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到底是什么？（4）_风闻

一

西方科学的大传统，也就是西方区别于非西方的传统。

而要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从与中国文化对比的角度来切入。

前面说过，西方科学的大传统，就是“知识”传统。不过，难道中国古代就没有这种知识传统吗？

的确，中国古人也认为知识很重要。但是，“知识”从来都没有被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上过。

《大学》中提出的儒者求学8阶段依次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只是初级的、原始的阶段，并不是最终和最高的目标。

新中国讲又红又专，“红”放在“专”前面。今天讲德艺双馨，“德”放在“艺”前面。

因此，在中国文化里，知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道德、品行、做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学问是伦理学，而不是知识论。

至此我们发现，西方的“知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传统。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传统呢？

文化传统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是不同文化所预设的人性理想（即“理想的人”）不同。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有形的方面，有饮食、服饰、建筑等；其无形的方面，有语言、体制、观念、信仰等。

但是，在文化的所有这些表现形式中，最核心、最本质的，是关于“人性”的认同。不同的人性认同与人性规定，决定了文化的根本不同。

下面的内容，是从哲学角度展开的论述，因为过于艰深，所以我就简单通俗地说一说。

我们知道，人最终都会死去，而且在生存的几十年里，会遭遇各种艰难、屈辱，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需要如此吃苦受罪，那么，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也就是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样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并不会出现，而只有在一生中某些关键时刻，比如特别困难的时候，或者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才会想到它。

“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样的人，才是“理想的人”（换言之即，人性理想是什么？）？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人？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最核心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为了提供一个标准，一个学习、模仿的榜样。而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为了培养、塑造、教育出这样的人。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是怎样回答这两个根本问题的。

二

中华文明，是古代全球最成熟而稳定的农耕文明。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安土重迁。所以，我们认为“背井离乡”是很不幸的，要“叶落归根”。而长期居住在一地，血缘关系就很重要。因此，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熟人文化。而我们的文化秩序，很自然地就是血缘秩序。这是其他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范本。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都被看成是某种准血缘关系。

血缘文化的核心是亲情，首先是亲子之情。一切亲情都是亲子之情的扩展和外推。在亲情文化中，情最重要，理次之，法再次之。法通常只是手段，是表面文章。而得“理”也要让人，“情”才是最终的根据。

儒家把“情”作为人性的根本，以“仁”概括之。“仁”就是“爱”，“仁者爱人”。但是这种“爱”，是建立在血缘亲情之上的差等之爱，不是一视同仁的平等之爱，因为血缘秩序本来就是亲疏有别的等级秩序。

在中国文化中，一切人际关系都做血缘化处理，而血缘亲情关系又是一种差等有序的关系，那么，如何以一种差等有序的方式处理在同一场合出现的不同社会关系，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难题。所以，中国人经常说“做人难”。

而解决这种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发展出一套培养方案、教育模式，让人们在教育中成为这种“理想的人”。这种培养方案就是“学习礼仪”。礼仪，或者“礼”，是一套道德规范，目标是让人成为理想的“仁爱之人”。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礼文化。礼的本质，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训练人的适度感，让人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待人接物。

因此，中国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礼学、伦理学，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

三

西方文明，经常被称做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加希伯来文明。希伯来人是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则是航海、商业民族，他们都没有发展出成熟的农耕文明。他们与农耕民族最大的不同，是频繁的迁徙、漂泊，因此就经常遇到生人，所以，西方文明总起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

由陌生人组成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崭新的组织纽带，这就是“契约”。西方文明的经典《圣经》，就被认为是上帝与人订立的契约，具有神圣性、强制性。人类因为违约而受到惩罚。“约”是共同承诺和遵守的规则，具有普遍的平等性特征。

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中国人固然也讲诚信，但是其依据，并非外在的规则约束，而是内心的良善。规则是末，良心是本，本末不可倒置。事实上，中国人比较轻视规则的神圣性，喜欢灵活机动，过于依赖规则被认为是死脑筋，呆板。这是东方特有的智慧，但是容易导致契约精神的缺失。

那么，契约文化中，什么样的人，才是“理想的人”呢？

契约文化要求，每个人都能够制定契约并且严格遵守，这就要求每个人必须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能够负起责任来。

现在我们看到，在中华文化中，精通礼仪的“仁爱之人”是“理想的人”。而在西方文化中，独立自主负责任的个人，才是“理想的人”。中华精英追求的是“仁爱”，而西方精英追求的，则是“自由”。

对于现代中国人而言，“自由”是一个相当陌生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汉语词汇，而是日本人对于freedom或liberty的翻译。在中国人眼里，“自由”常常是一个贬义词。

但是对于西方人，则完全不是这样。“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让我们印象深刻。它确确实实是西方文化的第一核心价值。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诉诸的是中国人家--国的血缘文化精神。而美国人的口号则是“为自由而战”。

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

为了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古代中国人都要学“礼”。而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古希腊人需要学习什么呢？

答案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