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发后，世界的人员往来、经济交流、社会生活都受到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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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暴发后，世界的人员往来、经济交流、社会生活都受到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在原有的生活方式被颠覆的同时，世界社会思潮与政治亦同时出现了微妙变化。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将过去的趋势加速，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首先，逆全球化与地区主义加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客提倡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的全球化。在这一背景之下，各国产业高度联结、相互依存，全球化加速发展。但西方国家盲目追逐金融、科技、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造成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等问题，招致蓝领工人不满，使得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以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为标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浪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逆全球化浪潮愈加高涨。一方面，全球范围内人员与货品的流通客观上加剧了病毒的传播，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出现产业链断裂的困境，暴露了原有产业分工存在的风险，增加了公众对全球化的排斥。在这两方面作用的相互交织之下，逆全球化愈演愈烈，而地区主义则加速发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地区主义不同于孤立主义或地方保护主义。地区主义依然坚持多边主义原则，有利于地区的一体化，因此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其次，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情绪持续高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不同的政治概念，极端民族主义常常与排外主义相互联系，而民粹主义则带有强烈的反精英色彩，但两者均带有“身份政治”色彩，都有可能导致政治的极化。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互叠加、互为因果，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不可否认，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国家之间、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民族主义者通过宣传保护本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等舆论，推动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者则指责本国的建制派与精英损害本国民众的利益。一些国家采取封闭措施，致使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遭受重创、全球化受阻，而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中断无疑给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者以借口，其更加强调本国产业保护的重要性，反向刺激逆全球化。总之，未来，部分国家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情绪不但不会消退，反而还可能有所高涨。

再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表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迫在眉睫。冷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轴心的。但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之际，从物理层面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能力均相对下降；在制度层面上，美国领导与参与全球治理越来越以自身及盟友的单方面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为核心，越来越不具备包容性。因此，世界需要中国等新兴国家主动填补全球治理赤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动承担全球治理责任，能够彰显中国的担当。此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与意愿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与其一道寻求并建立更符合大多数国家发展利益的国际规范。

最后，传统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将存在两种模式的竞争。未来，中美俄等世界大国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差异化理解，将导致不同秩序理念的加速出现与相互竞争。在亚太、印太等热点地区，很可能会出现中美两国根据不同秩序理念进行竞争的情况。具体来说，将出现以美国为首的侧重安全的军事体系与以中国为首的侧重贸易的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可能会常态化。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模式之间是互相断绝的。即便是安全领域，也往往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溢出效应，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贸易。所以，以安全或贸易为原点延伸出的复杂的溢出效应，将是这两种模式之争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