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GDP增速反超中国”是吹牛吗? 争吵双方都忽视了三个关键事实_风闻

✪ 于春海、章凯丽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导读】近期，美国公布2021年经济数据，在2020年负增长的基础上，其GDP增长5.7%，创下1984年以来最高增幅，以至于拜登兴奋地宣扬“20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第一次超过中国”，一时引发国内外论争。然而，比这一争议更重要的大新闻，恐怕是美联储表示将择机加息，导致全球股市应声大跌。不少人抱怨加息过迟，以致美国通胀水平达到30年来最高点。那么，美国的世纪大通胀如何发生？美国的“疫情经济学”对于重振美国梦而言，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本文分析指出：

一个基本事实是：疫情以来，美联储实施了激进的市场干预，启动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依靠特定的转移支付渠道将新增货币直接给到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这种超常规救助政策推动了个人和家庭消费增长，成为带动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

第二个事实是：美国多年来贸易逆差，在疫情冲击和救助政策共同作用下，商品进口和逆差规模均超过疫情前的峰值，然而国外供给能力受损、跨国运输出现问题，供求严重失衡，通胀水平不断上升。

第三个重要事实是，美国国内劳动供给的恢复却明显滞后于需求的恢复，导致劳动力市场状况极度紧张。这是疫情下长期收入差距问题的集中爆发，加剧了低收入群体对美国体制的不信任。疫情中随处可见的关于防疫措施的党派冲突，对科学共识的“反智”怀疑，与其说是不信任科学，不如说是不信任现有社会模式和体制。

作者认为，从里根到克林顿，以小政府、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为核心的“千禧范式”已经走到尽头。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的一系列行动表明，美国的政策定位出现重大调整，从短期疫情救助转向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面对频繁的内外冲击和危机，开始强化政府的作用和能力，而这种转变，无论对于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原题为《“疫情经济学”能重振“美国梦”吗？》，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疫情经济学”能重振“美国梦”吗？

观察当前的美国经济，既要看到复苏之强劲，也要看到复苏过程中的问题。思考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澄清疫情下政策选择的基本逻辑，也要分析政策定位从短期疫情救助转向长期结构调整的必然性。展望未来，疫情终将过去，但美国政府行为的长期导向将不断强化。

▍ 经济强劲反弹的动力来源

进入2021年以来，美国的家庭消费、固定投资、制造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以及整体经济产出，均超过了疫情前的峰值水平。在历史比较中，这是美国在深度衰退后最快的一次复苏，主要的总需求和总产出指标只用了四个季度就回到衰退前的峰值水平。美国之前的两次深度衰退分别是1982年和2009年，经济恢复分别用了6个季度和9个季度。在国际比较中，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中国以外的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的实际产出超过了疫情前的峰值水平。

**个人消费增长是拉动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2020年，在个人消费中，耐用品增长7.7%，非耐用品增长3.1%，服务下降7.5%。这不同于一般经济衰退中呈现的耐用品消费大幅下降、服务小幅波动的特征，反映了疫情冲击的特殊影响。2021年，商品消费的增长推动个人消费超越疫情前的水平，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增幅均明显超过疫情前的水平。按年率折算，2010~2019年商品支出的季度平均增幅为1330亿美元，总需求增幅为3800亿美元；2021年前三季度商品消费的两年平均增幅为4240亿美元，总需求的增幅只有1610亿美元。

**超常规救助政策推动了个人消费的增长。**随着疫苗的推广、对疫情容忍度的提高以及疫情防控政策的阶段性放松，被压抑的消费意愿迅速释放。但在个人消费迅速反弹的同时，储蓄率并没有降至疫情前的水平。2021年前三季度，个人平均储蓄率达到13.5%，而疫情前只有8%左右。因此，个人消费反弹应该源自收入的增加。疫情前，政府转移支付占个人总收入的比重稳定在16%左右；疫情暴发后，这一比重平均在22%左右，在两次大规模发放现金的时期超过了30%。可见，政府救助政策是支撑个人收入进而推动消费增长的关键。

美国在疫情暴发后推出了激进的政策措施。在财政政策层面，2020年五轮救助的总规模达到3.8万亿美元，主要救助对象是中小型企业和居民。2021年1月的“美国救济计划”，总规模达到1.9万亿美元，基本定位依然是疫情救助，在资金使用上进一步向居民部门倾斜。在货币政策层面， 美联储实施了最为激进的市场干预行为，启动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规模扩张了4.4万亿美元，增长超过了100%。

▍ 疫情救助政策的超常规特点

**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政策的扩大力度和方式，还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联系机制的重大变化，出现了基于现代货币理论的新实践，即美联储直接购买财政证券。**在美联储新增发的货币中，70%首先直接进入财政部的账户，然后再通过财政渠道进入救助对象的手中。

疫情冲击的波及面之广是罕见的。为了实现疫情防控和社会救助，稳定社会信心和基本经济秩序，必须采取超常力度和超常手段的政策措施。但受制于信心的不足与信息的不充分，政策层面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提高扶持力度。政府必须在短期内全盘托出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可能实施的各种政策措施，只有如此，才可能实现防控疫情、社会救助以及稳定信心和秩序等多重目的。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联动，则是出于对政策空间、目标和效果的考虑。疫情冲击下，为了避免经济遭受极端损失和永久性伤害，必须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救助。**根据美联储2018年的调查，只有61%的受调查家庭有足够的流动性支撑400美元的额外支出。中小企业贡献了美国45%的GDP，而根据2019年9月摩根大通的调查，有一半美国小企业的现金储备无法支撑15天。**因此必须为家庭和小企业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以帮助它们度过危机，但如何才能把资金迅速给到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

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一定是歧视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的。美联储没有直达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的渠道。无论是传统的货币政策还是疫情前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都无法解决上述问题。依托于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财政拥有直达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的渠道。但是，财政扩张空间依赖于赤字融资能力。疫情期间，整个经济和社会循环的停滞导致政府收入大幅降低，疫情防控和疫情救助却需要政府大幅增加支出。政府的债务融资能力于是成为关键。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债务已经累积到非常高的水平。如何才能进一步扩张政府债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直接联动就成为必然选择。美联储直接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债券，财政部获得资金后，依靠特定的转移支付渠道，为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

▍ 通货膨胀的成因

以救助政策支撑家庭消费增长并带动国内生产恢复，既符合疫情救助的社会目标，也符合美国惯常的宏观调控思维，变化的只是政策手段和政策实施方式。基于疫情的特殊影响机制，美国家庭消费增长主要表现在商品支出上。在美国国内总供给中，商品占比维持在22%左右；而在家庭消费中，商品占比却维持在36%左右。 随着家庭消费的总量扩张及结构进一步向商品倾斜，美国国内商品供给不足状况必然加剧，由此带来进口增加和贸易逆差扩大。这是美国多年来贸易逆差的结构性基础。在疫情冲击和救助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商品进口和贸易逆差的规模进一步放大，均超过了疫情前的历史峰值。

但这个逻辑要形成闭环，还需要解决贸易逆差的国际融资问题。而 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货币，让美国能够利用本币开展国际融资，通过印制美元就能换来国外的产品。过去20年间，虽然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但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货币的地位一直相对稳定。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下，家庭对商品不断增加的购买需求，要么拉动国内供给的增加，要么拉动商品进口的增加。只要这两个供给来源不出现问题，就无须担忧通货膨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生产结构不断向服务业倾斜，有形产品特别是制成品的生产能力越来越不足。随着美国制造业产出逐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国内供给的进一步增加就受到生产能力的强约束。在疫情前的多年中，全球产能过剩给美国提供了相对于其消费需求而言近乎无限的供给，大量廉价进口产品的涌入显著地压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但在疫情之下，国外供给能力受损，跨国运输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在消费迅猛反弹的同时，两个供给来源的约束却都不断增强。在供给受限的情况下，泛滥的美元流动性必然引发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2020年下半年美国的需求就已经明显回升，但直到2021年初供应瓶颈出现后，价格上涨压力才显露。疫情的再次恶化，则加剧了供给缺口以及供求匹配困难，美国的通货膨胀随之一路攀升，11月份CPI增速为6.8%，创下了30多年的新高。

▍ 劳动力市场异常背后的收入差距问题

当前，美国官方失业率已经回落至疫情前的正常水平，而劳动参与率却明显低于疫情前的正常水平，这与历史经验形成鲜明反差。更为反常的是离职率和职位空缺数的变化：6月以来，月均离职率维持在3.2%左右，职位空缺数在1000万以上，均远高于历史水平；11月，失业人数对职位空缺的比率只有0.6%，创下了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低点。这意味着劳动供给的恢复明显滞后于需求的恢复，导致劳动力市场状况极度紧张。

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固然有来自疫情冲击和救助政策的影响，但远不止于此。事实上，美国失业与职位空缺的对比在2018年就已经逆转：此前失业人数一直大于职位空缺数，之后则失业人数小于职位空缺数。因此，职位空缺的增长以及“大辞职潮”应该是长期趋势性变化的结果。在经济学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将更加注重闲暇，劳动供给可能下降。但是从疫情以来的情况看，推动美国劳动供给行为变化的主要原因，应该不是收入提高后工人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重新权衡，而是长期的收入差距问题在疫情下的集中爆发。

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1974~2019年，10%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额从34%升至45.5%，50%低收入家庭的份额从19.9%降至13.3%。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意味着社会分化的加剧，持续存在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必然会转变为不断拉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差距。在纵向比较中，1948~1973年美国中位数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速为3%，1973~2019年却只有0.6%，这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很难期待自己的生活水平能超过父辈。这导致公众的挫败感很强，甚至削弱对“美国梦”的信仰。

从里根到克林顿，美国的经济治理逐步走向所谓的“千禧范式”，核心是小政府、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在这一范式下，技术进步和资本扩张冲动相结合，推动全球化进程在2000年之后发展到一个新高峰。资本相对于劳动以及高技能劳动相对于低技能劳动的优势，被强化和发挥到极致，导致资本和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的调节能力明显不够。因为**千禧范式本就是强化市场力量而约束政府力量，在面对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资本和技术时，政府无力改变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甚至还会强化这种趋势。**这必然导致“被落在后面的群体”越发强烈的不满。根据盖洛普的调查，2003年之前绝大部分美国人对社会运行状况满意；到2017年，对社会运行状况满意的美国人只有不到25%。

全球金融危机后，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导致总收入的增长大幅放缓，整体经济这个蛋糕被做大的速度降低了，再叠加分配份额的缩减，美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几近停滞，甚至出现下降。这种状况不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还延伸到教育、居住、医疗和政治等多个维度。**多维度的不平等相互联系、相互强化，低收入群体看不到改善和上升的希望，于是不再甘于沉默，开始采取实实在在的社会和政治行动，导致美国国内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催生对外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2016年的总统大选就是一次集中爆发：希拉里坚持千禧范式，桑德斯自称社会主义者，特朗普则是种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

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使得美国政府难以实施全国统一的疫情防控政策。疫情暴发至今，围绕美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随处可见党派分明的政治冲突，对科学共识的怀疑甚至达到了“反智”的程度。实际上，与其说这是是否信任科学的问题，不如说是是否信任现有社会模式和体制的问题。根据盖洛普2019年的调查，60%的受访者对美国政府处理国内问题的能力表示不太信任，甚至完全不信任。

这些都和收入差距有着紧密联系。无论是对自我防护的态度，还是对政府强制措施的遵从态度，都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高收入群体更愿意采取自我防护措施，更愿意遵从政府的强制要求。低收入群体往往难以转向线上办公或居家办公，因此面临着更高的感染风险；或者即便愿意承担感染风险，依然面临更严重的失业威胁。而且，低收入群体多数生活在居住条件、医疗卫生条件及儿女照料与教育机会较差的社区。**疫情期间的救助政策或可在一定程度缓解不平等，但疫情救助政策是暂时的，而导致普遍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将继续存在。这就加剧了美国低收入群体对美国政府和体制的不信任。**疫情下更加繁重、危险和得不到充分补偿的工作，必然促使他们重新审视劳资关系。劳动供给行为发生深刻调整，劳动力市场的异常由此出现。

▍ 长期目标导向下的政策再定位

2021年2月，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全面审查美国重要供应链的风险和薄弱环节，制定提高供应链韧性的战略，并在6月完成了对半导体、电池、矿产和药品等行业的审查，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3月公布的“美国就业计划”，目标是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队伍，提升美国国内的创新和制造能力；4月公布的“美国家庭计划”，目标则指向扩大中产阶层和包容性增长。美国政府将这两个计划描述成着眼于未来的“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有助于美国赢得国际竞争。11月公布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重点是以提升中产阶层为主要目的的社会公共支出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投入。这一系列行动都预示着美国政府的政策定位出现重大调整：从短期疫情救助转向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

**着眼于未来，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趋势不会因为疫情好转或通胀加剧而逆转。**当目标指向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以及长期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优势时，要解决基础设施、劳动力队伍、制造能力、创新能力、公平和增长包容性等问题，美国政府的角色定位将发生深刻变化。在拜登政府所构想的各种计划和方案中，基本都是强调政府行动的先导或主导作用，实际上就是强调政府作为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如罗伯茨所言，**千禧范式只适用于“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航行”。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美国还是全球都很难再期望总是风平浪静了，**这就需要放弃千禧范式，从根本上重构美国的治理模式。

面对频繁的内外冲击和危机，国家和政府没有消亡，也不应该消亡。减少收入差距并弥补社会裂痕，重构增长基础和大国竞争优势，都需要政府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应对疫情冲击、地缘政治、经济转型、气候变化和大国竞争等带来的安全保障和公共秩序威胁，也需要强化政府的作用和能力。无论对美国，还是整个世界，这种转变都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8-11页，原题为《“疫情经济学”能重振“美国梦”吗？》 。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