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有关《乌毡帽》的“考证”与“索隐”_风闻

有关《乌毡帽》的“考证”与“索隐”

金新

       今天是元宵节，过了这一天，年就过完了，本想痛痛快快喝杯酒，今天争取做到“不争、不怒、不傲”。然而，“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这不，学军中学一个分部的某教师看了拙文《薛家柱的诗情》，竟然“找上门”来质疑：“‘2019学年暑期师德师风培训会’上听过‘老校长过去的故事’，知道她是上海人，没有‘乌毡帽’的生活环境，她怎么可能写出《乌毡帽》？金老师的文章经不起考证与索隐，您那《浙江日报》的副刊照片是别人PS的吧！”

       有点搞笑，《乌毡帽》的截图源自图书馆资料库，是从1961年11月1日的《浙江日报》 第3版副刊上截下的图，怎么可能会有假呢？

       尽管《乌毡帽》今天来看，无论诗情还是表达技巧，都无任何可取之处，实属低劣者，实在不值得费口舌；但其没有生活经历不可能有所创作的质疑倒不是无理取闹，委实有可研判之处！

       传达诗情，要从作品的意境入手，《乌毡帽》的主要意象系“乌毡帽”，倘若“考证”一下，就会得知——

        绍兴最早制作“乌毡帽”的是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袍渎潘尚升于城区西营口开设的潘万盛毡帽店，民国初期“潘万盛”年产毡帽2000顶光景。40年代后期，陶堰有毡帽作坊5家，年产7000顶以上。唯如斯，《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断定：“绍兴乌毡帽相传始于清代道光年间，光绪时较盛行。”

      而“乌毡帽”成了绍兴人的服饰文化，尤其成了绍兴农民的典型形象，这得感谢鲁迅，盖因同迅翁作品的渲染分不开。例如，《阿Q正传》中写道：“阿Q正没有现钱，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例如，《故乡》里写道：“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至于《祝福》《药》等作品虽然没有写到“乌毡帽”，但电影、戏剧中的贺老六、华老栓的形象却仍是一顶“乌毡帽”而已！

      不只传达诗情，感知诗情亦然。你看薛家柱之所以“将别人写的诗歌视若己出般倒背如流，简直让人误以为他的大作”，是因为其作为宁海人，对于“乌毡帽”具有天然的敏感性。事实上，宁海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属会稽道，而会稽道辖清朝原宁绍台道各县，治鄞县（今宁波市），辖萧山、余姚、绍兴、诸暨、鄞县、定海、镇海、嵊县、奉化、慈溪（今宁波市慈城镇）、象山、上虞、新昌、 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温岭、南田（今宁波市象山县鹤浦镇樊岙），今天的宁海人虽然不戴“乌毡帽”，但昔日同辖区，从绍兴搬迁来的后代有这种习惯，形成了一定的小环境。宁海曾出了个柔石，学鲁迅，浙东风俗相近，他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早春二月》《为奴隶的母亲》里面就有戴乌毡帽的。萧山人戴“乌毡帽”的情况亦大抵如此。

      绍兴“乌毡帽”店的店徽是老虎，相传老虎是制作“乌毡帽”的鼻祖。据地方志记载：“越王勾践时期有一个猎人进山打猎，一只老虎负伤后逃入山洞，猎人追至洞内，发现虎穴里有一块‘毛毡’，原来，老虎把平时拖吃的猪、羊和其他野兽后剩下的毛压垫在窝里，久而久之，磨压成了毡的模样。这个猎人把它带回家，用水洗净晾干，加工成帽子一戴，顿时感到暖和舒适，甚是喜爱，消息传开后，大家便纷纷仿制，于是有了绍兴‘乌毡帽’。后人便尊那老虎就是制造毡帽的祖师爷。”

       诗歌的最大功能是抒情，而这种抒情方式往往又是通过创造独特的意境和描绘鲜明的意象来实现的。“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意象，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例如，晋诗《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创作者陶渊明如果对其中的诸意象没有刻骨铭心的感知，能传达出“虽身居闹市，却远离俗世，不受世俗烦扰”而“陶醉于自然，恬淡愉悦”的诗情吗？例如，宋诗《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创作者程颢如果对之间的诸意象没有铭刻心骨的感悟，能传达出轻松、欢乐、愉悦的心境吗？

       当然，对“乌毡帽”的“考证”是有局限性的。例如，关于“乌毡帽”的历史文化，还有一条史料很值得引起重视，那就是明人张岱在《夜航船》卷十一《日用部·衣冠·帽》内的记录：“秦汉始效羌人制为毡帽。”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则之前的“绍兴最早制作乌毡帽的是清光绪二十五年”的记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其实，不管是“考证”，还是“索隐”，结果都不一定是事实。例如，“《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苏州吴梅村”，让考证派胡适九泉不安，而索隐派蔡元培黄泉似未必能笑到最后！

    “考证”与“索隐”的思维双向运动貌似是两种方法的哲学探讨，可其实质全在考查验证之范畴，在渊源上是同根的，它们源自相同的中华学术传统。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把《乌毡帽》与“学术”拉郎配，是否有点无聊？岂止“有点”？

       唐人元稹 《行宫》诗有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匆匆于虎年元宵节杭城万家灯火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