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已知唯一犹太难民后裔 “洋老奶奶”从夹缝求生到游刃中西_风闻

在中国和以色列都生活多年后，沙拉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深一层认识。她说：“我不是中国人的脸，但长年累月受到中国教育和中国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我也在以色列13年，传承到很多犹太人的东西。”

“全中国只有我一个人的身份证是这么写的。”

72岁的沙拉·伊马斯（Sara Imas）自豪地向《联合早报》记者亮出她的身份证：“民族”一栏赫然印着“外国血统”。和一般外国人入中国籍后，身份证上显示原国籍或民族不同，沙拉身份证上的特殊标注，是她中国人身份与犹太民族血脉紧密交织的证明。

第一眼见到沙拉，你就能察觉到这位老太太不是一般人——高鼻梁、深眼窝的洋人面孔，说话时能在汉语普通话、上海话、英语和希伯来语之间自由切换，让听者“耳”花缭乱。

走进沙拉家，文化融合的迹象更是无处不在。地砖上嵌着象征犹太文化的“大卫之星”图案，电视柜上并列摆放着中国和以色列国旗。橱柜上一边是犹太教的七枝烛台和“上帝之手”摆件，另一边则是上海市归国华侨委员会和上海政协赠予的纪念章。

问沙拉是否信教，她摆摆手：“我信共产党。”

作为上海已知仅存的犹太难民后裔，沙拉的身份让她在中国和以色列建交30周年之际，再度受到关注。她传奇的人生经历，也映照出半个多世纪来中以关系的发展演变。

1939年，沙拉的父亲立维·伊马斯为躲避纳粹政权迫害，从德国辗转逃难到上海。他在当地与一名中国女子结婚，在1950年生下沙拉。母亲早早改嫁后，沙拉由父亲一手带大。

沙拉（右）6岁时与父亲的合影。由于父亲健康恶化，他们没有和其他犹太人一样，在战后离开上海。（受访者提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像立维·伊马斯这样从欧洲远渡到上海的犹太人有约2万名。当时许多国家拒绝向犹太人颁发签证，被日本占领但没有建立护照制度的上海，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无需护照和签证就能进入的地方，这使得上海成为全球接纳犹太难民最多的一个城市。

据德国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记载，犹太难民在逃亡时不允许携带值钱物品，许多人刚到上海时身无分文，只得几十个人蜗居在一栋小楼里。沙拉的父亲凭着生意头脑，在上海先后开设酒吧和面包店，令她的童年衣食无忧。同时，父亲始终以异乡人的谨慎心态，从小教育她要有“夹缝中求生”的谦卑。

很小就懂得要先行付出

沙拉举例说，小时候和玩伴跳皮筋时，她都会贡献自己的橡皮筋——那是父亲托朋友从香港带来的彩色高级货。“橡皮筋可能绷一下就会跳断，当时中国经济又不是那么好……（但）我很小就懂得要先行付出。”

二战结束后，沙拉和父亲原本要像其他犹太人一样返回欧洲，或是前往美国或以色列。但由于父亲健康恶化，父女俩最终没有动身，成为极少数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

沙拉12岁那年丧父，四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优渥的家世和犹太人身份令她成为众矢之的。她在1973年获颁以色列移民签证，但这一纸签证让她被定罪为“外国特务”，遭受三年关押和劳改。

重谈这段往事，沙拉的语气十分平和。她说：“历史一直在演变，就像我父亲说的，不一定分分秒秒都要追求right（正确），但是要smart（聪明）。”

沙拉1973年摄于上海虹口公园。（今天的鲁迅公园，受访者提供）

“外国特务”罪名影响了沙拉的履历，也让她的情路走得坎坷。经历三段短暂婚姻后，为了把寄养在不同家庭的三个孩子聚到一起养育，沙拉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在中以建交的1992年，带着孩子们前往以色列。

以色列在1950年就承认中共政权，但顾虑到当时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以及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国迟迟没有和以色列建交。尽管如此，沙拉仍为1978年出生的大儿子取名“以华”，寄托对两国建交的期待。巧的是，14年后中以宣布建交的1月24日，正是以华的生日。

回以色列定居获总理接见

作为第一个从中国回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沙拉受到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接见，她的故事也登上当地报章。但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回到仍与巴勒斯坦不时出现冲突的祖籍地，沙拉带着孩子们学会的第一件事，是在炮火来袭时躲进防空洞。

战火纷飞、饥困交加，在以色列的日子比沙拉想象中艰难得多。为了养家糊口，沙拉在42岁开始学习希伯来语，还带着孩子们一起制售中国春卷。这道中式小食成了她的发家生意，从路边摆摊到经营中餐厅，也支撑她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沙拉一家融入以色列生活的同时，中以双边往来贸易也在快速发展。如今，中国是以色列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也从建交之初的5000万美元（6729万新元）增至去年的228亿美元。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许多以色列企业到中国开拓市场。2004年，一家以色列钻石公司聘请沙拉担任公司的在华代表。接受任命前，沙拉先飞回上海探路。看到当地发展日新月异，她觉得“是时候回来了”，便把三名子女都带回中国，从此再没有离开过上海。

在中国和以色列都生活多年后，沙拉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深一层认识。她说：“我不是中国人的脸，但长年累月受到中国教育和中国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我也在以色列13年，传承到很多犹太人的东西。”

沙拉的三个子女目前都在中国工作，两个儿子都已娶妻生子，小女儿还待字闺中。谈起对女婿的要求，沙拉的反应活脱脱是一名典型上海阿姨：“我跟她讲，不要给我找个外国人。外国人开口就叫我名字的，我首先不能接受。叫妈妈嘛就妈妈，丈母娘就丈母娘，要是叫我沙拉？滚！”

为保存像沙拉这样的犹太难民后裔故事，上海市在当年犹太人聚居的虹口区设立了犹太难民纪念馆。纪念馆由1927年建造的犹太人教堂“摩西会堂”改建而成。2020年完成扩建后，展馆面积扩大三倍至4000多平方米，通过近1000件展品，讲述犹太难民与上海的不解之缘。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受访时说，上海犹太难民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许多人为当地做出重要贡献，其中最知名的要数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迈克尔·布卢门撒尔，“还有很多犹太难民在不同国家成为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他们发扬不畏艰险、开拓创新的精神，在新家园过上幸福生活，也把上海的故事带到世界各地。”

（记者是《联合早报》上海特派员）

我跟女儿讲，不要给我找个外国人。外国人开口就叫我名字的，我首先不能接受。叫妈妈嘛就妈妈，丈母娘就丈母娘，要是叫我沙拉？滚！

——沙拉反对女儿嫁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