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余永定+王勇：不能因为新挑战而轻易放低GDP增速目标_风闻

题记：2022年1月19日，在两本新书《中国经济的前景》《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版上市之际，由中信出版集团、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信读书会共同主办的“北大国发院承泽课堂暨中信读书会”线上举办。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教授应邀共同就中国经济的未来与挑战进行研讨对话。对话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赵秋运主持。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

**赵秋运：**圆桌讨论环节首先请王勇教授发言，再请各位嘉宾回顾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后展望2022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王勇：中国经济的新挑战

2021年的经济形势是前半年发展较快但后面增速下滑较为严重。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为18.3%，第二季度为8.9%，第三季度降至4.9%，第四季度4.0%。全年经济增速8.1%，下行压力较大。

对比2020年与2021年，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投资在202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达90%以上，而依据2021年的数据，投资贡献率只有20%左右，同比大幅下滑；消费在202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但在2021年前三季度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面对2021年的经济下行，目前对此有很多政策讨论，包括中央提出了稳经济的大方向。

2022年大家非常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率可以维持在什么水平？宏观政策要做怎样的调整？2022年已经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二年，如果说第一年重在政策部署，那么第二年就应该开始落实更多的政策、落地更多的项目。在这个过程能不能把经济增长稳住，我觉得当前的挑战还是很多。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二者协调发力。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分析宏观经济增长要注重中观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应的微观企业活力。我国现在的产业升级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怎么做好创新，二是怎么做好绿色发展，二者相互联系，又各具挑战。具体而言，我国产业升级面临的短板和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制造业。从基础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要涉及很多创新，包括人才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我们以前利用后来者优势从国际上引进学习先进技术，但现在随着我们不少产业从过去的追赶型变成领先型，加上日益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靠自主创新，这是制造业内部产业升级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第二、服务业。服务业分成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下游的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企业。我国的消费性服务业（餐馆、酒店和娱乐等）的市场化程度很高而且已经比较发达，因此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上游生产性服务业（金融、研发等）和社会性企业（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的教育、养老和医疗等），主要瓶颈是有效供给不足。以金融服务业为例，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包括如何打造真正能够有效支持创新的金融业态。我们要实现创新和绿色发展，就需要为那些领先型产业和换道超车型产业提供更好的融资渠道，包括为更具活力的民营企业的创新提供更多更好的融资渠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如此大规模的依赖政府引导基金。打造更多更好的支持创新的市场导向的金融业态，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但在这一方面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第三、信心。信心会影响实体经济从而进一步改变预期。过去这段时间，政府对一些行业的政策出拳力度比较重，如教育培训、房地产、平台经济和“双碳”行动等。这些政策的初衷大方向肯定是对的，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但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提出共同富裕目标后，我们怎么去更好地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投资，就缺乏消费，就不会有产业健康升级。譬如，我国当下的养老市场是有很大的社会需求以及供给能力的，但民营企业家会不会因为担心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而缺乏投资的信心？因此，怎么去稳市场，怎么去稳信心，这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

从政府来讲，怎么样才能做到因势利导，让市场更加有效，支撑产业升级，“有为”而不是“乱为”或“不作为”，这里面也充满挑战。对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实施过程中怎么有效避免“长期的战略短期化，系统的决策碎片化”？怎么把握好高质量发展的速度、次序、力度和时机？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的经验还非常不足。各级政府与不同部门在完成各自被考核的高质量发展目标绩效时，可能在某些时候容易缺乏对全局利益的考量，导致事实上的“乱为”与“不作为”。

怎样更加稳步、有序地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不是急于求成？这是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的新命题和新挑战。

中国是个大国，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以政策具体怎么制定、执行、监督和评估，每个环节里面都有很大学问。当下的目标是高质量发展，但又面临内外各种新的压力与约束。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让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协调好目标，一方面避免唯GDP论，另一方面避免把高质量发展和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刻意对立起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又如何在操作层面更加有为而不是客观上的乱为和不作为？我在这里只是把问题提了出来，还没有具体答案，很希望听到林老师和余老师的意见。

林毅夫：要素禀赋是动态的，比较优势也是动态的

应对这些新挑战，我们首先必须把思路理清楚，同时要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中国来讲，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政治，是大局，是一切的基础。高质量发展，前提是要发展才有高质量，绝对不能为了高质量而牺牲发展。

思路理清楚了，再看中国有那么多的发展空间，不管是产业升级还是技术创新，不管是继续利用后来者优势还是换道超车，我们的机会都还有很多。抓住这些机会，需要企业家参与市场竞争，也需要政府制定激励机制，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思路理清楚了，再思考各个地方应该发展什么产业。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五大产业的划分，为各地思考如何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新产业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理论参考框架。

我在这里先回应下余永定教授刚才的评论。我赞成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关于政府保护产业发展的观点，因为他们当时针对的是特定时期的美国和德国。汉密尔顿提出通过政府保护来发展产业时，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英国的70%，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此前提下，美国下一步的产业升级是要追赶英国的产业。当时英国的纺织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美国可以直接用保护补贴的方式让该产业发展起来。同样，李斯特在提出国家主导产业政策时，德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英国的50%，它下一步要发展的是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英国和美国当时的成熟产业。

不过，为什么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用汉密尔顿或李斯特的思路去发展进口替代战略却失败了？主要原因是，各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不一样。当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10%，但他们采用的政府管理方式是美国和德国人均GDP分别达到英国70%和50%时所采用的方式——政府主导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这就不对了。

东亚经济体的情况就不一样。日本在战后追赶美国时，人均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40%左右，相当于李斯特提出德国追赶美国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日本当时积极发挥政府作用，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来发展新产业。“亚洲四小龙”也是如此，他们追赶日本的成熟产业时人均GDP已经达到了日本的35%-40%，所以他们成功了。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比较好的理论框架，即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去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如果一个国家现有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如韩国先是发展假发出口，它具有劳动力密集的比较优势，但当它已经有一定的资本积累了，下一步就适合发展钢铁了。当时钢铁已经是日本的成熟产业，而韩国的人均GDP也已经超过了日本的30%，韩国这时去发展钢铁肯定就不会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遭遇失败了。因此，应参考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素禀赋结构理论，来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下一步应该发展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所谓潜在比较优势，是指其要素生产价格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但是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足导致交易费用太高而尚不具备市场竞争力。这时，政府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让交易费用降下来，帮助企业家解决交易费用太高的问题。这一过程当中，政府对市场上的先行企业还必须要有激励机制。在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中，政府保护的产业是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补贴的是那些自身没有发展能力的企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对企业的帮助是通过完善软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然后对先行的企业进行外部性补偿的激励。

先行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可以为后来者提供有用信息。然而，先行企业在失败后不得不承担试错成本，成功后又会因更多竞争者的加入而减少获利，因此，政府对先行企业的外部性需要有一定的激励补偿。这种对先行企业的激励补偿与对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补偿相较，有从量变到质变的差异。对企业外部性的补偿基本上是短期的，而对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补偿通常是长期的。

余永定教授提出的那些建议都非常中肯。我们也知道，对任何国家来讲，经济发展要好都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可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考虑，所以对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产业就不能完全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如果要发展的产业影响到了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那说明这个产业一定是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才会被对方卡脖子。这类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就需要政府大规模的长期保护补贴。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来讲，这样的产业不能太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能太高，不能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用扭曲各种信号和干预市场的方式来保护补贴。新结构经济学划分的五大产业中也有战略型产业，但是它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发达国家同样有这样的产业，对这一类产业，补贴的方式是通过财政直接补贴，而不是政府扭曲价格，政府不影响资源的直接配置。

余老师还说，我们除了这种总结出来的概念之外，还应该有模型化的演绎。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应该努力的方向。我们在这方面也开始做了一点事，王勇跟建东老师在JME上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但这只是刚起步，还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所以特别感谢余永定老师给我们提出了非常中肯的评论跟指导。

余永定：不能用长期的结构性因素解释短期的经济下行，不能轻易放低GDP增速目标

关于中国经济形势，我简单谈几点。

首先，我们要对2021年的经济增速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8%以上，但如果去掉基数效应，实际增速可能低于5%，低于潜在增速。虽然我不相信任何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计算，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一定是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运行，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通货收缩状态，PPI自2012年3月起连续54个月为负增长；CPI在过去10多年基本不超过2%，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往上涨，但最近又往回降了。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有时通货收缩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邓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我们应该有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相当高的令我们满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它任何目标都难以做好。

顺便说一下，所谓“高质量的GDP”的提出用意是好的，这个表述有需要澄清的地方。质量高或低属于微观经济学和中观经济学的问题，100亿元的GDP就是100亿元的GDP，不能说现在的GDP虽然比较少但是它的质量比原来的高。企业不顾质量盲目生产的问题是有的，但这是产业层面而不是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

我们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绝不意味着忽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改革。我们只是强调，既然有可能保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就应该努力保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能为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更好的条件。反之，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

我们不妨看看2019年和202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同比可能涉及到基数问题，我们简单看一下环比。

2019年各季度的年化环比增长速度分别为6.6%、4.9%、5.3%和6.6%，2021年前三季度的年化环比增长速度分别为0.8%、4.9%和0.8% （第四季度的数字还不知道）。由此可见，2019年和2021年之间的差距相当大。2021年的经济是在增速低于6%的情况下运行的，充分说明我们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增长问题。

如何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学界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存在许多方法论上的误区。很多人认为，中国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解决，经济就无法增长；或者认为，如果追求经济增长，这些结构性问题就可能被忽视了。这是把结构性问题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

我想问，这个“结构性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在经济学家的文章中，人口老龄化、投资-消费-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地位、收入分配不均、资本市场欠发达、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区域经济不平衡、城市化滞后、服务业占比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环境污染导致资源枯竭、规模收益递减等，这一箩筐的宏观经济之外的问题，都用一个叫“结构性问题”的词装在了一起。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许多人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认为由于这样一些结构性因素存在，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这么低。

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12.2%，此后几乎每个季度都在降。如果说从12%降到10%是结构性因素导致，我可以接受，那么从10%降到9%、8%、7%、6%甚至5%，都说是因为结构性因素，我就认为不合适了。结构性因素肯定会影响经济增长，但它是长期的影响因素，经济增速每个季度都在往下走，就不能用长期的慢变量来解释。

我对结构性因素有以下四点评论：

第一，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是在几十年里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响着经济增长速度，它对每年、每季度经济增速的影响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如前面列出的那些结构性因素，它们不仅数量庞大，且每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但总的来讲，单个的结构性因素在较短时间内对GDP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

第三，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可以互相抵消。如人口老龄化，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讲它使得经济增速下降了，但我们还有技术进步，TFP（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就是抵消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吗？我们要看最后的结果，而不是说有了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一定会低于6%或者5%。

第四，什么结构性因素会影响短期宏观经济变量？最直接的就是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另外一些结构性因素，则是通过非常长的因果链条影响到消费、投资等。如果你要想证明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只能是6%，那你就得把每一个因果环节都给点出来。比如人口老龄化影响了A，A又影响了B，B又影响了C，你得把ABC找出来；如果你根本找不到，然后你说人口老龄化问题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速只能是6%，那我觉得这不能成立。

宏观经济讨论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假定那些结构性因素是给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因素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

比如消费为什么下去了？这跟人口老龄化可能有关系，但恐怕直接的原因并不是这个。2020年很多人主张像美国那样，通过政府给老百姓发补贴来促进消费。这肯定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如果消费者对经济增长和收入预期很悲观，即便你发了钱他也只会存起来。2021年好多人讲消费可能会出现报复性增长，其实可能性不大，如果经济不能够真正增长起来，不能使大家的收入增加，不能改变大家的预期，消费增长就会很困难。

再比如人口老龄化对GDP的影响。人口因素确实与经济增长速度有某种相关关系，但不见得是因果关系。日本在60年前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现在低至1%左右。与此同时，日本人口也快速老龄化。这是一个长达60年的过程。老龄化肯定对日本的经济增速有很大影响，但将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摊到每一年来看，在每一年这种影响很小。

当然，我并不是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值得重视，我想说的是，在分析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判断一下我们能不能使经济增长速度再高一点。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再高一点，通货膨胀起来了，或者会产生金融危机了，那说明经济增长速度高不了，只能保持现有水平甚至还要再降低；如果没有这些情况发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追求更高一点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觉得，这是经济学界的方法论出了问题。

还有一点，我们老想着预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然后根据预测的结果来决定宏观经济增长目标。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把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算准了。中国更是如此，很多时候连基本的统计材料都没有。国家统计局在不断调整修改统计资料，美国也是，多年之后再对之前的主要经济指标做调整，可能调整一个或者两个百分点，但总共才三个百分点，这样的宏观经济预测到底有多大意义？

我们研究经济学有几十年了，碰到过很多著名经济学家，有人预测准了，但他可能一辈子就蒙准了那一次。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发生，他大概就预测准过这么一次。还有位美国经济学家90年代初就预测美国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20年后终于发生了。有人说，“只要你坚持一个预测，永远说下去，你总要准一次”，但这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预测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能认为它就是真理，就非得按照这个去做。

我特别欣赏过去的中国决策者“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搞不清楚前面是什么，大方向看准了，那就边走边看，这里面蕴含了相当多的道理。有些管经济的不懂经济学，但他们比懂经济学的管得好，这是事实。尽管中国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率就是达到了年均10%。中国的GDP在刚改革开放时排名世界第18，小于荷兰，但到现在让美国都害怕了。中国的GDP在刚改革开放时不足日本的1/4，2010年赶上了日本，现在已经是日本的3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成功了就是好的。我感觉，当初决策者幸好没听信经济学家的一些非常scholarly（学术性的）的主意，否则实现不了10%这样的成绩。世界银行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经济做了很多预测报告，但许多都不准甚至和实际情况南辕北辙，那里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国做了大量的调查。为什么会这样？我主要想强调的是，人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了解得非常少，必须抱着一种非常谦卑的心态去尝试，敢于尝试才是最好的。只要中国的通货膨胀不失控，没有非常明显的金融危机风险，就应该争取让GDP保持更高一点的增长速度。

每年都有人在说中国面临危机。2012年我们去纽约交流，当时美国那边就 说中国要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先是说房地产市场要崩溃，然后又说温州地下金融要把中国整个金融业拖垮。我当时说，虽然这些问题存在，但是它们根本不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当时温州的地下金融的规模跟整个中国经济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我们不能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它们也不会造成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一种危机。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社会科学院，当时就在讲中国危机、通货膨胀，说笼中老虎会出来，但等了50年我头发都白了，这些危机还没等出来。如果那时候小心翼翼不让经济增长了，那中国肯定不会有今天。所以我觉得，经济学还不是一门十分严谨、十分确定的科学，尤其是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艺术性。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现在要用试错的方法，追求一个比较高的经济目标，而且我们有潜力和能力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以上。

2022年大家认为是5.5%，我觉得这个数字是比较现实的，因为毕竟还在受疫情冲击。我们应该有个目标，我不赞成不制定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引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但必须要有个目标，这样大家才会围绕这个目标去制定政策。实际上，每个部门在制定每项政策时都有一个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说出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明确提出一个目标，大家再根据这个目标来协调行动呢？同时，这个目标定得也不要太低，我们用试错的心态去尝试，确实不行后再退回来也不晚，避免出现所谓的“经济磁滞效应”。一个人老失业，再就业就可能不适应，而一个团队因经济情况不好解散了，再组织时可能就没人气了，这就是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所以我们应该就经济增长目标采取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社科院世界经济所的主流研究人员和北大的主流研究人员的想法非常接近。我们需要多交流，大家也要把想法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理解，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实现百年目标做出一点微薄但积极的贡献。

林毅夫：余老师都是肺腑之言，非常中肯，谢谢。正如余老师所讲，我们要加强合作，因为我们的声音一定要让大众、企业和政府听到。只有思路对了，中国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可能，但假如思路有偏差，可能就会错失很多机会。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义不容辞贡献微薄之力。特别感谢余老师这些年一直在坚持，非常不容易，我们继续一起努力。

（文章来源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