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当今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_风闻

学术角度来说，如果要问他该不该读，要不要读，那么肯定是要看Snyder的作品的。这个问题非常简单，Snyder的名字本身有重量，写相关主题如果不清楚他说了什么嚼透彻，那么在historiography的领域里直接就缺失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同理，Snyder的书，至少早年的那些，引用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至于要不要同意··· ···建议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氛围里他是不是伏地魔，名字能不能提（笑）。

如果从单纯看而看没有强烈目的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正常人是完全可以看的。个人而言对冷战史既不了解也不关心，但是Snyder早期有关大屠杀的作品，比如Bloodlands是看过的。整体感受是：“如果一个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苏德相提并论，把斯大林主义和纳粹哪怕只是放在一起就是十恶不赦的罪状”——那么记住永远不要碰Synder的书，否则是不会获得开心幸福的生活的。“如果一个人打定主意认为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毫无区别，认为从始至终这两者在做的救赎一样的事情只不过成王败寇，反对者都是极端主义者和极权维护者”——那么最好也不要看。

Snyder 的问题是，他其实是一个比较经常被误解而且有时候比较活该（开玩笑的）的学者。首先，在“历史学”这个范畴里，他不是“史料”派历史学家。实际上Synder在“规律”派里面也属于非常社会学侧重的了，行文有时候不像历史像社科研究。这不是说他不尊重历史事实或者说脱离了历史记录工作，而是说他属于“希望总结历史规律/概括历史现象”的这一类学者。其发掘史料的目的是找到规律和背后的原因。于是自然而然的，把“确认历史事实”作为第一要务的纯粹史料派对他的观感有时候不是特别好。观察他的成名作（其实不能算是）Bloodlands，Snyder实际上在有关大规模人口死亡的这些问题上有比较清醒的史料的选择和辨析。这不是说他一定就是对的而是说他确确实实接触到了大量的数据然后有自己的认识，懂得怀疑各方提供的结论。这乍看应该是非常植根于材料的。但是到了最后，他却仍然给整个欧洲在33-45年间套上了一个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14m），就让有些人（包括我）不太舒服。Synder自己承认自己的数字是根据自己标准（而且是个不太通用的标准）计算出来的，也承认数据辨析的困难性，然而最终还是套了一个概要性的实际意义有待商榷的数字，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探讨数字究竟是多少”，或者说不只是。数字是目的，最终要讨论的终极问题仍然是“why and how”这种惨剧会发生。

另一方面Snyder本人是个日常政治文化里面比较活跃的人。对当代人物当代现象毫不介意开腔。这一点没有必要多说。选择做隐士打死不提当代事，还是要做战士有人爱戴有人恨完全是个人选择。但是既然发了言（而且是站在他的位置上发言），那么自然就有人恨。这是你情我愿的世间规律。

最后一点更有意思一点，主要是因为Synder主要领域（苏德，东欧，大屠杀）的敏感性，很多人实际上不愿意细看他究竟说了什么就会跳出来以立场决定声音来支持或者反驳。

仍然以Bloodlands为例，很多人（包括历史学生甚至一些有教职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本把斯大林时期和纳粹政策扫进同一栏的作品。但是实际上Synder把乌克兰大饥荒，大清洗，最终解决方案等等放在一起的唯一原因是地理和时间跨度。他从头到尾都在说这些事情之所以要放在一起研究，是因为“密集发生在欧洲一个时代内”，而既然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就有必要探索这些惨剧有没有共性。究竟是因为“现代社会出现了什么重大问题”以至于接二连三的大规模惨剧不断发生，还是单纯不同事情出于不同原因发生在了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Synder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以及当代俄罗斯对于历史的塑造没有任何好感；但是在抨击斯大林时代的作者中他其实属于非常温和的一派了。Synder认为（注意不是我认为，本人对任何相关问题不持有任何观点）纳粹治下的屠杀和苏联时期的大规模死亡有相关性。两者在手段上在结果上，两国社会的反应上都体现出了20世纪初欧洲社会整体的缺陷。但是，但是——如果认真看完全书的论点，就会发现他实际上区分了普通参与者和专业清洗机构的区别，区分了普通人的参与程度和社会压力的影响。他尤其区分了苏德之间许多关键的不同：纳粹德国时期的大规模死亡发生在战争中，苏联发生在和平时期。德国发生在控制区内部向外辐射而苏联时期发生在边境地区和境外向内延伸，两者都是经济目的为主因的。他不认为大饥荒和大清洗是为了邪恶而邪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认为斯大林极其决策层认定饥荒和清洗是道德上正确的选项。有些事情在时人眼里是不得不做的“必要之恶”，而不是纳粹侵苏的意识形态式的狂热战争。当然Synder不觉得这是对的，但是他不觉得这是纯粹的邪恶之恶。

这样就惹火了一大批不同意见者：

首先，我们对反犹屠杀的历史认识没有那么一致。Synder直接强调了德国直到战争结束前才决定最终进行“杀害”，他强调“奥斯维辛是特例”而“大多数集中营最初的目的不是杀害”，而是便于管理，压榨强制劳动，意识形态的灌输。德国内部的反犹情绪是一贯的但是纳粹是直到最后一刻才付诸行动进行真正的“最终解决”的，否则相比起集中营，相比起挨个村庄筛选聚集犹太人，“训练有素的行刑队是最有效的杀戮机器”。Synder认为战俘营是这段时期内整体上死亡速度最高的“工业化屠宰机”。

纳粹直到战争中以后才开始切实“计划”最终阶段的对犹集中和控制，直到战争最后阶段才出现以杀戮为目的（而不是经济/实验等等）的大规模杀戮“命令”。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其最初的聚集就没有意识形态上杀害的考虑，是没有公论的。在系统性清理了犹太社区领袖开始聚集犹太人，一步步消灭其合法地位之后，即便是短期内的目的是经济性的，长期来看犹太社区的何去何从，恐怕也让人不愿意想象。

其次，我们不能确定纳粹侵苏是不是意识形态战争。主流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很一致。希特勒的战前演说，和军方指挥官的会面以及民事活动中的态度很明确，德军要夺回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要消灭波兰和苏联境内的劣等种族，攫取肥沃的东方土地。在希特勒个人问题上持有“ideologists”观点的学者，或者说认定希特勒有宏大愿景，有从始至终的世界政府计划，被意识形态所驱动的学者们，大都认可这一点。而“structuralists”，换言之不太准确地描述为“taylorists”的学者则认为希特勒的公开言行不能和他本人内在的实际逻辑等同。认为他本质仍然是政治家，其决策是基于国际形势的，是“一步一步的”，而最终战争的诱因是“结构性”的。这种时候东方战争就很难板上钉钉地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很常见的论调是“一个人口远超过德国和德战区，正在快速工业化，有着远超过德军规模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在快速再武装”，那么这种时候“意识形态的差异”真的可以被视为冲突的充要条件吗？我显然对此不作回答。但是Snyder是有明确答案的，东方战争就是意识形态的战争。

然后，他认为普通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只）是Hannah Arendt认定的“恶的平庸性”。

Arendt，不是历史学家。她自己喜欢反复强调历史学的局限。Arendt是社会学甚至哲学家，其影响不用多说。她的"恶的平庸性"或者“平庸之恶”的核心是，Arendt在观察庭审之后，发现被审判的犯人本身并没有表现出极端主义倾向。其发言彬彬有礼，思维清晰，然而却参与了极其丑恶的屠杀。阿伦特认为这说明被屠杀者此时已经被抹杀了人的身份了。通过对于被屠杀人的“dehumanization”，恐怖的屠杀才能被视为平凡的工作，被视为平庸性的一部分。而Snyder认为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苏联，被迫害者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了人的属性。他提出的补充是“苦难的理想化”。当波兰农民用仇恨地眼神在死前看着德军同情者的时候，当公社里的牲口逐一死亡，到最后人在屋门前倒下身体浮肿的时候，无论是死者还是始作俑者都很清楚这时候事情已经不再“平庸”了。这时候问题并不是“被害人”被“去除了人的熟悉”，而是受苦受难被理想化了，是社会上相信这种牺牲这种大规模死亡是“lesser evil”，是为了未来的善的必需品。当屠杀波兰犹太人变成了保护德国的必须，当饥荒和快速工业化变成了为强盛国家打下基础的“牺牲”，那么大规模死亡就变得容易接受得多了。（本人对此不持观点，本人保留不同意自己观点的权力。）

这具体问题就涉及之前的willing executioner和ordinary men的事情了。

最后，还有些细枝末节的地方。比如他喜欢强调死亡人口分布的不均匀（他非常喜欢波兰和乌克兰，波兰在当代···）等等，我认为这些就是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了，除非眼里只有民族问题否则在他同时抨击了波兰和乌克兰当代社会的各各种历史认识问题的前提下没必要视为大罪。还有问题包括他生活中比较难以接近，但是没有历史学家应该因为生活里话多话少被评判。

核心是，通过Bloodlands这本书，说明了什么——

首先，Synder是个很响亮的名字，出于任何目的学术上应该去看，否则对我们对大屠杀的认识是有漏洞的。

其次，Synder本身是非常有想法而且相对理性的。我不是这些问题的专家无法为他的材料选择作证，但是他对双方材料的评断至少是有批判性的，而且文风非常温和，一般来说没有抢眼球行为。

最终，如前所述，“虽然如此”，“如果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死亡和纳粹屠杀毫无区别，任何评判都是洗白”或者“哪怕把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和纳粹时期的大规模死亡放在同一行里都属于犯罪，都是抹黑”——

那么Snyder的作品不适合阅读。他的文字是不会带来启发或者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