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总编周忠和：虎年谈中国基础科研，我的十个困惑_风闻

转自公众号“知识分子”（ID：The-Intellectual）

编者按

2022农历虎年第一天，《知识分子》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撰文，分享自己关于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十个困惑，供学界深思解惑之策！

他认为，“中国基础研究总体向好，然而发展中难免出现各种令人困惑的问题，所谓怪象丛生，也不足为怪。然而，如果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甚至年年有余，就令人唏嘘了”。

周忠和强调，归纳中国基础研究十大困惑，不是为了噱头，一是权当自我反思，二是与同道共勉，也供有权有识之士批判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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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周忠和

周忠和

《知识分子》总编辑、古生物学家

每年辞旧迎新之时，也是盘点时刻，我们都为各种版本的十大发现、十大进展或者十大新闻而欢欣鼓舞，固然可喜可贺，且为人之常情。然而，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本文聚焦相对比较熟悉的中国基础研究，总结过去这些年的十个困惑，算作另类盘点。这么做恐怕并不讨好，借用古语“巧者劳而智者忧”，聊以自慰。

01

为什么做基础研究的都要强调需求？

基础研究有纯基础与应用基础之分。从概念上两者的区别很容易理解，然而在许多学科的现实中，如何区分两者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上现在时髦的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对不少人来说，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能够对上号。即使套上了“需求导向”的帽子，恐怕还不一定被认定为是“国家需求”或“国家战略”。基础研究一旦被戴上“国家需求”的大帽子，申请起项目，评选人才等就如同借到了东风。

许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有时候也很费解：究竟哪些才属于国家需求呢？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其重要性无需多言，然而敢于理直气壮说自己的研究纯粹是出于好奇心的人恐怕越来越少。

我们的科技新闻报道中，夸大是常见现象，其中一类夸大就是将基础成果的应用前景人为夸大、“拉近”，当然这可能是来自研究者，也可能是所在单位的良苦用心，也很可能是媒体的美好愿望。平心而论，科研人员为了做基础拿项目，夸大一下应用前景，很多时候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读书人吹了点牛，内心也会有些惶恐。需要思考的是，夸大应用的根源在哪里？恐怕还是科学在中国生根不牢，功利主义深入人心。

02

究竟什么才是前沿？

如果要做基础研究，又不愿意夸大立竿见影的需求效益，选择“前沿”方向几乎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了。然而，很多时候，自己认为做了前沿，一不小心还被同行批评为跟风，心中的委屈自然少不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在高端的刊物发表文章，就是前沿，这个说法即使大多数情况下成立，但显然不是真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名称中被冠以“前沿”（Frontiers）的学术刊物越来越多，然而这些刊物发布的文章是不是就自动代表学术的前沿了呢？相较对跟风的担忧，前沿与探索性的区别恐怕才是更大的问题，真正原创的成果或许能够发表在高端的刊物上，尤其是已经成为了“热点”的前沿；然而，那些并没有成为热点的探索性工作（所谓0到1的研究），恐怕很多时候不会享受到“前沿”的殊荣。问题是，即使自己不愿追逐前沿或热点，真正选择了探索性的研究，现行的评价制度下，又有多少伯乐能够关心呵护呢？ 

03

为什么项目越小，评审的过程反而越严格？

无论是强调潜在的实用，还是前沿性，最终目标还是为了拿到项目，都说钱不是万能的，可以没有钱确实是万万不能啊。几万、几十万的科研项目，评审起来通常一点也不轻松。基金委的青年基金与面上项目，至少得过同行评议与会评两道关。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开放基金区区几万，评审专家的阵容有时候比起百万级项目的评审，一点也不逊色，而且因为多是相对小同行评审，想蒙混过关真不是很容易。

然而，另一方面，许多部委负责的大项目，数百千万、甚至起步价数亿的大项目，评审的复杂与严格程度似乎反而不是那么大，至少在很多“不明真相”的学者看来如此。专家的学术鉴赏力有高有低，标准也不尽相同，这都不奇怪，然而最让人不放心的还是某些大同行（甚至是大大同行或者外行）评审，不少时候，评审专家也很为难，有时候还得靠数论文，或者数所谓名刊的论文，此外更加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国家需求”“国家战略”的神符了。如此评审下来，难怪不时会听到这样那样的争议，忽悠过关的情况还真是不少。

04

为什么项目经费多多益善？

基础研究离不开经费资助。在许多国家的大学，年轻教授要升终身教授，是否申请到基金也是一个重要指标，一方面说明你的工作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另一方面从项目中获得的overhead（人头费，或者管理费）比国内高得多，自然对学校很重要。

但是，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对于一些对研究经费需求不大的学科，经费少并不是坏事，但现实是，管理费少了，能够拿来单位自我调控的经费就少，绩效也受影响。而且，国内许多单位科研人员的绩效来自项目。

于是乎，项目经费就变得多多益善，不少单位到了年底常常为财政项目经费的执行率而发愁。许多单位或者实验室在总结的时候，都不忘经费的增长。一些能发高影响论文学者，通常不愁没有项目，因为总有项目组织者主动拉他入伙，甚至为了让某篇Nature、Science 论文标上自己的项目，开出可观的价码。反之，如果你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项目申请上，没有自己负责的项目，即使成果再多，雇主也不满意，有时候评职称就会被卡住，让你无可奈何。

05

为什么项目目标常常超额完成？

项目申请到了自然高兴，然而项目终有结题的一天，项目验收总是要有的。按说，基础研究，尤其是探索性强的研究，没有人能保证结果一定就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然而，现实中，许多项目结题很少有人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且还有很多都是超额完成。

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似乎只有优秀才是真合格，良好就意味着不是太好，合格往往意味着不满意。一些项目或人才的评审，评委们往往都爱打高分，以百分计，不同项目之间往往就差1-2分，这真的让人有些费解，误差怎么这么小，真不知道是如何精确计量的？不仅如此，许多项目短短数年，还能获得那么多的奖项，也足以让人吃惊。按说，一项基础研究成果从发表到得奖，通常不会那么快。让人费解的还有，项目经费还没有到位，一大批标注好的论文就已经出炉的奇观。如此做法，项目顺利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06

为什么如此看重论文的标注顺序？

研究者发表论文通常需要在致谢部分鸣谢经费的提供方。一方面是感恩，另一方面也是告知天下，是谁资助了这样的工作（虽然基本是好事，但资助方也需要承担研究的科学伦理的风险）。现实中，研究者获得经费的来源不止一家，谁放前面，谁在后就成了一个问题。过去，这似乎不是一个多大的问题，因为资助方一般只关心项目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而且如果由于一方资助，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来源，还是一件好事情，说明最早提供资助的一方有眼光。

然而，如今为什么标注顺序如此看重呢？显然这不是论文作者无事生非。部门利益可能不得不考虑，况且经费提供方也需要向上级交差。由于各种现实因素，对于不少科研人员来说，单个项目经费常常不足，一项好的成果往往是长期积累，多个项目资助完成的，具体哪个项目对研究的帮助最大，只有研究者心中最有数。拿的都是国家的钱，这个事真的有必要算那么清楚吗？ 

07

通讯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

通讯作者源自corresponding author，本意是从投稿，审稿到发表过程中主要负责与杂志联系的作者，通常是资历较深者或者是课题的负责人，按理说通讯作者至少是对论文有实质性重要贡献者。然而，实际情况也不尽然，有些“老板”不管是不是有实质性贡献都一定要当通讯作者。有时候，这样的 “老板” 又不只一个，于是，文章通讯作者开始逐渐增多了。

按理说，学科交叉越来越广，团队合作日渐频繁，几个作者都有关键的贡献，出现多个通信作者也未尝不可，大家共同担任通讯作者，体现责任担当，也未尝不可。按理说，当了通讯作者就应当要对论文负有最大的责任。然而，我们的一些作者共富贵求之不得，共患难就难了。一旦论文撤稿或者出现了其他问题，唯恐躲之不及，更别提真正担起责任。还有一种不多见的情况，“老板” 第一作者，学生是通讯作者，让人猜不透究竟谁才是文章的最大贡献者，如果真的出了问题，又该找谁负责呢？

08

评审过程形式公平重于事实公平？

近年来伴随对评审过程公平、公正性的关注增多，管理部门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其中之一就包括通过电脑数据库查找专家，出发点自然很好，然而客观上是不是评审的效果最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要不然也不会有“二流三流评一流”的抱怨了。

而严格的回避制度，无论是项目评审，人才评优，有亲属、师生或合作关系的回避还好理解，但对于同一单位的回避，就让很多人感到费解，因为单位可大可小，把最熟悉的人都回避了，让不熟悉的人来评就更好？还有，许多优秀人才集中的单位常年不能参加人才的评审，很是委屈。评审的公平，最重要的是形式公平还是事实的公平？答案恐怕不言自明。

再譬如，一些人才或项目的评审，即使评审前名单严格保密，打招呼现象似乎一样不能杜绝，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评审后将评选人名单公布于众，这样做的意义究竟在哪儿？说实话，这一点，我迄今不得要领。形式流程很重要，但过分纠结于形式，忘了评审的初衷，是不是也算形式主义呢？

09

为什么那么喜欢开成果发布会？

重大成果的发布好处多多，既向社会（纳税人）交了差，也起到科学传播的作用，应当多鼓励才对。然而，不同于技术攻关或者重大工程，基础研究的成果常常不是很快能够为同行所接受。如今，许多单位在Nature，Science，Cell发表一篇文章，就迫不及待召开新闻发布会，唯恐世人不识货，英雄被埋没。没有新闻发布会，科学新闻与科普依然不该缺位，很可能读者反而可以获得更加客观的报道与评论。俗话说，“好饭不怕晚”，“酒香不怕巷子深”。基础研究，不是一直鼓励大家要沉下心，十年磨一剑吗？

10

“反五唯” 政策落地怎么这么难？

前面所云各类困惑，虽然因素多多，然而恐怕或多或少都要与评价体系有关。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反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客观上讲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效。然而政策的真正落地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个人的感觉，这五唯中，帽子与奖项之唯反起来难度最大，尤其是帽子的吸引力有增无减。如果把责任推给年轻科研人员，显然有失公允，批评者要么是站着说话腰不疼，要么是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现实中对青年人才，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不难理解，反五唯，反对的是“唯”，是教条过分的强调，所谓过犹不及。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实中，有些管理者有选择性地反，而且反的不是 “唯”，而是“唯”后面的东西，这就让人费解了。

归根到底，“反五唯”的初心是回归学术，以人为本，如果违背了这一初心，恐怕政策落地之路就会更加漫长了。

过去这些年，中国基础研究总体向好，然而发展中难免出现各种令人困惑的问题，所谓怪象丛生，也不足为怪。然而，如果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甚至年年有余，就令人唏嘘了。这些困惑并不代表全部，更非针对特定部门或个人，请勿对号入座；困惑的产生出现不因某人某事，而因科学文化与制度之不健全，是历史阶段性产物。而且，这些现象也绝不仅仅限于中国，只是程度不等而已。作者远非圣贤，身陷其中，其实也不能免俗。从这些怪象中，归纳出中国基础研究十大困惑，不是为了噱头，一是权当自我反思，二是与同道共勉，也供有权有识之士批判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