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化退潮谈中国经济走向_风闻

“民主化浪潮”是近三十年的一个明显趋势。它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形成席卷之势，向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影响的地区涌来。目标是建立以美欧为首的世界秩序，将西方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塑造成人类文化的核心。代表性事件如苏东剧变，南联盟解体，阿拉伯之春运动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地缘冲突也被贴上民主化标签。

“民主化运动”在东西方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从实际效果看，它虽然是历史发展无法绕过的一段，但明显带有“蛮横多于智慧”的特点。因为它并未将人类从几千年私有制的周期性危机中解救出来，亦未阐明历史的深层规律。所以，它算不上智慧与正确的划时代进步，反倒带有意气用事的莽撞风格。

关于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的发展道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我写的《模式之争背后的历史玄机》、《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两个严重错误》、《说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大舆论战役》等文章。这里主要分析国际竞争和经济走势。

“民主化浪潮”的实际效果并未达到人们的预期。很多地方甚至离美欧树立的“模范社会”更远了。这造成了持久的混乱和动荡，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犯罪高发，甚至长期的战争和恐怖袭击。涌向西方的移民潮及其引发的诸多问题，是对民主化运动的“精辟注解”。

民主化运动的失败是与中国的崛起同时发生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或者更直接地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令西方深感不安。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将中国变成一个制造业大国，在原材料、制造、商品消费的经济链条中成了不可替代的一环。

正是这个“不可替代”成了西方的“心病”。西方的高科技想规模化生产需要借助中国制造业的力量。国际上大量物美价廉的生产生活用品也依赖中国制造业。中国的“枢纽”地位已被看做是对西方领导力和剥削地位的威胁，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方法就是将中国移出或弱化在世界经济供应链中的地位。

最初，西方想让制造业“回流”，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制造业的竞争形势及其高强度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当代西方人无法接受的。因此，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低成本国家就成了西方的必然选择。

但是，这个“转移”并不顺利，因为西式民主思想对高效的制造业生产有极大的负面作用。所以，西方开始搞“驰名双标”。一边开民主峰会，搞颜色革命，欲借民主大旗和地缘政治活动孤立中国，排挤中国。另一边实际又在帮助“替代国”提高生产效率，也就是增加劳动强度，弱化工人权利，这样才有超越中国，完成替代的可能。

面对西方的压力，中国选择了“上、中、下”三条应对路线：

向上，进行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直击核心竞争力。

中间，扩大开放程度，推动“一带一路”，增加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粘度”。

向下 ，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竞争力。

这三条路里面，“向上”难度很大，因为科技创新已进入困难期。科技突破不但对西方很难，对我们也很难。何况西方还在对我们进行科技封锁。所以，这条路不确定性很大，短期内看不到明显效果。

“中间”道路喜忧参半。因为打开国门能让我国的第二产业（工业）更好地出口，但第一、三产业（农业和服务业）压力增大。从“扩大内需”到“拉动消费”，二十多年时间里，制造业出口的难度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的。房地产的大发展就是这种出口难度增加的反映。所以，更大地开放国门虽然对拉动工业出口有一定效果，但进口领域对农业和服务业的冲击是倍增的。我国的“双循环战略”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这非常依赖产业平衡，也就是农业和服务业要大展才能匹配工业水平，实现“内循环”。而“中间”道路给农业和服务业带来的巨大挑战，实际上让打开国门的喜悦是有限的，而忧虑却不少。“国际分工”对“国内分工”的冲撞，让“内循环”变得更难了。我们很可能遇到巨大困难。（详见我的文章《为什么说国运系于经济外循环》）

“向上”和“中间”道路的难度，本质都在于“科技创新”的困难。只有科技创新突破了，工农业具备了优势竞争力，产业平衡才能实现，“双循环战略”才能完成。然而，科技创新恰恰是最难的。难度来自两方面。一是，“创新”的偶然性。特别是世界领先科技的创新，基本不能“计划”出来，得靠运气。二是，创新需要人才，而“灯塔”目前是美国，是西方。要让全球60多亿人转变观念，视我们为“灯塔”，从而解决我国的人才需求，解除技术封锁，难度很大。虽然有办法解决，但短期内难以见效。

因此，“向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的道路，就成了“首选方向”。它的优势在于，相比科技创新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扭转60亿人意识形态的难度，这条路显得更“可计划”、“可把握”，可在短期内见效。

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涉及几个方面。一是原材料，二是科技，三是资本，四是人工。

原材料方面，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基础原材料的主产区都不在我国，所以降低原材料的价格我国没有十足把握，而且还容易与第三世界资源国家发生矛盾。这容易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挑拨国际关系。

科技方面，前面已经说了，创新和反封锁都是世界级难题，短期困难很大。

资本方面，全球金融业的大本营和国际货币的印钞机都在美欧，所以资本运作的优势捏在西方手里。控制资金成本方面，我们没有优势。

因此，只剩下“降低人工成本”这个方向。方法主要有两个：

一是继续压榨劳动力。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劳动保护，但不增加工资。这种做法目前已不可行。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民怨很大，还给西方留下血汗工厂、强迫劳动的口实。

所以，只能用第二种方法，即降低生活成本。具体说就是，收入降低（至少不增加），而生活质量不降低。

这就需要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整顿教培行业，实施生育优惠政策，调控房地产，推行共同富裕等。它们看上去好像是分散的，不同领域的整治，实质都是在控制和压低生活成本。目标是控制“生产成本”，增强出口竞争力，以及保护现有的消费力。

当然，美欧也不会闲着。我估计他们会在弱化民主运动之后，用“先进科技”做“诱饵”来“归化”其他制造业国家。也就是用“科技筹码”挑拨中国与其他制造业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中国争夺国际影响力。意图是增加西方对国际市场和国际供应链的控制。

“科技诱饵”其实是中国最应该担心的事情。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没有科技优势，也没有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优势（即人才优势）。科技优势投放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优势生产力。这对我国与西方争夺“第三世界”是十分不利的。如果西方弱化民主运动的助推力（西方一定会这么做），就有可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更高效率的生产，从而使全球供应链格局发生变化。这对中国制造业的枢纽地位是有负面影响的。

上述“上、中、下”三条道路，实际是中国长期、中期、短期的应对方法。目前迫在眉睫的是短期内如何削减成本的问题。而治理教培行业，实施生育辅助政策等都是“挠痒痒”。推行“共同富裕”和“房产税”又投鼠忌器。因此，可行的方法其实就是“人口疏散”了。

目前较高的生活成本与人口聚集有很大关系。由于人口聚集致使城市土地价格上涨，继而这些土地上生产的所有东西全部涨价。也就是，人口越聚集，土地就越涨价，生活成本就越高，生产成本也越高，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降低，连带国内的消费力也降低。

因此，要想降低成本，必须降低地价。要想降低地价，必须疏散人口。要想疏散人口，必须疏散资源。特别是把一部分优质的教育、医疗、商贸资源向三四五线城镇转移。交通、通信、物流要进一步完善“毛细血管”。这样人口才可能疏散，生产成本才可能稳定和降低。

多年来，以温铁军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一直倡导乡村振兴，主张更大力度的投入以解决“三农”问题，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我觉得是件挺可惜的事情。因为乡村振兴，发展农业，不但是实现产业平衡，完成“内循环”的重要保证，也发挥了“人口疏散”的作用。

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来理解温教授等人的主张。那结果是，投资乡村显然是不划算的。因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是农业振兴，而我国农业科技不具备竞争优势，自然条件也不具备优势，全国还要继续搞城市化，人口从农村流失去拱卫城市制造业。这样的形势，市场化的资金怎么敢来农村呢？再加上国门还要继续打开，外国农产品和农业服务会涌入，就是农业科技不愿来，这更让私人资金犹豫不决。即便从长期打算，观望良久也觉得风险和不确定性太大，不愿进入“三农”领域。

因此，温铁军教授等人提出的乡村振兴策略是非常依赖“行政计划”的。这显然与人们耳熟能详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不同。由此可以预料温教授等人的主张会是怎样的处境。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长期与短期”，“计划与市场”进行矛盾斗争的问题。

长期看，必须振兴乡村，必须人口疏散，必须用行政计划来调整经济发展的路线。但是从短期看，又必须保制造业，保城市化，保护市场经济和全球竞争力。这就形成了一个“结”。

我觉得，要想解开这个结，或者说，其实我们没有选择，必须解开这个结，方法就是要建立一个“过渡时期”。

这需要人们认识到，一方面必须阻止“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纠正人们对大城市和“万亿俱乐部”的错误认识，清晰明确地告诉人们，失去根基的“特大”和“万亿”是危险的。特别是在当下这个由西方资本控制的，“私有”加“竞争”的世界秩序中，忽视“三农”，忽视“均衡”，使农业“掉队”的经济发展是极其危险的。

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乡村振兴的现实困难。要在“乡村与城市”，“长期战略与短期需求”，“行政计划与市场经济”互相争夺资源之间，设置一个“过渡时期”。即资源从大城市向三四五线城镇转移，带动人口疏散的时期。其作用有二：

一是，降低生产生活成本，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保卫我国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枢纽地位，同时拉动国内消费。

二是，在乡村周围形成富有活力的经济圈，避免乡村成为孤悬的世外桃源。要让浓浓的生活气息为乡村振兴提供持久的“营养”，从而避免乡村成为少数厌世者或富贵人的“洞天”，使乡村获得更多“人气”，有更丰富的业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如此一来，乡村振兴和保护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之间，就有了一个“转接头”，一个“缓冲带”。它们所形成的“过渡时期”就是我们与西方决战的“关键时期”。

“关键时期”要做好以下四件事：

一是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目标是，对外掌握核心竞争力，对内实现产业间的平衡发展，特别是大幅提升农业和服务业的水平。

二是科学地进行资源转移，带动人口疏散，主要布置在三四五线城镇。原则是接近商贸通道和交通要道。如沿海省份，沿江地区，主干交通线附近，以及边境口岸地区。

三是用好“一带一路”这个渠道，增加我们与世界的“粘度”，增大我们的影响力。要特别重视第三世界国家，要有与西方争抢发展中国家的意识。那里不但有资源，有市场，还有人才，还有反剥削，反霸权的“统一战线”。

四是积极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树立新的“灯塔”，进行“抢人大战”。我国一边宣称不搞意识形态斗争，一边要求讲好“中国故事”，这从策略角度来说是对的。但是，如果我国真的不对外争夺意识形态高地，而“中国故事”又讲不好的话，问题和隐患就很大了。

“关键时期”要避免做以下事情：

由于全球经济进入高债务时期，这说明“新增财富”低于放贷“利润”，所以不要做推高“利润率”的事情。各国都在苦熬，拼的是扛住债务的时间长短。若一味强调“利润”，以为这是在促进经济活力，保护市场经济模式，则必然适得其反，加速死亡。

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不显著的时间和行业，增加“市场经济活力”，追求更高利润，就会更深地陷入债务危机，导致金融危机，引爆经济危机。（详见我的文章《经济危机是怎么回事》）

不要继续让资源和人口进行不理智、不科学的聚集，不要再搞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要在资源和人口科学分散之前去“释放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在已经畸形发展的市场经济下，不但不会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导致“经济自杀”。

人们应该明白，要用“计划经济”和“共同富裕”来保护市场经济，而不是让它“溺爱成害”。

综上所述，在国际竞争愈演愈烈之际，要看清西方“民主双标”背后的用意，预判其挑拨国际关系，分化制造业国家的手段，巩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枢纽地位，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反抗剥削，争取公平，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取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以建立新的、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

建议阅读文中提到的几篇文章：

《模式之争背后的历史玄机》、《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两个严重错误》、《说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大舆论战役》、《经济危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说国运系于经济外循环》等。文章可在主页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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