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到底是什么？（28）_风闻

一

纵观历史上的“有论”和“无论”，其实都没有说清楚（或者没有说到），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把这两个问题说清楚了，李约瑟难题也就破解了。

我（吴国盛）认为，无论在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还是在西方理性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都没有科学。

西方理性科学，是自古希腊以来一直贯穿西方文明发展过程的主流知识形态。在古代，它的典型学科是数学、哲学；在近代，它的典型学科是自然科学（数理实验科学）。

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是在西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理性科学新形态。有理性科学，不一定会产生实验科学（比如古希腊），但是没有理性科学，一定不会产生实验科学。

（这里必须划重点：没有理性科学，一定不会产生实验科学！！因此而来的一个自然推论就是：中国近代一定不可能产生数理实验科学，因为根本没有它的基因！）

而100多年来关于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讨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吴国盛）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根本原因在于，李约瑟本人没有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文明本质上的差异。

如果我们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比作各自园地（历史条件）中生长的两棵大树的话，那么，这两棵树的品种并不相同。

为了方便，不妨分别比作苹果树（西方）和桃树（中国）。近代科学（苹果）是西方文明之树结出的果实，不可能从中国文明的桃树上结出来。李约瑟那一代人，大概认为西方与中国文明本质上是一样的“果树”，会结同样的果实，只是因为土壤、水分、阳光等外部原因才造成科学果实有大有小、结果时间有早有迟。

他们都忽略了这两棵文明之树的品种和基因本来就不同。数理实验科学的起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文明内部的话题，是“苹果树”如何通过改良品种、优化土壤结出硕果的问题。至于“桃树”为什么结不出“苹果”，只需要知道它是“桃树”而不是“苹果树”就行了。

二

100多年来，西方科学史界对于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已经做了相当专门而深入的研究。

我（吴国盛）主张，近代科学的出现，以两种基因和两种土壤作为先决条件。两种基因是指古希腊理性科学基因和基督教基因，两种土壤是指技术革命的土壤和社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的土壤。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比较多地关注社会制度这个土壤问题，但对两大基因则关注甚少。然而，土壤可以决定大树是否能够发育长大，但不能决定植物的品种。

西方近代科学是两希文明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它是古希腊科学复兴的产物；其次，它经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与原本的古希腊科学有很大不同。

近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的共同点是理性思维和演绎数学，不同点是近代科学以人为本，古希腊科学以自然为本；近代科学以征服自然求得力量为目标，古希腊科学以顺从自然求得理解为目标。近代科学可以称之为求力的科学，古希腊科学可以称之为求真的科学。

要解释清楚如何从求真的科学发展为求力的科学，就必须考虑基督教的洗礼以及中世纪后期复杂的思想革命。严格说来，“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

我们中国文化对宗教本来就不大感兴趣，再加上半个世纪以来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教育，使我们对近代科学起源的这一维度闻所未闻，偶尔听说，也觉得匪夷所思。

决定近代科学出现的根本基因是古希腊理性科学。中国文化中没有出现理性科学这一基因，是特别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我深以为然。

他说：“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这里的“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本书在第二章中解读为“人性理想”。

现在我们再来看李约瑟难题就会发现，如果他所谓的科学指的是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主流科学，那么，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更谈不上“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

他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也很好回答：因为中国文化中根本就没有科学的种子（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