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向死而生_风闻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年关，照惯例总该写个小结之类。我不懂说什么吉利话，照旧在这边自言自语谈生论死，不喜勿怪。这篇只是我回国后的一些随想，会有些凌乱。

最近实在是忙得飞起来，所以一直没时间来更新公众号。为了赶在春节一切都停摆之前办妥几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我太太的居留许可，小馒头的户籍和儿童预防接种本——几乎每天都在外头奔走。我们在印度的生活可说是被连根拔起，一家三口回到上海重新安顿下来有许多东西要置办，现在住在一个临时性的地方，年后还得搬一次家。前些天甚至连可以放电脑的写字台都没有，后来把电视柜垫高作为临时的“办公桌”才有了码字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我之前在印度的生活近似于隐居，有大量的时间进行写作；而今俗务缠身，计划太多而时间太少，写作的节奏常被打断……这些都需要慢慢调整。

这是回国后目前用的临时写字台，最近还没有完全进入码字的工作状态，外接显示器是我离开上海前留在父母家的

1月4号晚上从隔离酒店回到家，开始了居家隔离，终于面对面见到了久违的父母和外婆。我和我妈一直笑话我父亲老年痴呆，记性越来越差，可他竟清清楚楚地记得日子：“你正好走了两年，两年差两天，上一次是1月6号晚上走的。”我心里一惊，当真是儿行千里父母担忧，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在以“天”为单位计算着我的归期。

这两年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离开中国的时候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我的整个人生如同开错了轨道的列车，不受控地冲向了另一个未知的方向——所幸目前看来这个方向还不算太坏。有件事说起来挺有意思，由于我平时并不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自己的公众号文章，微信上有些曾经相熟的故人没看过我的公众号，对我这两年的魔幻经历浑然不知，寒暄时提起的话题还停留在我过去的身份——摄影、旅行，搞得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接口。要是跟他们说我现在是个全职文字博主，大概会觉得我在跟他们开玩笑。印度政府不就是因为不相信我是个博主，所以才把我当作“潜在的间谍”给抓了起来嘛？

这短短两年，好似跨越了半生。出走时曾是少年，待归来毕竟中年——猛然间惊觉自己虽有一颗少年的心，却不再有少年的命。

我们落地浦东机场当天由于在海关耽误了太久没能取到行李（详见《疫情期间被印度遣返回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为了保险起见，第二天我父亲亲自去机场的仓库把行李领取出来并送到了我们的隔离酒店。隔离酒店允许家里人送东西来，但只能放在楼下停车场的保安岗亭。当时我身在隔离的房间里，透过窗户可以望见老父亲在楼下佝偻着腰背艰难地搬动着我们的行李，却无法下楼接过手来，那一刻仿佛自己被朱自清附了体，深深感受到了他写下《背影》一文时的心情。

父亲帮我把行李送到隔离酒店时的“背影”

我父亲把我们从隔离酒店接回来那天，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孙子，也是我两年来第一次近距离看清了他的脸庞，发现他变老了好多。父亲苍老的模样是如此陌生和触目惊心，仿佛这张脸根本不该出现在这一时空，一时间便看呆了。

我在三十岁之前生性忤逆，恨不得自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爹没妈无法无天。我过去曾大不孝地跟父母说，不要指望我给他们养老，让他们老了去养老院住。那时的我是个任性而又无知的孩子，一心想要反抗父母的权力、远离父母家庭，一来想象不出自己守着父母生活的样子，二来也想象不出父母老去的样子。人活在当下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世界一成不变，也以为父母永远都会是不变的父母。然而时间会将一切悄悄磨损，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抵抗这种磨损。有些磨损如同盘出包浆，磨去了扎人的棱角，柔化了铁石的心肠；有些磨损则像日晒雨淋的风化，佝偻了肩膀，残破了脸庞，在眼角布满沟壑，在两鬓挂上白霜。

磨损在无声无息中发生着，蓦然之间意识到父母早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而我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浑身带刺的少年。我说过自己原本打算回国之后在云贵川觅一处乡野定居，如果父母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搬来跟我们一起住。然而权衡了现状之后，不禁动摇了先前的想法——父母的时代终将谢幕，总有人要接过他们肩上的重担。

父亲目前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每天都要服用许多药物。由于过去应酬繁多，他本来就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随着年岁的增长，身体时不时会出些毛病，一会儿腿脚不好，一会儿腰椎不好，呆在医疗条件相对优越的大城市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我母亲的身体现在还算硬朗，可她需要照顾她的母亲——现年九十多岁的外婆，因此也是走不开的状态。

过去我总觉得父母的身体没问题，不需要我照顾，无论有我没我，他们都一样过日子。古人云 “父母在不远游”，我对此颇不以为然，觉得在交通和通讯都如此便利的现代社会，无论身在何方都能24小时之内赶回家，正所谓“游必有方”；但这次回国让我突然意识到，今时不同往日，一方面疫情让旅行变得充满不确定性，家不再是一个想回就能回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们三个老人这样生活在一起，就算暂时不需要我照顾，保不齐哪天就会闹些突发状况，还是得要有个像我这样的壮劳力呆在身边有备无患。

于是我暂时打消了去乡野定居的念头，准备在父母的小区租个房子，跟他们住在“一碗汤”的距离。

过去常有读者留言对我说：博主，你活成了我想要的样子！其实之所以我能有那个“样子”，是因为过去的我从未承担过为人父、为人子的责任。

从前放荡不羁孑然一身，后来变成两个人，再后来变成三个人；从前无拘无束了无牵挂，后来有了无法割舍的妻儿，有了放心不下的老父老母……熟识我的朋友都说我这几年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看来我终于还是免不了跌落尘埃里，成了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典型中年人，跟大家不过是殊途同归。

遗憾吗？我得承认，鉴于每个人只能活一次，人生本就由遗憾组成，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难免得放弃另一种——但我并不后悔，这样的变化乃是生理规律使然，什么样的年纪过什么样的生活，少年轻狂方能“浪迹天涯”，人到中年那叫做“颠沛流离”；倘若待到年老还四海为家，恐怕只会让人觉得“晚景凄凉”。

过去总听人说“中年危机”，我眼下终于渐渐对这种“危机”有了自己的些许体会。人在江湖中漂泊，身不由己；人在岁月中蹉跎，己不由身。

然而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对危机的何止是我一个。我固然遇到过数次危机，最后都转危为安；整个世界遇到的这场危机，则仍在持续……应对危机的本质，是对得失的权衡，这两年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情，让我对“得失”二字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人们很早就发现，总得付出一些东西，然后才能得到另一些东西。如果你仔细去思索其中的逻辑，会发现“得失”体现了一种最基本的“因果”关系。

古代印度次大陆信仰吠陀教的雅利安先民，认为“得失”和“因果”是绝对公正与守恒的，于是创造出了因果业报（Kama）之说。吠陀教相信：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快乐，是因为曾经的付出；我们现在承受痛苦，能在未来能得到回报（也可能是因为之前透支了太多快乐）。但是真实的世界显然不会这么绝对公平，为了把“因果”的理论说圆，吠陀信仰又进一步发展出了“轮回”学说，将“因果”的影响拓展到了无限的时间维度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吠陀信仰中的“因果轮回”后来成为了印度教与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

在无限的时间维度上，印度教还相信：只要你付出和牺牲得足够多，就有可能实现一切愿望——于是这就成为了印度教中献祭、苦修、禁欲等种种行为的底层逻辑。（详见《恒河为什么会成为印度的圣河？（上）恒河之水天上来》）

献祭在印度文化中的重要性超乎我们的想象。去印度旅游必看的项目之一便是恒河夜祭，外人往往都会十分惊叹印度教对祭祀活动的热衷。事实上，在印度教的创世神话中，整个世界都是通过献祭创造的。根据《梨俱吠陀》中的说法，宇宙世界原本是一个巨大的人，叫做“原人”（Purusha）。“原人”的概念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后来又演变成了印度教中的生主（Prajapati）以及创世神梵天（Brahma）的形象。相传原人为了创造世界将自己的身体献祭，他的嘴、手臂、大腿、双脚变成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种姓；他的眼睛变作了太阳星辰，口中生出火神，鼻息生出风神，耳朵生出了四个方向，头颅化作天空，脚底化作大地，肚脐则是天空和大地之间的空旷世界……一切“得”都基于“失”，哪怕大如整个世界也不例外。

2020到2021年我完整地经历了印度的疫情，现在回想起来，印度在第二波疫情中的表现就像是一场规模盛大的献祭，尤其是露天火葬场昼夜不停焚烧死者的场景，就好像在将祭品投入烈火中平息神灵的愤怒。虽然目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还不到50万，但我毫不怀疑实际上死了数百万人（加拿大科学团队研究认为印度至少有300万人死于疫情）。

在印度教的创世神话中，原人将自己献祭才有了世界

恒河边的祭祀活动

疫情下的“献祭”

通过这场“献祭”，全印度超过90%的人获得了抗体，仅仅几个月过后，经历疫情炼狱的印度人民就平复了创伤，仿佛啥都没发生过一样，生活各种恢复正常。虽然现在第三波奥密克戎来势汹汹，但对于已经被德尔塔毒株优胜劣汰筛选过了一遍的印度人民来讲简直毫无压力。我太太所有的家人都感染了一遍，过了几天就跟没事儿人似的；生活在孟买这种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一些朋友，甚至两次、三次感染确诊。欧美那些国家的疫情虽不如高密度人口的印度这般惨烈，但情况也大同小异，本质上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献祭”——当“群体免疫”的概念被第一次提出的时候，那些国家就已经做好了“献祭”的心理准备。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观点：大规模的瘟疫是人类进入了农业社会之后才开始出现的——人口密度的提高、人畜共居，为瘟疫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人们在享受社会分工合作的便利的同时，就不得不面对杀人于无形的瘟疫。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许多次与各种各样的瘟疫狭路相逢，每次都“献祭”了大量人命——在过去，人们甚至连造成瘟疫的真正原因都不知道，神学家将其视作天罚天谴，除了“献祭”之外别无对策。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病原体会在自然选择的驱动下不断降低致死性，以便传播给更多的人；另一方面人体也会发生适应性的“变异”，那些免疫力低下的个体被筛选牺牲掉，具有生存优势的个体获得抵抗力，此消彼长最终形成一个平衡。比方说在非洲肯尼亚附近有一群人甚至演化出了镰状红血球细胞来抵抗疟疾，尽管这种镰状红血球的突变本身有很大的副作用，然而在疟疾肆虐的地区却能获得生存优势。

这便是自然界的“得失”，“献祭”一部分弱者的性命来换取整个族群的延续壮大。但在这次的疫情中，中国却打破了自然规律，“献祭”不再是唯一选择。

人们总是从制度层面上讨论中国的“清零”政策，许多人却忽视“动态清零”所倚靠的其实是强大的技术实力。这种技术一方面包括“软技术”，也就是城市管理的水平，这一点大家在国内的几轮疫情中肯定能感受到；另一方面则是“硬技术”，主要是进行管理所依托的基建及其他硬件设施，比如保障生活的物流后勤，以及大数据的监控追踪。我全程经历了印度的疫情，因此对技术的作用体会特别深。国内有不少文章讨论疫情中不同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这个问题如果摆到自由散漫惯了的印度，印度人必然是一脸懵逼——“啥是城市管理？”印度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才几百例，想要搞清零，当机立断下了“一刀切”的封国令，把所有的国际航班都停飞了，然而无论是软技术还是硬技术都太弱，只好躺平。当然，其他国家也一样，一开始尝试清零，无不败下阵来。

可以这样说：世界上其他国家应对疫情就好像蜘蛛侠，靠的是“变异”；中国就好像蝙蝠侠，靠的是烧钱的高科技。

我太太一落地浦东机场，就被中国防控措施的先进和井然有序给惊呆了。

中国固然有能力像朝鲜一样完全切断境内外人员流动，但我们是一个讲人权有自由的国家，尊重人民群众回家的自由。即便在疫情期间，每天仍有上万人次通过各个口岸入境。为了保证这么多人的健康审查、转运、统一隔离、动态追踪，需要在不同部门之间协调整合的信息和资源多到难以想象，牵涉到边防、通讯、医疗等多个领域的数据共享。尽管偶尔也会被“破防”，但从整体来看真的是非常牛逼了。

从我们回国人员自身的体验来讲，入境、隔离、检测等流程虽然繁复却是有条不紊，各种信息录入都只要用微信扫一扫二维码，检测结果也都能在微信小程序里查询；事实上，我们回国的国际旅行健康码，正是通过微信小程序申请的——在国内的各位可能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但如果仔细探究整个系统的运作方式，就会发现这简直是个奇迹。

我回国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已经演化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我感觉当今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建立在微信上的，假如一下子没有了微信，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会瞬间崩塌。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想过，微信这样一个应用程序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绝不可能出现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这是由国家的体制和人口规模决定的。我在印度的时候微信的许多功能都受到了限制，回来后惊讶地发现，回到国内似乎只需要一个微信就能满足绝大部分吃喝拉撒的需求，微信小程序生态圈是如此繁荣和万能，甚至连国务院的服务程序都入驻其中，在许多场合都实现了自助式的服务。在高速5G网络的加持下，切换到小程序通常都无缝无感，使用体验极佳。这令我不得不叹服科技对生活的巨大改变，也正是这种科技改变了千百年来人类碰到瘟疫只能躺平的应对方式。

我们有“科技”的加持，不需要献祭老百姓的生命，但也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我在新闻上看到，2021年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死于新冠疫情的病人仅2人，然而由于“超负荷抗疫”，多达数十名奋战在防疫前线的民警、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只知道国内的防控工作很难，没想到居然这么难——**国外的防疫工作人员都是被感染后病死的，我们却是活活累死的。**这使得我每当见到身穿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时，都会产生一种夹杂着敬佩和愧疚的复杂心情——为了妥善对我们这些回国人员进行隔离安置，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除了隔离酒店的食宿，一切服务、转运、检测都不用我出钱，深感自己给祖国添了麻烦。可以想象，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有更多的人力物力被投入到这场防疫的战争中；同时也可以想象，光是对入境人员进行统一管理和隔离，对其他国家政府而言就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知道国内有些人对回国人员很有意见，有所谓“恶意返乡”，自然就会有“恶意归国”的认定，觉得回国的人都是“千里投毒”。我自己亲历了一遍归国之路后，深深感受到了国家的牛逼，也深深体会到了疫情时代下个体的卑微——我在中转机场遇见的那些中国人、以及我所在的回国群里的很多中国人，大部分说白了只是高级“农民工”而已，被派驻在世界各地坚守岗位，维护中国在海外的资产。他们回一趟国不但要克服重重困难，同时还要承受国内一些人的质疑和误解。

疫情之下，要如何在“安全”和“自由”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另一场关于“得失”的博弈，想要绝对的安全或许只能像朝鲜那样“一刀切”，但那样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理智。确实有个别回国人员造成了输入病例，给国家造成了损失，给群众造成了不便，但这种情况的发生概率仅有数十万分之一，说明现有的入境防控措施本身就是经过了权衡后制定的最优措施。

这样说吧，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只有中国人可以这么安全地待在自己的家中，也只有中国人回家之路会这么艰难——正是因为一部分人承担了困难，才保证了另一部分人的安全。我希望那些安全待在家中的同胞可以将心比心想一想——回国的同胞真的不是故意想要给国家添麻烦，回国之路已麻烦到让人望而却步，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谁会愿意为了回国花那么多钱、遭那么多罪、隔离那么多天呢？

关于回国的得失，之前让我纠结了很久——且不论回国之难，假如我早些时候选择了孤身回国，如今势必面临妻离子散。

我得说，2021年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就是被印度政府关进了集中营。印度政府成功地解决了我的纠结——不管我回不回中国，我们一家都得妻离子散！正是这样的绝境让我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成为了我太太取得人道主义签证的契机。被疫情分隔的跨国家庭固然有不少，但他们所受的限制是无法来中国，如果他们真的迫切想要全家团聚的话完全可以在国外团聚；我之前的选择正是留在印度团聚，既然印度这边不让我继续待，那么回到中国团聚就成了我们一家唯一的选择——假如不是这个原因，我老婆孩子现在恐怕正呆在天寒地冻的拉达克啃糌粑喝酥油茶，全家团圆遥遥无期。这正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因此，当看到小馒头在爷爷奶奶的膝下承欢，我太太走在摩登时尚的上海街头，只觉恍如隔世——无论经历了什么，这恐怕是最好的结局吧。

读过我之前文章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写过的那个娶藏南媳妇的兄弟（详见《【印度日记】疫苗有时，归期无期——印度疫苗接种记》），由于他媳妇的印度护照上出生地写的是伪阿鲁纳恰尔邦，所以来不了中国，孩子也入不了中国籍。2020年疫情爆发后他曾一个人回到中国，2021年7月拿到印度的入境签证才过去跟家人团聚，印度领馆抠抠搜搜只给了他3个月有效期，让他到印度之后再去办延签。他一到印度就去申请了延签，可一直等到签证过期，新的延签还没下来。他得知我因为签证过期而被关进了集中营，颇有些慌张。彼时我已在计划全家回国，告诉他我们全家回国的话可能要花10万块（后来总共花了不到8万块），他想到自己回国也得经历这些波折，居然脱口而出：“要是知道这么麻烦，我就不来印度了。本来上次回国就挺不容易。”

我听到这话有些错愕——老婆孩子在这边，难道不值得赴汤蹈火吗？这点小挫折算得了什么？我说，你要是能带你老婆孩子回国的话，哪怕十万、二十万，再多的钱你也会出吧？这种情况已经根本不考虑钱了……他想想觉得也对，关系到举家平安与团聚的事情如何能去计算代价得失？

我比这位兄弟显然要幸运得多，他付出的努力远多于我，面临的悖论和困境却至今仍是无解。所幸他后来总算花钱拿到了印度的延签，就算回不了中国，至少一家三口能在一起。

我过去相信世间之事失必有得，得必有失，患得患失实属庸人自扰。最近这两年发生的各种事情，让我意识到得失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微妙得多——付出与收获未必成比例，即便是同样的际遇，会有不同的把握和结果。我们一家回国之后，有个跟我出于同样原因为了照顾家庭而滞留在印度的朋友很羡慕我，他说如果在集中营里关三个月就能把老婆孩子带回中国，他也愿意。然而毕竟不可能会有人一开始就告诉我：嘿，你只要在集中营里被关上三个月，你们全家就能一起回国。

有很多事情，你完全想不到结果会如何；而倘若真能提前知道结果，恐怕人生反而会因此变得无趣。

这个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概率事件组成的。基于某种概率，世界上出现德尔塔毒株、奥密克戎变种；也是基于某种概率，中国即便严防死守仍然有疫情在不断输入……同样基于某种极低的概率，我在印度第三波疫情爆发之前居然成功“出狱”并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了国。其中因果与得失的关系，或许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确定无疑；而我们之所以常会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只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事情都已确然发生且不可改变。就好像我们会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是某颗精子和卵子结合的结果，在精卵结合之前，我们的诞生只是一个概率；当孩子被生下来之后，这种确定性就再也不会被质疑了。

最重要的是，“世界的一切都产生于偶然”这样的想法会让人失去安全感，生活在不确定性的恐慌中。因此，宿命论才会如此受欢迎，因果业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种你能够用自己行为施加影响的“可控宿命论”。

在我看来，世间之事大概唯有死亡是确定无疑的，无人能够幸免。

虽然说正常的自然死亡离我还很遥远，但人到了这个年纪，难免会越来越频繁地直面生命的凋零，微信里有些朋友的账号已经永远沉寂，这样的账号接下去会越来越多。

为了能够接受死亡这一现象，我们的大脑意识会自觉地去认同一些宗教中关于“彼岸”的假说——天国也好、地府也好、轮回也好，都至少让人觉得死后不是一片虚无，从而有所寄托。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前在《关于宗教的一些祛魅和反思》一文中曾谈到过。

严格来说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从科学证据上我倾向于相信无神论，但我也承认无法证明世界上没有神，所以关于究竟有没有“彼岸”这个问题我不忙着下定论。我想说的是，我在有了孩子之后发现，就算没有“彼岸”，死亡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

按照人之常情来说，为人父母之后应当格外怕死才对，怕自己撒手人寰之后留下孤儿寡母无人照顾。觉得死亡不可怕并不是说我不怕死，只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如何看待死亡这种现象。

这两年来我太太从一个女孩变成了母亲，这一身份的转变时常让她感到失落和焦虑。她觉得自己身材走样，从今往后都要被孩子所累，再也回不去过往的青春时光……而等到孩子长大了，我们也已经老了，难道这辈子就只能这么过了吗？

我这样告诉她：你作为一个母亲，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生命，必然要付出你自己的生命之力。你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赐予生命是世上最大的功德（详见《【印度日记】与拉达克丈母娘同住二三事》），这就是创造生命的代价。谁能永远年轻？谁能逃得过生老病死？有一天外婆会离开，爸爸会离开，谁都没有办法左右这一自然规律；再过些年很可能只有妈妈跟我们一起生活，等有一天妈妈离开我们的时候，我恐怕也已经很老了……想到这一切固然让人伤感，可到了那个时候，孩子们不也都长大成人了吗？他们会拥有自己独立的人生，而外婆、爸爸、妈妈，以及我们的生命会以另一种形式在他们身上延续下去，有什么好伤感的呢？这只是生命成长必要的代价和得失罢了。

外婆跟妈妈都说我儿子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但比我要漂亮。老实说在我儿子出生前，我从来没具体想象过他的样子；事实上我到现在还很难想象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个跟我长得这么像的小人，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而又神奇的体验。

我在三十岁之前除了忤逆之外，还是个不婚不育主义者，但大概人的大脑里面内置了一个时钟，到了某个年纪自然而然就会触发繁殖的冲动。我得承认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失去很多也得到很多——最大的“得”莫过于看到自己通过另一个躯壳“重生”，让我变得无惧于衰老和死亡。这是生命的常态，也是生命的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永生的。

亿万年来，生命从来都是以族群而非个体的形式延续，所有的脊椎动物都能够追溯到5.3亿年前古代海洋中的共同远祖。如果你把整个人类的族群看作一棵大树，就能重新定义生死——每个人只如一片树叶，旧叶凋落，新叶萌发，如此生生不息。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我们个人的基因会被不断稀释，然而也有一部分将一直流传下去，直到我们这一物种彻底灭绝。

从地质尺度上来看，智人是一种刚刚出现没多久的物种，只在地球上存在了微不足道的20万年；从演化角度来看，智人究竟是否算得上一个成功的物种也很难说，因为文明和智能从来不是演化的目的，演化出智能只是出于偶然，智能是否最终会导致物种自我毁灭现在还不知道；从生存的角度看，智人在族群繁殖和环境适应上并不比蟑螂、蚂蚁、老鼠更成功，并且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动物会比智人存在更长的时间。

智人在过去的20万年里面临过无数次危机，跟过去相比，我们这次经历的疫情危机恐怕远远谈不上严重。在人均寿命不足40岁的前现代社会，无论贫富贵贱，大多数人都活得朝不保夕，死亡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件事，仅仅是婴幼儿死亡率就高达百分之二三十。

进入了现代社会之后，我们被医学和科技保护得太好，人均寿命大幅提高，死亡成了一件陌生的事情。但终究无人能够躲过死亡，死亡从未远离，只是被拖延了，于是就有了老龄化社会；年轻人觉得自己会一直健康下去的心理预期、婴幼儿存活率的大幅提高，也在一定程度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加剧了“少子化”的倾向。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老龄化、少子化等社会问题，正是工业化社会医学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

我们正在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新时代，新的科技提供了新的应对方式，也产生了新问题。

正如我太太赞叹完了中国先进的防控科技之后又问我：“中国这种严格的防控措施还要搞多久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尽管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到了要“有序促进入境旅游、稳步发展出境旅游”，但究竟如何落实，恐怕还得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可能只有等到全世界都不再将新冠视为威胁，所有国家都不再监控和检测时，现在这样严格的防控才能结束吧。中国一开始只是想把病毒给憋死，没想到竟成了疫情汪洋里的方舟，这种局面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可以确定的是——即便大洪水退去，世界也不会再恢复原来的模样，届时唯有顺应时势改变自己才能生存下去。

不管哪个时代，只要存在竞争关系——无论是个体生存竞争还是国家竞争——适者生存的道理都不会变。为了适应世界的新形势，这两年大家过得都很难，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躺平还是清零，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020庚子年末的时候，我信心满满地认为最黑暗的时刻已经过去，2021辛丑年一定会好起来；然而到了这个辛丑年的年末，整个世界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望向未来，迷雾重重……

我只希望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有意义，以免当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

顺祝大家过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