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家境贫困的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淘金”_风闻

1928年，我出生在广东省佛山市某小村的一个普通家庭。

由于家境贫困，我没有上学接受教育。

长大后，我结识了隔壁村的丈夫，于1950年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

这时，丈夫在广州与兄弟们共同经营着一家小酒楼以维持生计。

**在与顾客的交流中，听闻当时香港工作机会多、工资又高，**许多去香港打工“揾食”的同乡人都赚了不少钱，回村盖新屋，日子越来越好。

我和丈夫很心动，便决定要去香港打拼以改善生活。

1953年，由于女儿还小需要照顾，我丈夫先独自一人前往香港打拼。

他在酒楼做打杂，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

这时的我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留在佛山，照顾四个孩子，偶尔才会去香港探望丈夫。

我第一次坐船去香港探望丈夫，匆匆几眼看到过繁华热闹的港岛中心地带维多利亚城区，听同乡说半山山顶富人居住区的房子有多大多豪华。

然而那些都与我无关，我和丈夫只活动在破败、拥挤、脏乱的九龙半岛工业区和平民木屋区。

丈夫在酒楼做工时，我也会去找点零工帮补家用。

买菜时会为了省钱在街市和小贩不停讲价，做饭时要和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灶台。

晚上我俩住在隔音效果约等于无的、只能放下一张小破床的房间里，晚上睡觉时还会听见隔壁的隔壁传来阵阵呼噜声……

后来，孩子们逐渐长大，我留在佛山照顾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香港，和丈夫一起打工赚钱。

1981年，我终于拿到申请了很久的香港居民的正式身份，真正在香港定居。

我和丈夫带着最小的儿子蜗居在深水埗的一间150多呎(约15平方米)的劏房中。

原本，丈夫在酒楼上班，我则在针织厂当剪线女工。

后来，为了赚更多的钱买属于自己的房子，我每天上午在针织厂剪线，下午和晚上到丈夫所在的酒楼后厨洗碗洗茶壶。

别人请假又或者缺人手的时候，我和丈夫永远都是最积极去干活的，经常顶替空位。

所以老板很赞赏我们，给我们很多奖励。

丈夫慢慢升职，还做上了经理。

等到酒楼改成茶餐厅经营模式后，我也成了茶餐厅的“话事人”之一。

除了偶尔会“奢侈”一把和工友姐妹们一起买榴莲当宵夜、买东西回乡过节，我大部分时间都勤劳工作、省吃俭用。

也正因如此，我才能攒够一万港币，在深水埗买下一间普通的小木屋。

在经济逐步腾飞、发展得越来越好的香港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立足之地。

1990年，香港政府开始开展兴建大量公共房屋的政策计划。

我们所拥有的小木屋被政府征收，我们被安排住进了公共屋邨南昌邨。

搬进南昌邨后，居住环境得到了更大的改善。

日子越过越好，儿子们各自成家立业，女儿们又能经常回南昌邨，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欢乐时光越来越多。

从木屋区的小破床到拥有自己的木屋，再到住上公屋，离不开我和丈夫的辛勤劳动，也离不开政府发展规划的支持，我对此总是心怀感激之情。

如今，我早已从酒楼退休，成了孙辈们的奶奶和曾孙辈们的太婆。

我仍然住在南昌邨，喜欢到楼下散步，看着附近南昌站地铁站落成、新商场开业、新的高楼建成、新的店铺开业……

继续见证着深水埗区乃至香港的发展与变迁。

无论是黑暴还是疫情，我真心希望我奋斗过、热爱着的这座城市能够挺过一次又一次的风波与动乱，不断向前。

香港是我们大家的家，尽管它也有缺点，但我希望年轻人要珍惜它、爱护它、建设它。

我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陪伴着她成为一座大城市，见证着她回归祖国，看着她建起一座座高楼大厦。

我也从一个在针织厂打工的平凡女工奋斗成一个能够游刃有余去应付繁忙客流的茶餐厅“话事人”；

从破烂凌乱的木屋到住进整洁漂亮的公屋；

从一个小女生成长为四个孩子的妈妈，再成为孙辈们的奶奶和外婆、成为曾孙辈们的太婆。

年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香港能有今日繁华美丽的样子，没有想过我能住上舒适宜居的公屋，没有想过我会在香港安心养老。

这个过程靠的是我和丈夫的努力，还有政府的扶持。

都说做人要知足常乐，活到现在，其实我已经很知足、很感恩了。

感恩我现在拥有的幸福生活和家庭，感恩香港政府给我们的福利。

真心希望香港的明天会更好，香港民众的生活亦能更好！

（注：本文是笔者据其太婆所述回忆撰写，由于太婆年纪较大、记忆欠佳，文中内容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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