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从《新京报》刘学州寻亲风波报道谈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业态_风闻

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2022年1月24日0时2分，新浪微博个人ID@刘学州a 以文字“生来即轻，还时亦净”配发长图遗书，疑似有自杀倾向，引起众多网友关注。当事人微博认证“河北邢台寻亲男孩 刘学州”， 此前曾发帖借助网络社交平台寻亲成功，长图遗书称因在网上公开自己被生母微信拉黑的截图等遭到网络暴力。当日刘学州在三亚海边吞服大量抗抑郁药，被发现后送往医院，急救至凌晨4时许抢救无效死亡。根据“梅花数据mohodata”《“刘学州”热榜舆情观察报告（2022/01/17～2022/01/25）》，该事件高频词围绕“寻亲”“遗书”“轻生”展开（图1-1），话题热度在当日达到峰值（图1-2），上榜记录总量88条，上榜平台8个（图1-3），上榜记录总热度值26.54亿，上榜记录总持续时长186小时；相关话题包括微博话题榜#刘学州之死其生父母或担刑责#和微博热搜榜“刘学州之死其生父母或担刑责”，头条热榜“刘学州舅妈抵达三亚将重走事发地”，快手热榜“刘学州亲身父母或将涉嫌遗弃罪”，知乎热榜“河北寻亲男孩再遭遗弃后轻生，有过原生家庭创伤的人，该如何自我调节？这给家庭教育带来哪些反思？”，抖音热点榜“刘学州亲生父母或涉嫌遗弃罪”，微信热榜“刘学州，被亲生父母祸害的一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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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件将此前报道过刘学州寻亲风波的《新京报》推上风口浪尖。网友认为《新京报》的报道《寻亲男孩刘学州生母谈“拉黑”隐情：曾借钱让儿子旅游弥补（2022年1月19日）》（以下简称《新京报》争议报道）未能恪守新闻伦理、未能做到平衡报道，导致刘学州遭遇网暴，因此要为刘学州的死亡负一定责任。这一议题也在媒体人和学者当中引起热议。几位从业多年的好友都感到非常难过，觉得尽管媒体报道难以预料如此后果，但必然在内心产生“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巨大内疚。同时也讨论了这类社会新闻涉及可能的婴儿遗弃（甚至买卖）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媒体采用利益相关方“对话体”报道是否合适（尽管视频报道最后有一行字幕“记者多次联系刘学州均未得到回复”）、发稿流程是否需要反思和检讨。有学者直言这一事件人们依靠所谓“朴素的道德直觉”，“上半场，一堆人骂刘学州；下半场，一堆人骂新京报”。这大约是因为刘学州生前一条微博帖子——2022年1月19日13时27分，新浪微博个人ID@刘学州a截屏《新京报》官方微博推送的上述争议报道并发贴对其生母的说法予以否认。

因此该学者认为，这条两分多钟的视频报道（并非一些自媒体想当然的长篇文字报道），仅对刘学州生母进行电话采访，记者试图向另一方求证未果，但未向第三方求证。《新京报》“作为一个知名媒体，报道的瑕疵，不可回避”且“对刘学州之死，是有责任的”，“但有更大的有责方。这就是微博平台”，“平台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那种唯流量劲儿，才是这些网暴致死事件中的重要推手”。

也有传播学者在微信公众号推文《刘学州事件中的媒体和网络暴力（2022年1月25日2时17分）》指出“对复杂事实的呈现始终是一种专业活动，绝不是社交媒体所能取代的……如果专业媒体彻底放弃了对新闻事实进行抽丝剥茧的挖掘和呈现，那么，就只能把舆论场交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炮制的狭隘偏见和以偏概全、移花接木的虚假信息，而正是这样的舆论氛围和信息环境造就了网络暴力和暴民心态的盛行”。

我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同时也认为有必要再做几点相关的延伸讨论。

其一，《新京报》争议报道的问题，并不单是机构媒体为追求流量、专业性退化的问题，而是在新技术时代传统新闻业理念和机制受到挑战的结果。著名互联网科技杂志《连线（Wired）》2017年2月刊以“危机中的新闻业（The News in Crisis）”为封面，用8篇文章试图厘清身处新技术洪流中新闻业面临的新问题：传统机构媒体编辑部内部的新闻创新是一个重要方面，如《纽约时报》如何组建专门的数据新闻团队尝试新的报道模式，如何对包括机器学习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展开研究，以期以更加数字化和开放的姿态进入数字新闻领域；《华盛顿邮报》如何升级写稿机器人的功能，以提高新闻编辑效率、吸引用户。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新闻业遭遇互联网冲击的全新议题，如新闻业如何与信息技术专家合作致力于保障信息安全；为何“制造冲突”成为“后真相时代”的媒体关键词；一些年轻人如何通过注册网站、造假新闻而吸引流量、得以从自动化广告引擎获得堪称丰厚的广告分成。当然互联网冲击了传统新闻业，但也带来新的替代性新闻和媒体平台与产品，如那些个性十足的播客节目。

这种状况和由此产生的“新闻业危机话语”由来已久。互联网平台掠走市场和用户份额，传统新闻业经济效益停滞和下滑；新技术带来新闻生产大众化，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管辖权被打破；新闻业的公信力下降以及对智能技术和信息安全的忧虑，不一而足。这种情形在全世界都一样，2016年《解放日报》一篇题为《“10万+”正在毁了全球新闻业？（2016年8月26日6时11分）》，列举了作者考察《洛杉矶时报》时发现海外同行面临与“王宝强离婚”一天催生293篇10w+微信公号推送和今日头条832篇10w+（其中106篇超过100万阅读量）类似的困扰：“下一个Ronda Rousey在哪里”。Ronda Rousey是女子UFC（终极格斗冠军赛）轻量级卫冕世界冠军和电影明星，拥有极高人气，她的每篇新闻点击量几乎都是当天第一。互联网上的内容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更像一门生意，而过去100年来逐步形成的新闻专业主义正在受到挑战。

究其原因，信息与传播技术ICT革命从外部改变了传统新闻业，挑战了源自工业化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化新闻生产理念和操作原则，在网络社会去中心化传播环境中，传统机构媒体与自媒体和广大互联网用户同处于多点对多点的网状结构当中。国内学者对此已有诸多探讨，如“液态的新闻业”“用户新闻学”。如果今天再用大众媒体时代的专业主义理念，恰恰是脱钩互联网的。其结果就是，机构媒体不得不采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节点传播理念和规则来建构自身的信息权威，于是它也不得不暴露在网络上，不得不接受因言辞稍有不慎所带来的质疑，就像自媒体大V和普通网友一样。对于《新京报》争议报道，一位资深媒体人如是说。

其二，具体到《新京报》引发“众怒”的这则争议视频报道，对其最大诟病在于“多方证实，平衡信源，避免事实材料和观点立场过度倾向于某一方，尽可能呈现复杂事实的多面性，从而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保护当事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在传统媒体时代，通过连续报道或系列报道来实现对发展中的新闻事件呈现的动态平衡，是媒体操作之惯例。如果我们梳理一下《新京报》对“刘学州寻亲风波”这一主题的报道时间线，就会发现，这则争议报道只是多篇报道中的一则：

①2021年12月13日，刘学州在网络寻亲引发关注，《新京报》采访了刘学州本人和养父母亲属、刘学州舅妈，刊发视频报道《男生自曝3个月大被买回家发寻亲视频 舅妈：像亲儿子一样照顾他》。

②2021年12月15日，在警方帮助下刘学州寻亲成功，《新京报》刊发视频报道《3个月大被买回家网上寻亲男生已找到亲人 寻亲者：特别开心 激动得睡不着觉》。

③2022年1月18日，刘学州与其生父母矛盾冲突在社交平台扩散，《新京报》采访了其生母，刊发视频报道《寻亲男孩刘学州生母谈“拉黑”隐情：想平静生活 曾借钱让儿子旅游弥补》。

④2022年1月19日，针对社交平台上对刘学州的网暴，《新京报》刊发评论员文章《被生母“拉黑”，刘学州“想要有一个家”的愿望并不过分》。

⑤2022年1月20日，《新京报》采访刘学州舅妈，刊发视频报道《寻亲男孩刘学州将起诉生父母 舅妈：孩子已租房独居 与同父弟弟比心里有落差》。

根据这个时间线，比对微信公众号“传媒茶话会”《再议刘某州事件：连续报道纠纷事件是否应注意单篇完整性？（2022年1月27日15时18分）》提供的微博官方数据（图2），早在《新京报》这篇争议报道之前，2021年1月17日开始，网友给刘学州的私信（其中大多为网暴内容）就数量骤增，于1月18日达到峰值，此后热度逐渐下降。

图2

从时间线上看，并不能得出这则争议报道直接导致刘学州被网暴的结论。但从专业角度说，《新京报》不仅需要反思如何更专业地做到单篇报道的平衡、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恐怕也需要反思为何对网络舆情如此预判不足，毕竟传统机构媒体转型新媒体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惊闻此事件的第一反应，我联想到2016年澎湃新闻对“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引发的舆情，这个案例成为我们讨论“液态的新闻业”的核心案例，时至今日依然指向传统机构媒体转型互联网过程中未能有效建立相适应的新闻生产流程这一要害：

①以职业记者为生产主体、通过“把关”将新闻呈现给受众的单向传播链被社交平台的去中心化传播逻辑打破了，流量、分享、转发、点赞等互联网信息行为开始影响甚至决定机构媒体新闻报道的逻辑和方向，新闻编辑部过往的专业主义共识不再坚固。

②社交平台成为职业新闻人、新闻事件相关当事人（机构）、自媒体大V、立场各异观点各异的普通公众之间即时交流和交锋的场所，过于庞大的信息池和算法主导的信息分发给事实呈现、观点碰撞所引发的关注带来极高的偶然性，这些碰撞可修正、置换、扭转机构媒体原本的报道重点和报道立场，机构媒体的信息权威受到挑战。其中，公众参与价值固然值得关注，但也给那些错误信息和误导信息的扩散以可趁之机。

③移动互联网极大地推进了实时的新闻扩散、分享、讨论的速度和范围，改变了传统机构媒体新闻生产的工作常规、操作规范、时间流程和版面语言。就像有业内人士指出，在大众传媒时代连续报道的动态平衡是一种理想状态，能产生作用的前提一是受众持续倚赖单一的信源，二是连续报道或系列报道的单则报道每一篇都可获得差不多的关注度。比如，每天读某份报纸或观看某个电视新闻栏目的受众，更有可能感受到这样的动态平衡，“但从影响力的实际效果看，大部分情况并不存在这种平衡，更何况是今天这个信息飞速传递的时代。毕竟时间是一个独立于我们思维之外的要素，我们以为多篇系列报道构成了动态平衡，受众可能只看到其中一篇或者将事件进程理解为前后矛盾的所谓‘反转’。那些‘反转’之前产生的影响怎么办？最极端的情况，当事人在动态平衡达成前出事了怎么办？”

我个人并不认为单靠几个优秀的记者就能改变整个传播生态。不仅如“传媒茶话会”《再议刘某州事件：连续报道纠纷事件是否应注意单篇完整性？（2022年1月27日15时18分）》讨论的核心观点，“流量时代没人看你续篇如何。”我猜想每个媒体人都能够举出足够多的实例，有多少完整全面的优质报道在互联网碎片化庞大的信息池里如何激不起任何一丁点浪花。

其三，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无论机构媒体、自媒体大V还是互联网上发声的个人，都需要对传播伦理重新认识。《新京报》争议报道另一个遭到诟病的点在于当事人的未成年人身份。据《新京报》后续报道和其他媒体的报道，当事人可能还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再加上这一事件或涉及儿童遗弃等法律相关问题。面对这样特殊的新闻事件当事人，记者个人秉持更深切的同理心、更审慎地呈现新闻文本固然重要，机构媒体能否建立起与移动互联网去中心化传播环境相适应的操作规范和审稿流程可能更为关键。与此同时，这里关涉的问题绝不仅仅只有媒体。有着先进算法机制的社交平台应该如何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单单一句批评媒体报道应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是容易的，但，如果未成年人和/或重度抑郁症患者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自我披露并形成热点，机构媒介应该如何报道？当网暴发生时，个体可以向谁寻求帮助？平台又该如何承担监管责任？

某位知名前媒体人在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新京报如何报道刘学州寻亲风波？| 舆论手札（2022年1月27日19时20分）》中表达了他的担忧，“在舆论僭越新闻的常态下，谁也不能保证产出一个完美的、不被责备、任何情况下都安全的报道”，于是会不会导致“与其在题材的自我审查和文本追求上陷入茫然，更可行的办法也许是不再报道有心理疾患的人，即使降低他们的权益能见度？”并提出“如何真正地在新闻题材上与流量焦虑保持距离，特别对那些与公权关系不大的‘家事’类社会新闻，是否要尝试放手？”。

回到《新京报》争议报道本身，我个人很赞同展开上述关于“家事”类社会新闻报道路径的讨论，但或许不是“放手”，而是尝试将这个悲情的个体故事置于更具公共性的社会参考框架下展开，既最大限度尝试减少对当事人的心理和情感冲击，又最大限度努力提升这一事件内蕴含的公共价值，并最大限度地彰显人类相互之间的同情、理解和对弱小的悲悯之心。比如，比起刘学州是否真的找他生父母要房子，我更关心他生父母当初是否涉嫌遗弃婴儿？刘学州养父母是否涉嫌买卖婴儿？他们如何给他上的户口？在养父母双双意外身故之后，四岁幼童刘学州的监护权如何被转移给他祖父母、又何时被当地民政纳入孤儿救助系统？在他生前就读的石家庄法商中等专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有老师或者辅导员知道他的寻亲遭遇吗？知道他身患重度抑郁症吗？这些问题更具公共价值，搞清楚这些，才有可能避免类似悲剧发生。

当然，坐而论道易，起而行之难上加难。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苛责媒体同行采纳的是更易于操作的社会新闻的做法，而非难度更高、风险更大的调查报道的做法。从个人层面看，这起悲剧最大的警示在于，人不能完全投身于网络。众声喧哗的互联网世界辽阔、丰沛、多姿多彩，或许能让身处原子化现代社会的个体找到认同和情感慰籍，但也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现实肉身所处的物理世界狭窄、逼仄，但也有可能触摸到一双温暖的手。当然这不是说要舍弃网络，新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早已跟现实物理时空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虚实互嵌的生活世界。

这里的平衡在哪里？也许就像文化地理学者段义孚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的两端，一端是地方和社群，另一端是世界，这两端都促进我们产生共同体意识，而且，社会共同体的规模和复杂性是不断变换的。“在一个小而团结的共同体，我坚信人性的温暖——当我感冒时，能喝上一碗鸡汤。然而，它使我与缤纷多彩的世界分离，没能激发我的全部潜力。身处一个世界主义的社会中，我可以自由地做我自己，并利用众多便利条件施展我的才能，但我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也不要妄想有鸡汤喝”，“为了更好地平衡这两方面，我对个人和世界主义社会都持有赞成态度”。

引申到这起悲剧里，“世界主义社会”就是互联网，它给了刘学州友情、认同、寻亲成功的喜悦，也给了他失望，还向他展示了人性之恶；而那个本应温暖他、包裹他、支撑他、永远在他身边的小而团结的共同体，未能给这个顽强生长、善良又勇敢的孩子在他需要的时候捧上一碗鸡汤。如何发挥新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去中心化传播优势，推动由政府、社会团体、学校、机构媒体和自媒体、网络大V和普通公众，以小型线下社区实践和各类线上线下心理情感互助等介入、干预、支持性网络发展，在每一个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都有人端出一碗鸡汤，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类悲剧再度发生，才是更值得我们行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