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_风闻

摘自：王梅英  王晓东《民国江湖——民国帮会秘闻》（团结出版社2008年7月版）

现在中国的八大民主党派中，有一个致公党，它的起源与洪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司徒美堂与安良堂

要介绍致公党必须先介绍司徒美堂其人其事。司徒美堂是颇负盛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也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重要首领，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司徒美堂生于1868年，卒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广东开平人，从小父亲就去世了。司徒美堂从小跟着寡母生活，家境贫寒可想而知。年少时仅读了四年的私塾，就到县城一家作坊当了学徒。为了免遭别人的欺负，他年少的时候就学武术。为了寻找出路，14岁就随同乡远渡美国做工。出洋的路费是靠母亲磨破嘴皮子借来的，为了儿子的前途，孤苦的母亲毅然挥泪送走了少年司徒美堂。

在海外，因为受到《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书籍的影响，17岁的他愤然加入了洪门海外组织致公堂，立志投身反清复明的事业。初到美国时，生活和工作都非常艰苦。先是在旧金山中国人开的一家杂碎馆“会仙楼”当厨子，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月薪才12美元。当时，常有美国流氓欺负华人，喝酒吃饭赖账，还经常寻衅打砸。店老板和伙计们因为怕事，只能忍气吞声。自从司徒美堂到来之后，每次遇到这种事情，他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打抱不平。

因为他年少时开始习武，一直没有间断，武艺高强，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不能近前。在司徒美堂20岁的时候，因为把一个流氓打成重伤而死，抓捕收监，差点被判了绞刑。幸好由于他平时为人仗义，多为华人出头，所以受到大家的尊敬，于是由华侨和洪门人士积极募款营救，他才免于一死，被关押十个月后出狱。这时候司徒美堂的名声已经慢慢地被华侨所传诵，声名大振。出狱后，他先给洋人当管家看孩子，做一些下等的工作维持生活。后来到美国的一艘军舰上当了厨子，海上的生涯让他大开眼界，他还随这艘军舰游历了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地，结识了众多三教九流的人物。后来，该舰奉命到菲律宾与西班牙争夺殖民地，司徒美堂和中国船员宣布辞职，以示不参与帝国主义的争霸战争的立场。

离开军舰以后，他在波士顿靠做小贩生存，同时他热心于参加洪门的活动。时间一长，他就发现洪门致公堂良莠不齐、成分复杂、组织散漫、指挥不力等等缺陷，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洪门作用的发挥。这种状况让心怀抱负而又身在洪门的司徒美堂十分焦急，他觉得只有在致公堂系统内另立山头，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宏愿，以达到真正为海外华人做事的目的。于是他邀请志同道合的“少年气盛，敢作敢为”的年轻人，打出“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号，组成了“安良堂”，迅速团结了一大批的洪门兄弟，毫无疑问他被大家推选为“大佬”。从此，司徒美堂开始了他恢弘的洪门事业。

司徒美堂所建立的安良堂，严格遵守洪门传统帮规，供奉反清复明的始祖洪英，以及五祖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武宗郑成功，文宗史可法，军师陈近南等人的神位；倡导洪门义气、兄弟相助。堂内规定，堂员每月向本堂交纳香油费，多少不限，用来维持本堂堂务开支及救济有困难的兄弟。如果本堂兄弟遇到失业的问题，无地居留，可在本堂内食宿。经营上遇到资金困难，亦可在堂内筹集资金，受人欺负或者遇到打斗之事，皆由堂内出面解决，在打斗中都要勇往直前、不畏牺牲。倘若不幸为本堂就义，堂内将拨出重金抚恤死者家人，并且每年派人祭扫。加入安良堂之后不得中途退出，也不得脚踩两条船，帮里兄弟要严守秘密等等。

作为安良堂的首领，司徒美堂因其自幼就好打抱不平，又好读一些崇侠尚义之书，有一副侠义心肠。而且他聪慧机敏，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凡是他见到的华侨，他们的姓名和籍贯他都能牢记于心。他还非常有大局观，能够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准确地作出决定，这对于安良堂的发展有很多的好处。再加上纪律严明，使得安良堂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很快成为华侨堂口中的实力派。

司徒美堂在制止海外华人堂斗，团结华侨各团体方面有着重大的贡献。在美国东部和西部曾经有过一段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堂斗历史，制造了无数华人间相互残杀的惨剧，从最初的斗嘴到后来的械斗，甚至动用了枪和手榴弹，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海外的华侨其成分也是良莠不齐，中国人有着非常重的宗族观念，不同的姓氏不同的宗派之间有着难以愈合的矛盾，他们把中国原有的封建残余思想带到了美国。另外，在国外生存都很艰难，很多争斗都源于利益之争。此外，美国政府在“以华制华”思想的指导下，为了达到压迫控制华人的目的，采取挑拨离间、制造矛盾等手段，造成各堂口之间的敌对和仇视。再加上国内保皇党、国民党政府的干预和插手，导致各堂口更是矛盾不断。

司徒美堂也没有摆脱这种堂斗的困扰。堂斗激烈的时期，司徒美堂几乎出入起居都生活在枪林弹雨之中，他在美国唐人街头，成为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堂斗一方的领袖。他几乎每天都是身怀双枪，用以自卫。有一次他到戏院去看广东戏，被敌手侦察到他的行踪，派人行刺。幸好他在中途去了厕所，位子被一个白看戏的人占了，那个人就成为他的替死鬼，而司徒却幸免于难。像这样的场面，他几乎每天都要经历，但是他都是大难不死。

司徒美堂深感这样的堂斗伤害了洪门兄弟的感情、分裂了洪门在海外的势力，让那些心怀鬼胎的人钻了空子，所以他一心要解决堂斗问题。1931年，他受旧金山“和睦团结会议”的启发，主动与各大堂口相约，彼此从道义上制止了大的堂斗，大摆“和斗酒宴”。在酒宴上，同胞们共叙往事，揭露敌人、坏人的阴谋，有的以前打得你死我活的人竟然抱头痛哭。在司徒美堂的努力下，许多难解的恩怨在民族团结的大义中化解，堂斗从此基本上停息了下来。

在安良堂的发展过程中，司徒美堂受到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使得他在思想上有了更高的追求，在他的思想的指导下，安良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后来的发展开拓了更高的境界。

1904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的身份来到美洲进行革命活动，得到当地洪门人士的大力协助。司徒美堂在波士顿的时候热心追随孙中山，并亲自担任孙中山的警卫员和厨师。在孙中山的身边，司徒美堂聆听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革命道理，对理想的追求有了新的提高。孙中山对司徒美堂的能力深为赞赏，对安良堂等洪门组织给予直接指导并进行整顿，使得美洲华侨的洪门组织具有进步的革命色彩。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司徒美堂带领安良堂积极热情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安良堂也随之壮大。安良堂本来就是致公堂内部组织，安良堂的壮大，直接影响到致公堂的发展，这时候的司徒美堂不仅是安良堂的首领同时还是致公堂的首领，很多人都是既在安良堂中任职又在致公堂中任职，致公堂与安良堂名虽为二，实则为一。

致公党与国民党

在辛亥革命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外洪门，在革命中完成了他们两百多年的“反清”的夙愿。在清政府覆灭后，海外洪门也希望参加到民国的建设中来，因此决定改致公堂为中国致公党。

1925年10月10日致公党成立。在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党的领导机构设立总理，并推选出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

陈炯明当选为致公党总理后，为该党提出 “建国、建亚、建世”的三建主张，欲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对抗。但是陈炯明的三建主义的核心，不过是地方军阀们津津乐道的“联省自治”。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不可能使致公党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陈炯明去世后，司徒美堂当选为总理，继续领导致公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海外洪门一直关注国内形势，他们也是一直以爱国著称，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过程中走过了艰苦的历程，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2年，淞沪战事爆发，国民党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日军。致公党闻讯立即组织华侨捐款捐物，并鼓励在上海的致公党党员积极投身到抵抗日军的战斗中，贯彻致公党报效祖国的宗旨。美洲洪门致公党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华侨救国义勇军，回国参战，而且带回来两架由致公党捐赠的飞机。作为致公党总理的司徒美堂在前线代表美洲侨胞会见了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将军，并参加了5月16日举行的“一·二八”抗战阵亡将士的追悼会。海外侨胞对抗战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将士及上海民众的抗日决心。

中国致公党密切关注国内局势，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屈服于权势，坚持民主正义，鼓舞和支持了国内的革命事业。1933年，从上海抗日前线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剿共”的十九路军，不满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央红军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这一举动遭到蒋介石的残酷打击，但是站在民族和正义立场的致公党却给予热情的支持。直到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司徒美堂代表美洲致公党热烈欢迎蔡廷锴将军访美。蔡将军访美期间，司徒美堂始终陪同在蔡将军左右，严密保护，使得蒋介石军统特务无从下手。蔡将军所到之处，均受到洪门致公党的热情接待。从1934年8月到1935年四五月间，近一年的时间内，在美洲、澳大利亚、菲律宾致公党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蔡廷锴将军在华侨社会进行了一次次抗日救国的大宣传，促进了华侨社会的爱国大团结。与此同时，司徒美堂对蔡廷锴将军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行为公开给予支持，他的行为也赢得了华侨社会的赞赏。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致公党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动所有的党员，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七七”事变发生的当晚，美国华侨就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司徒美堂被选为常委，为了搞好筹饷工作，他把所有的职位都辞去，专职纽约筹饷局工作五年之久。每天早晨10时上班到深夜12时才休息。经他手的华侨捐款共达五千四百多万美元，而且他自己也与当地华侨一起认购了数亿爱国公债。在他的努力下，大批捐款捐物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在敌后战场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手中。

为了团结抗战，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致公党也作出了积极努力。1941年1月8日，司徒美堂等人代表美洲洪门组织，分别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领袖致函，中肯地敦促两党以国家利益为重，字里行间浸透着美洲洪门人士的爱国热血。中国共产党对司徒美堂等人的信件高度重视，毛主席更是亲自复电，措辞恳切，态度鲜明，高度赞扬了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和正义的立场，表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严正立场。

但是国民党当局无视海外同胞的呼吁，于同月发动了皖南事变，纽约致公党机关报《五洲公报》及其他各地华侨报纸立即作出反应，联名谴责蒋介石制造的“天下奇冤”，呼吁国内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担心与致公党关系闹僵，会失去美洲华侨的支援，于是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国民政府参政会。1941年冬，司徒美堂在回国的途中，在香港落入日寇的手中。日寇威逼利诱，企图胁迫他出任维持会会长，想利用他的声望组织香港帮会，巩固他们的统治秩序。司徒美堂这时已经75岁高龄，他在日寇面前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坚决拒绝了日寇的要求。最后在洪门兄弟的帮助下，他化装逃离日寇的魔掌到达重庆。

国民党当局对于司徒美堂的到来非常重视，他在重庆受到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员的接见。蒋介石更是对他热情相待，到访必迎，出则搀扶，并送至第三道门，给予特殊礼遇。蒋介石以“国府委员”为条件，拉拢司徒美堂加入国民党，但是司徒美堂认为只要谁能抗日，就支持谁，另外他本人是洪门致公党人，不能再加入别的党派，使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加紧了独裁的步伐。为了加强对洪门等帮会的控制，1946年，中统特务在陈果夫、陈立夫的指挥下，不遗余力地在上海强组了中国洪门民治党，妄图以民治党取代致公党。同时他们想利用司徒美堂的威望和势力来组党，把司徒美堂所领导的美洲致公党直接纳入民治党的领导之下。所以他们假意采取委员制，在成立之初邀请司徒美堂担任主席，但是不久，民治党在中统的控制下取消了主席制，司徒美堂的主席一职改为执行委员，而其他洪门元老的职位全被撤销了。这样一来，国民党中统特务彻底控制了民治党的实权。

司徒美堂在民治党中一直受到排挤，时间久了，他就看清楚了，所以他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声称愿意按照人民的意志行动，不会当任何党派的尾巴。向全社会公开表示了对国民党及中统特务的不满。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怕事情败露，对于他们打入美洲洪门的计划不利，请蒋介石亲自出马设宴招待司徒美堂，以示安抚。蒋介石电邀司徒美堂前来赴宴，司徒美堂以身体不适拒绝了。蒋介石大为恼火，于是派青帮头子杜月笙出面劝说司徒美堂。杜月笙见劝说无效就恐吓道：“蒋为人翻脸无情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吗？他一不高兴，您老人家会吃亏。”司徒美堂听后勃然大怒：“司徒美堂的为人你们也知道，我何曾是一个好惹的人！”结果两个人不欢而散。

经过这两次劝和，司徒美堂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虚假面目，所以他的态度更加强硬，坚决拒绝蒋介石的任何邀请。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统治达到了极点，司徒美堂对蒋介石的幻想全部破灭，宣布脱离与民治党的一切关系，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司徒美堂在后来的日子里，对当年在上海民治党中活动的那段历史痛心疾首，始终不能饶恕自己。在其晚年，每每提到中统特务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就咬牙切齿，恨恨不绝。他认为在他80岁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利用愚弄，上了大当，是一次极大的耻辱。

司徒美堂与共产党

早在蒋介石坚持内战，停止抗日的时候，司徒美堂及他领导的致公党就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人的一方，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正义。特别是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之后，海外洪门的舆论明确指责国民党，支持中国共产党。1942年司徒美堂到达重庆的时候，受到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周恩来、邓颖超的多次会见和看望，他深受感动。

中国致公党的命运，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获得新生的。当国民党中统特务忙于强组民治党的时候，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这是海外洪门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会。大会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阵线，并确定了明确的政治目标：争取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制定正式宪法。提出了为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达到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口号。中国致公党在组织上也进行了全面改组和完善：修改了党章，重新登记党员，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中国致公党自从“三大”改组后。已不是原来旧式的洪门帮会组织，而是一个经过脱胎换骨重获新生的新型民主党派。也正是由于致公党在“三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得致公党具有先进性，也为它自身在以后的发展中做了很好的铺垫。

司徒美堂愤然退出民治党，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圈套之后，怀着苦闷的心情从香港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广东开平，但是故土之情并没有减轻他失落的痛苦，加之蒋介石以保护为名安插在他身边的随从寸步不离地监视他达半年之久，使他无法跟外界联系。从乡下返回香港后，他借住在老朋友家中，闭门少出，几乎与世隔绝。蒋介石政权的卑鄙和腐败，使得这位满腔热情的老华侨备受打击，何去何从，他非常困惑。

正在这个时候，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政府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全国解放指日可待。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谈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的响应，华侨团体、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纷纷通电，以示热烈拥护。司徒美堂再也坐不住了，他知道中间道路是走不通了，面对这种形势自己不能袖手旁观。沉默一年的司徒美堂终于又走上了政治舞台，站在时局的风口浪尖上。他巧妙地避开中统特务的耳目，一次次与中共人士接触。8月12日，司徒美堂在沉寂多时之后，以美洲致公党耆老的身份公开发表谈话，他表示：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已经了然。自己虽然已经年迈，但是只要有一息尚存，为国为民的志向就不会改变。他还表示即将返回美洲参加洪门恳亲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的。

在司徒美堂返美之前，中共人士特为其设宴饯行，席间双方交谈十分融洽。司徒美堂感奋之情油然而起，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说“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鲜明地向中共及世人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这期间，司徒美堂还出席了中国致公党的饯别会，面对新生的民主政党，作为洪门元老，司徒美堂深明大义发表声明，并号召洪门兄弟给予支持。声明登载于香港各报刊，很快便为世人所瞩目。

人民政协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推为美洲华侨代表，于1949年8月9日乘飞机离开美国，8月13日抵达香港，9月初到达北平，投入祖国温暖的怀抱。

当年9月，司徒美堂光荣地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为参与国家管理的一员。此后，一直到1955年5月，司徒美堂一直居住在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一个安静的四合院内。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担任着人民政府的工作。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积极努力地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他老当益壮，赴全国各地参观游览，目睹了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他关心国家建设，关注时事发展，虽然饱经忧患，历受磨难，但是热情不减，受到人们的尊重。

1955年5月，司徒美堂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安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他以其传奇坎坷的一生，谱写了一曲洪门领袖爱国不息的颂歌，不愧为海外华侨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