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晶｜2022春节档电影回顾：个体、群体与国家的“中国话语”_风闻

许金晶 | 书评人，影评人，《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编著者

两年前的国庆档，笔者曾就《我和我的家乡》《夺冠》《姜子牙》这三部院线电影里的人民性与家国情怀表达撰文梳理。两年之后的2022年春节档，我们又看到三部可以放在一起讨论的主旋律电影或类主旋律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奇迹·笨小孩》。这三部电影中的前两部都是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作品，堪称标准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而《奇迹·笨小孩》尽管顶着励志商业电影的名头，但因为其获得国家电影专项基金的扶持以及因深圳市改革开放成就的创作命题而生，我们也可以将其归入广义上的主旋律电影范畴。这三部电影或写战争年代里的牺牲，或写和平岁月中的奋斗，而在其表达路径中，个体、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绕不过去的核心线索。我们把三部电影放在一起，以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为考察线索，来探究它们各自的思想意蕴，应该也能为新时代语境下的主旋律电影何以为“新”，提供些许参考。

《长津湖之水门桥》：群体之间的协作与竞争

先来谈《长津湖之水门桥》。承担本片主要导演任务的徐克，早在多年前的新版《智取威虎山》里，就已经尝试过新型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作为香港商业电影的一流导演，徐克深谙好莱坞电影的创作路径，往往会围绕某一核心元素展开戏剧冲突叙事。在《智取威虎山》里，这一核心元素是藏宝图，而到了《长津湖之水门桥》里，核心元素变成了炸毁水门桥的战斗任务。用影片中七连战士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桥在，我们的任务就还在”。影片对于七连这一战斗群体的呈现，正是放置在炸毁水门桥、进而完成围歼美军陆战一师的战役任务的背景下实现的。

而在这样的任务面前，无论是作为影片核心叙事对象的七连，还是作为辅助性群像的九连和炮营，都是作为彼此之间相互配合而又有明显竞争关系的战斗群体而存在。说配合，是因为他们的战斗，均从属于上述重大战役任务，进而服务于整个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战略部署；而说竞争，是指他们在互相配合、团队作战的大背景下，彼此之间围绕战斗表现、战斗成果等，又有着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再具体到七连内部，从连长伍千里到其麾下的每一名战士，一方面要在战役任务的指挥棒下有机配合、完成任务，另一方面每一名战士，也会在实现群体战斗目标的前提之下，力争自己有更好的战斗表现。需要注意的是，影片对于个体、群体与整个志愿军团队的各自表现和定位，是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式的表达，这种递进关系跟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差序格局”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七连、九连、炮营这每一个大小不等的战斗群体，需要以实现战役任务和志愿军团体的整体战略任务为大前提，在这大前提得到保障之下，允许各个战斗群体呈现自己最佳的战斗表现；而具体到七连里的每一位战士，也需要以实现炸桥任务为大前提，在这样的大前提得以实现之下，允许每一位战士拿出自己的最佳战绩、追求个人的战斗荣誉。志愿军整体战略部署、此次战役任务、炸毁水门桥的具体任务、每名战士的分工任务与具体表现之间，志愿者大团队、此次战役的参战部队、参与炸毁水门桥的战斗单位与参与炸桥的每名战士之间，都遵循着这种总体任务先于局部任务、局部任务先于个体表现，大集体先于小群体、小群体先于个人的考量路径。这样的考量路径，正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所秉承的根本军事思想与治理思想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集体、小群体和个体之间，有着差序式的递进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就是单纯服从于大集体或小群体的工具化存在。在电影当中，一方面是极度激烈残酷的战争大场面，另一方面则是每名战士报出自己的序列号与具体姓名——这种让无名英雄具体化、生动化、实名化的影像表达方式，体现出一种尊重集体与群体前提之下、对于生命个体的人本主义关怀。这种人本主义关怀的体现还在于：尽管群体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战士构成，但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战士个体也可以直接跟拥有辉煌战斗荣誉的群体划上等号。影片末尾，经过惨烈战斗的七连，只剩下伍万里一人生还；而他提出的唯一愿望，就是保留七连的编制。在这种语境之下，七连尽管仅仅由伍万里一人组成，但伍万里的身上，承载的却是七连全体指战员的热血、奉献与牺牲。因此七连编制的保留，让这一光荣群体的历史与荣光得以延续，极具象征意义。

除此之外，由于两次被炸的水门桥，神奇地在短短两天之内，再次被拥有高科技装备的美军修复，陆战一师大部成功撤退，无论是水门桥的炸桥任务，还是此次战役围歼美军的核心任务，实际上都没有如期完成。但影片仍然以字幕的方式，强调了七连战士奋勇牺牲、多次炸桥的重大意义。从功利化角度考量，炸桥战斗和此次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从更为宏观的价值理性角度考量，七连战士的前赴后继、慷慨赴死，大大激励了志愿军全体将士的士气，他们壮烈牺牲的事迹本身，就是最好的教材。对于这种牺牲的尊重与歌颂，同样是新型主旋律电影珍视与敬畏生命个体的有力思想呈现。

《狙击手》：个体在群体中的飞速成长

跟《长津湖之水门桥》类似，《狙击手》同样是围绕一个核心任务展开叙事——在前者当中，核心任务是炸桥；而在后者当中，核心任务是拯救侦察兵亮亮。跟桥作为纯粹物理意义上的存在不同，《狙击手》里要拯救的亮亮，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存在，有生命就有社会属性，就有情感联系——将核心任务落脚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更为方便展开对于个体、群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考量。对于五班这个战斗群体来说，拯救亮亮的最重要价值，在于他作为侦察兵、身上携带的重要情报，这样的情报可以直接影响整个朝鲜战场的战局；而对于五班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战士大永而言，亮亮就不只是一位携带情报的客体，同时也是他的同乡、同学、有着密切情感联系的重要主体。借助这样的情节设定，张艺谋导演将宏观意义上的为国家而战、为人民而战与微观意义上的为亲友而战、为兄弟姐妹而战，巧妙达成了艺术化的统一。

《长津湖之水门桥》的核心展现对象是七连，与之相对应的，是守桥的美军部队；相比之下，《狙击手》则围绕中美两军各自两支狙击小组之间的直接对抗展开叙事，这种更加对等化的叙事路径，直观而清晰地将中美两军之于战争意义和对个体、群体、国家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美军狙击小组的头头约翰，策划这场对抗的出发点，在于消灭所谓“中国死神”，让自己和所在团队成为媒体头条，以成就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梦想；而反观作为志愿军狙击小组——五班班长刘文武，其对于这场对抗的所有部署，都是为了救出亮亮、传递情报而服务，为了这样的最高战斗目标，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战斗任务优先于群体利益，群体目标优先于个体生死——志愿军之于个体、群体与国家关系理解的这种战争观、生命观，是其在装备极度逊色于美军的背景下、仍然能够跟对方对等较量的重要基石。

而具体到五班这一战斗群体内部，张艺谋也创造性地采取了双主角的设定方式，即班长刘文武跟战士大永同为主角。就刘文武而言，为他设计的那些极具现实感与烟火气的台词，非但没有削弱班长的人格力量，反而让观众对他身上的江湖气息产生亲近感——这种江湖气息与草莽英雄气息，是班长跟麾下战士打成一片的必备基础，也是班长独特而高超的领导力所在。一方面是满口川味方言的市井话语，另一方面则是他对每名战士优缺点的知根知底和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精准把握；而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为了核心战斗任务、为了五班的群体利益，毅然献出自己的生命——刘文武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支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上的不俗战功的广大基层指战员面貌的写意化生动写照。而耐人寻味的是，在班长牺牲的那一刻，按照常规的叙事路径，影片应该立马进入尾声，可张艺谋恰恰反常道而行之，把随后的镜头，对准了在之前战斗中尚显稚嫩、甚至犯过错误的战士大永。经过之前的磨练，大永在自己成为五班仅剩的一名战士的危急时刻，爆发出了强大的生命能量，不只击毙了前来抢回亮亮的四名美军士兵，最终将对方两名指挥官——威廉上尉和约翰也成功击毙，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近乎不可能完成的预期战斗任务。在这些战斗画面的呈现过程中，导演反复闪回的，是班长对于大永的谆谆告诫——“看距离，更看眼力”“见火再敲，后发制人”。通过这样的影像语言设计，导演告诉我们：大永的爆发，绝不只是个人生命能量的爆发，更是他之前在五班这个光荣战斗群体中受到的所有教导、浸淫与感召的厚积薄发。从拥有丰富战斗经验的班长刘文武的慷慨赴死，到原本稚嫩和书生气的大永接过班长和战友们的衣钵、迅速成长为战斗尖兵、继续奋战——这样的剧情设定，是志愿军当中一个又一个战斗群体前赴后继、接续前进的最好写照。

《奇迹·笨小孩》：个体与群体携手共进

跟上述两部战争题材的主旋律电影相比，《奇迹·笨小孩》呈现的是和平年代中新型主旋律电影的另一种表达路径。电影的核心故事，讲述的是作为大学辍学青年的景浩，为给身患重症的妹妹治病，奋力一搏、借钱建厂，最终梦想成真，不只妹妹恢复健康、自己也成为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从表面上来看，支撑影片成功路径叙事的，只是兄妹二人的相依为命，然而正是每一位普通人为了改善自己和身边人生活的朴素梦想，支撑起千千万万人的奋斗雄心，最终在个人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一座城市的面貌、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革新。这种以改变个人生活为出发点，进而实现个体、家庭与国家同步发展的生活故事，正是深圳梦、中国梦的生动呈现。

而透过景浩和他所在团队的成长路径，我们也可以清晰看出支撑深圳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大发展的两个核心要素——创业精神与企业家精神——之于前者，景浩身上的敢闯敢拼、敢于在自身财力和技术有限的情况下奋力一搏，以及没日没夜、通宵达旦地工作与奋斗，是对于创业精神的最好提炼；而之于后者，景浩宁可自己负债累累，也要完成合同里规定的生产任务，宁可自己经济上受损失，也要维护员工权益和工厂利益，以及对于生产和工艺精益求精、对于企业资产奋力爱护的种种举动，正是从张謇到张瑞敏等一代代中国优秀企业家身上的珍贵品质的集中呈现。作为深圳改革开放成就的献礼性作品，文牧野敏锐地把握到深圳成功的这两大要素，体现出其超越艺术家身份的历史感与学术自觉。

再进一步说，无论是景浩，还是他麾下的这些员工，在以工厂的名义聚集起来之前，都是典型意义上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或因工伤残，或沉沦度日，或垂垂老矣，或不堪一用——然而这些融合了“三和大神”、网游成瘾用户、工伤女工等现实原型的典型化人物，以建厂、超越自我、改变生活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并肩战斗、同生共进，最终成功实现了命运转变，也让自己从边缘跻身主流。这样经过典型提炼和艺术化处理的深圳梦以及更广意义上的中国梦，是可以跟以“无论何种身份和背景，只要自身持续努力，就可以成功”为核心意蕴的“美国梦”相对话的国民梦想。

而非常值得玩味的是，影片末尾呈现这些人物的成功结局时，昔日景浩麾下的这些员工，都以“合伙人”的名义再次示人，而且景浩的这些创业同仁，最终也几乎都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或公益组织，独当一面——这样的名称转换，当然不是一种偶然。从“员工”到“合伙人”，体现的是超越资本主义历史与现实的这种新型的企业发展与壮大方式，以一种以共同富裕、共享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语境下的新型企业发展路径。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BEYOND乐队的经典作品《海阔天空》，作为本片片尾曲的重要叙事作用——为理想而奋斗、最终得以实现的“海阔天空”，是你的成功，是我的成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成功，是深圳这座城市、我们这样的人民、我们这样的中国的共同成功——个体、群体与国家的成功，在“海阔天空”的共同梦想之下，得以有效连接、有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