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历90年代的乱世，就不能理解 “扶贫” 的深刻用意_风闻

茶狐看世界-茶狐看世界官方账号-2022-02-09 11:36

2022-02-09

温州老照片

昨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90年代的温州。二十几年前的往事，如幻灯片一样，一张张在眼前划过。梦中又听见那“低沉的共鸣声”，那种声音只要听过，一辈子都会留下阴影。醒来之后，眼前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短短二十年，变化来得太快，显得那么不真实。

长途大巴，被逼吃饭

我小时候，金华和温州之间，只有一条330国道，全程214公里，大巴却要开上12个小时以上，对！你没看错，这是国道，20年前平均时速20公里。

每到饭点，司机就会找地方吃饭。有一次，在一个派出所斜对面的院子前，大巴停下，门口竖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停车、吃饭”。院子里一位彪形大汉，牵着一条恶犬，用很严厉的声音命令道：“都跟我来吃饭！”

几乎每次都是相同的情节，菜色凄凉，米饭屎黄，苍蝇乱舞，价格离谱。司机、警察和沿途的恶霸互相勾结，欺软怕硬，压榨乘客。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这就是90年代长途大巴的经典套路。

民营企业的原罪

九十年代的民营企业，基本上和黑社会没啥区别。那时候，温州的制革厂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都是。

某次，跟着父亲去一个工厂办事，顺便吃饭，席间，工厂老板吹嘘自己怎么“解决”不听话的“刺头工人”，饭后，他还醉醺醺地带我们去看他办公室，他面带诡异的笑容，打开一个柜子，里面居然都是管制刀具和枪，众人面面相觑，那场面，我一生难忘。那时候中国不禁枪，打鸟用的气枪几乎遍地都是，我姨夫甚至买了双管的散弹枪，在美国叫shotgun，威力强大，专门用来进山打猎。1996年开始，才逐渐禁枪。

民工潮来袭

某年春节，天气湿冷，早上一推开门，外面居然睡满了人，他们身材矮小，蓬头垢面，是第一批来沿海打工的内地农民。当时，他们被蔑称为“盲流”。外来人口给温州带来了繁荣，也造成治安恶化。温州，从夜不闭户，变成盗窃横行，人人自危。

90年代 “盲流”

惨死的小偷

有一次，睡到半夜，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紧接着就是几声巨响，好像是一个重物，撞过几层晾衣杆，砸在地上。我出门一看，原来是小偷爬到五楼行窃，户主习武多年，警惕性很高，察觉到可疑声音后，就拿起一根棍子，暗中伺机而动，当小偷正要从窗户进屋的瞬间，他拿杆子用力一捅，小偷从五楼掉了下来。

听到巨响，周围的居民拿着手电筒，围过来看热闹，户主洋洋得意，述说着自己“英雄事迹”。当时，小偷已经神志不清，吃力地伸出一只手，用哀求的眼神，扫视周围看热闹的人，但除了冷漠的嘲讽，没人出手救他，甚至没人打电话报警。在当时，小偷小摸太多，警察基本不管。天亮之后，来了一个救护车，把他带走，据说当时也还没死，但到了医院，也没人管，几个小时后，他在痛苦中告别人世。他应该也是曾经怀揣梦想的少年，远离家乡，外出打工，没想到，结局就这样，哎……

私刑泛滥

在90年代，没有被偷过自行车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人生，我们家前后被偷了至少3辆自行车。当时的温州，盗窃猖獗，警匪勾结，民怨沸腾，结果就是，一旦发现盗窃嫌疑犯，最常见的做法不是报警，而是就地正法！90年代的中国治安，就像现在的南非。

尤其是针对那些外地口音的嫌疑人，一旦被人指着，高喊“抓贼”！无论跑还是不跑，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我多次目睹这样的场面：众人蜂拥而至，戾气冲天，用皮鞋尖猛踹嫌疑犯的心窝和头部，胸腔被撞击后，发出低沉的共鸣声。每次我回忆起这种共鸣声，脑海中就浮现出“内脏破裂，鲜血奔涌”的惨烈画面。被打的人眼神惊恐，先是绝望求救，然后痛苦挣扎，接着嘴角流血，最后奄奄一息，暴尸街头。

我初中补习班老师的儿子，平时和我们有说有笑，是一个皮肤白净、笑容阳光的大男孩。有一次，我在松台山看到有人当众打人，还是那皮鞋猛踢心窝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就是他，仿佛换了一张脸，那眼神让我毕生难忘，就像电影里黑帮老大惩罚叛徒，凶狠、冰冷，面目狰狞，完全是放开手脚，往死里打，好像他打的，根本不是一个人……

这种就地正法的私刑，经常错杀无辜的人。

一方面，很多外地人初来乍到，胆小怕事，一听有人喊，撒腿就跑。跑，不就是心虚么？不打你，打谁？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本地人，游手好闲，唯恐天下不乱。很可能是某天心情不好，想找人出气，一听有人喊捉贼，就瞎起哄，正好遇到一个不会讲本地话的外地人，看不顺眼，就动起手来，于是，一个无辜的生命就没了。

90年代广州站春运

广州，全国治安的焦点。

温州的治安，只有本地人关心。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广州，尤其是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治安。对中国人来说，1990年代的广州，就是2010年代的南非，去过的人，被偷是习以为常，不被偷才是人间奇迹。

时过境迁，通过物联网考古，我发掘到一篇当时的《广州火车站生存手册》，作者在广州6年，到广州火车站不超过6次，却已经留下了60年都散不掉的噩梦。他总结了广州火车站的“生存口诀”：不吃、不喝、不说、不问、不答、不停、不理、不管。一直走出广场，以车站为圆心，半径1000米以内所有的陌生人，都是坏人。

当时，我有很多亲戚在广州做生意，关于广州火车站的话题，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一次次的严打过后，抢劫、诈骗、吸毒的团伙不过是换了一批人；新市府上台，一次次许诺“要大力整治火车站及周边地区的治安”，但没过多久，犯罪分子，又卷土重来。

女子的耳环被夺去，只留目惊心的血迹。摄影 / 邓勃

那时的广州的砍手党，连抢劫都觉得费事，干脆连手带包一刀下来。那时候抢金耳环的都是直接拽，事后，劫匪扬长而去，受害者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有一个亲戚，被机车党抢过几次，后来禁摩很久，偶尔听到摩托车声都条件反射害怕，觉得骑摩托车的都不是好人。

广州警方为了打击飞车党，想了一个法子，在街头配备大量的保安，保安手里拿着一个长钩，摩托车抢劫时，直接用那钩子勾住犯罪分子，据说效果还挺不错。

2007年的一条旧闻。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医学院门口，被盗贼飞车党抢走了手提电脑，好在人没有受伤。广州警方也很给力，在十天内就帮他把电脑找回来了。后来还被网民质疑，院士的案子，破案就快，而老百姓的案子，却石沉大海，是典型的懒政。

如今，跟00后讲这些90年代的往事，他们根本就不信。在我看来，2001年之前的十来年时间，治安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人口结构的巨变。

**首先，经济差异。**90年代的经济水平远不如现在，城里人的收入不高，外地人的收入更少，还经常被欠薪。走投无路的外地人，为了生活，也只能铤而走险。

**其次，文化隔阂。**当时地域差异比现在更大，外来人口，很难融入城市。尤其是南方，十里不同音，浙江、福建、广东这几个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语言和内地差异很大，风俗习惯也不同。

最后，地域歧视。经济上的差异，文化上的隔阂，造成摩擦越来越多，久而久之，造成了地域歧视。在那个年代，法制观念，公民意识，都非常淡薄，平均受教育的水平也很低。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外地人仇视本地人，小矛盾很容易激化成暴力冲突。

如今回想起来，幸亏当年，城里人和农民工属于同一个种族，一样的肤色，一样的五官。否则，阶层矛盾、地域歧视，叠加种族矛盾，绝对就是干柴烈火，一点即燃！

在上世纪90年代，世界上有三大“贱民”体系：南非的黑人，印度的贱民和中国的农民工。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下，“贱民”达利特(Dalit)确实可怜，但在印度，“贱民”只是一种文化传统之下的歧视，在法律层面，这种歧视是非法的。印度高种姓私底下歧视贱民，公开场合却不敢明说。而南非黑人和中国农民工，却恰恰是受到“合法”的歧视。

种族隔离下的南非黑人

2015年，我南非自驾15天，南非全国一共有9个省，我去过其中7个。参观了种族隔离博物馆，也考察了soweto贫民窟，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有了真切的认识。没错，当时的南非黑人受到了体系化的歧视。但和南非的种族隔离相比，当年我们的农民工，在某些方面遭受的待遇，可能还不如南非黑人。

中国那时候，自行外出打工的农民，叫“盲流”，十年动乱时期，甚至叫“流窜犯”。其实，农民只是想去城里打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已，结果就成了罪犯，当时的中国农民，连打工的权利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贱民”的第一个法制化特征就是，必须时刻随身携带特殊证件。当时的中国，警察，甚至是非警察的组织——城管和治安联防队之类，都可以对农民随时随地，任意检查，只要不合格就可以随意拘留、惩罚、遣返。

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进城打工的黑人必须持有Dom Pas（通行证）。改革开放后，进城农民激增，中国也出现了类似南非通行证的暂住证制度。

在种族隔离下的南非统一规定，年满16岁的黑人在“白人地区”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而当时，我国规定，进城农民，必须随身携带“三证”：暂住证、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

在南非办理种族歧视的证件，不收费，而中国的许多城市在很长时间内，进城农民工不仅办证要收费，而且是年年收。例如北京市，每年每人办齐“三证”至少要450元。广州市2001年以前，外来人口办“三证”需要缴“四费”每月30~40元，即每年360~480元。在很多地方，农民工缴纳“三证”“四费”的钱，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甚至到了2007，广东佛山暂住证收费为每年112元，东莞为53元。直到2016年，国家才出台相关文件，取消暂住证，改为居住证，且初次办理是免费的。

南非和中国每年都有大量“贱民”在证件盘查中被拘捕。例如1984年，南非因为《通行证法》被拘留的黑人达16.3万人次。而中国，仅广东省2000年被强制收容者就高达58万人次。当时，广东人口不到南非的200%，而被拘留者却相当于南非的360%。

南非当局对黑人查通行证，虽然是一个恶法，但毕竟还有“法”可依。出示了通行证的黑人一般不至于被抓。另外，南非并无“严打”和“运动”的传统。而中国却常有这样的行动，逢年过节，或有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就会发动对“外地人”的清理，即便到时候三证齐全，照样会被“收容”。

所谓“收容所”就是“城市收容所”，是根据1993年9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收容教育办法》而设立的收容教育所。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收容”是一个大有油水的产业。于是，有单位靠“收容”发奖金，甚至为“委托收容”并按照名额给回扣。

南非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对黑人妇女实行“通行证”法，但我们向来“男女平等”。

1999年10月27日，在604次列车上，一名27岁的女青年因未买车票、未带身份证而被乘警捆绑，后女青年跳车身亡。造成这一恶性案件的直接原因是，乘警与一个收容所有约定，一旦发现无票、无身份证的人员，即送交收容所，每送一人乘警可得到200元的“工作经费”。

2000年7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暂住证俱全的湖南少妇苏萍，在广州火车站被巡警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送进一家收容性质的精神病医院，投进关有数十名男人的屋子，遭众多暴徒轮暴。后来苏萍的丈夫来了，要将其带走，但需交2000元才能放人，经过讨价还价，并私下塞给有关人员200元‘红包’，放人的费用才降为500元。

关于收容所，最轰动的案例，莫过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其实并非“农民工”，他是正规大学毕业（按中国的规定已经取得了“非农业”户籍）并且在广州有正式工作，但仅因其穿着“疑似”外来人并且未随身携带证件，竟被警方强制“收容”，随即在收容所被重殴致死。

孙志刚的死，直接导致了1982年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但“收容所”至今依然存在。

总之，基建狂魔的背后，没什么深奥的秘密，只不过无数劳动者的忍气吞声。还有无数留守的老人儿童的悲惨生活。农民工这个群体，为了国家长远发展，无底线忍受着眼前漫长的痛苦。

我去过亚非拉几十个国家之后，才深刻意识到，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全世界最听话，最吃苦耐劳，甚至是最逆来顺受的一群人。近4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条件，说白了，就是在几十年内，数亿农民工，用自己的血和泪，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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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巴黎。

公元2019年10月7日，我在法国巴黎地铁被偷了。1个钱包，2张信用卡，3百欧元，没了。巴黎被偷，是那次欧洲之行，最糟糕的经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经历。

给我最大的震撼不是那300欧元，也不是法国警察的官僚作风，而是我对于小偷，居然那么掉以轻心，甚至已经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小偷这种职业！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十几年没被偷过了。

就在十几年前，我但凡远门，就会把钱物缠在一个腰带上，同时，背包必须倒着背，放在胸前，钱包也必须放在内衣口袋。那时候，我每当走到人多的地方，就会加强警惕，敏感得像一只在非洲草原觅食的羚羊。而现如今，我的防盗能力已经完全退化。

而我儿子这一代人，完全是在犯罪率几乎为零的环境下成长，相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人，简直纯洁得如同一群小绵羊……天下无贼——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理想，短短十几年，居然在中国得到实现！写完这一句话，再回头看看，我依然觉得有点不真实。

在十几年里，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第一件，普及教育。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义务教育的免费原则。2006年起，我国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事件。那一年入学的小学生，如今已经成为社会的栋梁。

第二件，取消农业税。

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国为传统的农业国，农业税收一直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国库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收。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2006年废止，农业税实行了整整2600年。

第三件，扶贫工程。

最近十年的扶贫工程，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精神面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穷人活得有尊严。2016年，我去了浙江南部山区的一个移民安置点，说实话，看了以后，作为一个城里人，我甚至有点妒忌。

但从远处看，扶贫安置点，完全是城里人梦想的独栋别墅排屋。

这个安置点的对象是山区农民。政府规划土地，负责水、电、路等三通一平基础建设，还负责建设配套的医院和小学。以前农民盖房子都是凭经验，随意性很大，质量也得不到保障。现在，政府还提供免费的农民房设计图纸，让农民选择，并在建设过程中提供监理。这样可以保证这个安置点的规划和建设，看起来比较整洁，农民房的质量也得到保障。

浙南扶贫房

看了浙南山区的扶贫安置房之后，我甚至觉得，中国目前生活质量最差的已经不是山区农民，而是城市的最底层。前段时间，李总理说，中国还有6亿人，人均收入只有千元。乍一看很低，但是这个人均千元包含老人和小孩，如果一个五口之家，月入5000，还有自留地，种点蔬菜、杂粮，再养一点鸡鸭猪狗，日子过得其实并不算太差。反而城市里的底层，住房阴暗逼仄，收入没高多少，消费底线却比农村高出很多。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看到一则丽水扶贫的新闻，点击率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