得堡。在她的心中，永远存在着“中俄感情”，她将在教育事业里继续做力所能及的事，为中俄汉语教学事业服务。

挂断电话之后，我久久不能平静。与在故纸堆中追寻旅俄华工的足迹不同，韩丹星家庭三代人的故事鲜活、生动，感人肺腑。如她所言，“从外公踏上俄罗斯国土那天起，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家几代人的命运就随着历史的车轮，沿着一条十分波动的轨迹旋转至今。我们的生活轨迹、生活内容一直处在中俄两国的轨道夹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