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大舆论战役”_风闻

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与不同阶级阶层进行思想论战，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的论战更是持续至今，热度不减。

社会主义取得过辉煌战绩，鼓舞无数劳动者团结革命，但也随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苏联的解体而陷入被动。即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依然不能在国际舆论上占据主动，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中国故事”没有讲好的原因，是现有的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正确揭示历史规律导致的。

“三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辩论的焦点。它们就像三场舆论战役，决定了双方的命运。这三个问题是： 

1.财富是谁生产的？ 

2.“民主自由”是好是坏？ 

3.“公有制”是对是错？

问题一：财富是谁生产的？ 

“财富是谁生产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公平分配，也关系到人心向背。因此，它是许多社会理论阐述的核心。

社会主义是采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来阐述这个问题的，即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财富的来源。因此，资本家的剥削是严重不公平、不合理，应该被消灭的。 

资本主义则是另一种观点。它认为财富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在自由市场里，只要合法竞争，守法经营，获取的财富就应该属于个人。资本没有罪恶，剥削也不应被抹黑，因为它们创造了巨量财富，解决了就业，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让西方成了令人向往的富庶之地和自由乐土，还把人类文明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两种观点看似都有道理，其实都不对，但资本主义的观点更具迷惑性。 

正如我在《世界的运转机制》、《从底层逻辑理解世界及其趋势》等文章中分析过的，财富的本质是能量。人类不能创造能量，只能把自然界不能使用的能量转化为人类社会可以利用的能量。 

比如，第一产业农业，其产品对太阳能等自然能量进行转化，供给人类的能量需求。第二产业工业，其产品作为工具能让生产生活“事半功倍”，通过“节约”能量来“获得”能量。第三产业服务业，它为第一、二产业服务，也是在为能量转化服务。 

因此，自然科学的进步决定了人类财富的增长。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新增财富。财富生产主要依赖创新者，其次是劳动者，资本家不生产财富。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剥削”分为“合理”和“不合理”两种。 

所谓“合理剥削”，是指创新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因为有新增财富出现，所以它是正当的，公平的，对经济发展有益的。 

所谓“不合理剥削”，是指不创新又疏远劳动的资本家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分割过多的财富。因为没有新增财富出现，所以它是错误的，不公平的，对经济发展有害的。 

社会主义理论在财富生产与分配上的缺陷是，没有区分“剥削”的两种类型。这导致“剥削”被与“私有资本”画了等号。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期，“剥削”都在消灭资产阶级的过程中被一并抹除了。结果是，“合理剥削”被消灭，创新者的积极性受挫，创新力下降。久而久之，聪明能干的人因为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而变得消极，经济失去活力。社会主义就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资本主义则不同。它坚决维护“剥削”行为，维护剥削成果，以此激活人们的致富心理，使经济获得强劲动力。哪怕经济畸形发展，虚假繁荣，甚至“动力”演变成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自杀力”，资本主义也在所不惜，没有动摇过对“剥削”的信仰。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向“离离原上草”，有了“轮回复生”的能力。 

回顾资产阶级的发展史，其实分作两个阶段： 

最初，它的强大生命力来源于冒险精神和创新力。资本家是以勇敢者和创新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既然是创新者，那么就是财富生产的主要“功臣”，因此有资格对劳动者进行剥削，获得更多财富。这种“合理剥削”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利的，也是公平、正义、合理的。 

但是，随着创新难度的加大，科技发展进入了低谷期，“新增财富”消失了。社会财富的总量阶段性见顶，整体保持动态平衡的局面。这时，财富生产主要依赖劳动者的劳动实现，与创新的关系迅速降低。按道理说，此时分配财富应该取消“剥削”，转而施行“按劳分配”，但是，此时的创新者却凭借已经积累的财富和他们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将自己变成了“资本家”，将财富分配规则定为依据“资本比例”进行分配。这就使得“按劳分配”落空，而“剥削”得以维持，从“合理剥削”变为了“不合理剥削”。 

“不合理剥削”的危害在于，当社会总财富不变时，剥削必然导致“零和博弈”，财富会“单边聚集”引发贫富差距扩大。“剥削”越持久，贫富差距越大，低收入者不断增多，有效需求不断减少，市场规模不断缩小，经济循环不断衰弱，最后引发“经济自杀”，即引爆经济危机。 

所以，资本的整个生产和分配方式都有致命缺陷。三个关键因素的联合作用引发了经济危机： 

1.科技创新放缓，新增财富消失。社会总财富阶段性见顶。 

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其“私有”加“竞争”的特性迫使企业不得不进行剥削，不能停止剥削，必然互相攀比“剥削”。谁放松剥削，谁就容易在竞争中落败，被淘汰。因此，谁也不能停止剥削。这就导致了“合理剥削”不能适时转变为“按劳分配”，而是变成了“不合理剥削”。即便资本家知道剥削在“杀死”经济，杀死资本主义，他们也停不下来。只能看着整个社会“浴火重生”，再来一遍盛极必衰的“喜悲剧”。 

3.“不合理剥削”引发“经济自杀”，导致经济危机。 

正是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存在明显缺陷，而它们各自的理论又没有阐发自己的缺陷，只去指责对方的缺陷，于是历史就出现“左翼”与“右翼”轮流占据潮头的现象。 

当科技创新活跃，新增财富较多时，如苏联解体前后，资本主义思想就被热捧，掌握舆论主动权。 

当科技创新乏力，新增财富较少时，如当下世界，经济危机“山雨欲来”，左翼思潮就抬头，社会主义就要夺回舆论权。 

总之，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谁都不全对，谁都有被历史否定，要转向对方的阶段。 

问题二：“民主自由”是好是坏？ 

“民主自由”是个奇特的话题。它既是社会主义被诟病的痛点，也是资本主义被诟病的痛点。双方都自诩“民主自由”，也都用“民主自由”攻击对方。 

我在《从底层逻辑理解世界及其趋势》、《世界的运转机制》、《人类文明的秩序》等文章中分析过，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受“正确方法”控制的。正确方法有时诞生于人民群众，如小岗村的18个红手印，有时诞生于精英人群，如科学史上的许多大科学家。因此，“民主自由”在历史中，用对了就发挥积极作用，用错了就发挥消极作用。而且，正确的方法一旦产生就会排斥“民主自由”，这就是“效率”的“王冠时期”。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当新冠疫情爆发后，人们一时不知所措，处在没有正确方法的状态。这时，应该广开言路，暴露实际情况，然后在民主自由的氛围中集思广益，快速酝酿出解决办法。但是，当办法在实践中被验证有效后，就不应再过分强调民主自由了，而是要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消除一切自由散漫，确保防疫措施高效落实。这就是“效率”的“王冠时期”。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像欧美那样，在民主自由中产生的方法，又被民主自由“干掉”了。推行“戴口罩”、“打疫苗”等防疫措施都非常困难，效率极低，导致重大损失。 

“民主自由”之于人类，只是社会治理的方法之一。如果把它僵化教条了，就会贻害无穷。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拥护过“民主自由”，也反对过“民主自由”的原因。 

先说资本主义，它对民主自由是典型的僵化教条和虚伪作态。 

西方历史在结束中世纪的宗教压迫后，通过宗教改革对“平等”精神进行了“神化”。人和人既然是平等的，就不应该有压迫。没有压迫，当然就是自由的。人人自由，民主就是合理的，不可侵犯的。 

这种逻辑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被“极端化”和“教条化”的。人们没有发现其中的逻辑错误，但却在实际生活中见识到了这些错误的恶果，比如前面提到的新冠防疫问题 

另外，历史由“方法”控制。“方法”分为主诉为“效率”和主诉为“丰富性”两种。 

主诉为“丰富性”的方法之间是平等的，而主诉为“效率”的方法之间是有高低之分，对错之别的。 

妻子问丈夫晚餐想吃什么，萝卜还是白菜。丈夫回答“都行”。这个回答说明萝卜和白菜是平等的，无优劣之分，只解决“丰富性”问题。如果妻子问今天怎么才能挣到更多的钱？丈夫回答炒股，则说明丈夫认为这个方法在所有备选方法中效率最高。这个“最高”带有压迫性、集权性和专制性特点，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最高效。 

资本主义在竞争关系中追逐财富，对“效率”的需求是执迷的、无极限的。这种痴迷一定会排除一切低效的、无效的行为。也就是说，没有高效方法的人必须听指挥，不许乱动。因此，资产阶级打心眼里讨厌“民主自由”。这从一些美国企业与工会的关系中就能略知一二。 

于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自由就像个怪物，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既笃信民主自由，又嫌弃它是砸了自己脚的石头，暗地里千方百计破坏它。这就造成了表面上“程序正义”，内里却是“资本作恶”的怪现象。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就是“虚伪得义正词严”。 

当然，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处理得很好。因为，不但资本主义国家追求效率，社会主义国家也追求效率。民主自由不但砸资本主义的脚，也砸社会主义的脚。 

社会主义诞生时是以反抗资本压迫为口号的。他对人类的许诺是解放全人类，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多的自由。既然资本主义在“一人一票”背后耍花招，那么社会主义就要彻底践行“一人一票”。然而，正是这个目标把社会主义陷于不义之地。 

因为，“一人一票”的结果有时是社会主义，有时是资本主义。谁能带领人们过上好生活，人们就选谁。而好生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方法。 

在科技创新活跃，社会总财富增加较快的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更好的方法。但是到了科技创新放缓，社会总财富增长较慢的时期，社会主义反剥削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又更有效。 

因此，“一人一票”的选择有时是资本主义的灾难，有时是社会主义的灾难。 

历史用大量事实证明，人们既需要“效率”，也需要“丰富性”。当有高效的方法出现时，财富、资源、人口就聚集在它的麾下，形成“集权”，然后快速发展。当高效的方法达到它的上限，不再能提高效率时，人们对“丰富性”的需求就快速苏醒，开始从原有“集权”中挣脱出来，去追求“自由”。 

这就是“效率”与“丰富性”的轮替导致的“集权”与“自由”的历史运动过程，表现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人类的目标不是“效率与丰富性”二选一，也不是“集权与自由”二选一，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自然科学创新的不同阶段带来的新增财富的多寡变化，“灵活”选择合适的社会制度。“灵活”才是历史的本质规律，才是社会制度发展的方向。 

所以，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新自由主义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它不是一个“自由与集权”轮流替代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公有与私有”轮流替代的过程，更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轮流替代的过程，而是一个从“分裂对抗”走向“灵活融合”的过程。 

原始社会是公有的、自由的。 

奴隶社会是私有的，专制的。 

封建社会对它俩进行了调和。 

资本主义则更进一步调和，废除封建特权，在资本外部（资本之间）强调“自由”，但在资本内部继续实施“集权”。 

社会主义则希望进一步消除资本压迫，扩大自由，以解决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但结果却发现，自由散漫的革命组织缺乏力量，不能取得成功，必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领袖式的强力集权才能团结劳动大众推翻资本主义。于是，寻找“自由”的初衷演变成了苏联式的集权统治。这个“集权”把落后的苏联变成了强大的世界霸主。但是，苏联又因为缺少“自由”，财富、资源、权利被少数人把持，不够“灵活与包容”，最后崩溃了。 

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捡了个便宜，成为超级大国。他把对苏斗争的武器——“民主自由”进行“神化”，对人类进行“洗脑”。结果，世界出现了“南北冲突”、“文明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地缘政治冲突”等各种冲突。而私人资本对“剥削”和“利润”的渴望又使它们极度需要权利与秩序（即需要效率），因此越来越厌恶自由，开始搞表面的“民主自由”，内里用资本的“集权专制（即霸权）”来取代。于是，整个世界呈现出“中心（即欧美）”加速秩序化，而“边缘（即亚非拉）加速“混乱”的局面。 

可以说，历史一直在无言地提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在提示“融合与灵活”的重要性，在等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后实现“融合与灵活”。但是，人类一直愚蠢地把历史理解为“自由与集权”的对抗，“公有与私有”的对抗，“计划与市场”的对抗。一直用“不可调和”的，只能“二选一”的眼光看待历史。到了“资社交替”时期，还不醒悟，还在搞分裂对抗。可谓人类之大不幸！ 

具体到“民主自由”的舆论竞争上，就是资、社双方都把“民主自由”当做“大旗”，都看不明白它是“大坑”，都在里面挣扎不出来，频频吃亏，频频被打脸，然后不得不暗地里恢复集权专制。 

“民主自由”在本质上就是低效率的。它能发挥什么作用，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取决于“集权”的帮衬。它在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内部有强力的法制。同时，外部有欧美建立的霸权秩序。依靠这个秩序，欧美残酷剥削其他国家，获取巨额财富。这些财富保证了欧美国家内部的“民主自由”可以良好实施。 

一旦世界经济进入困难期，或者霸权秩序松动，欧美国家不再能剥削到巨额财富时，它们内部就立刻产生矛盾，陷入动荡，开始出现法西斯化的“集权”和“仇外”力量。可以说，西方良好的民主自由从来没有离开过集权专制，也离不开集权专制。 

而不被“集权”保护的“民主自由”，比如当今世界秩序中的边缘国家、低等级国家，它们即使被欧美强行“楔入”民主自由，也因为被剥削走了大量财富，无力维持秩序，而陷入长久且无望的悲惨生活。 

把“民主自由”捧得太高就会导致悲剧。没有法制、秩序和集权维护的“民主自由”，就是杀人武器。所以，霸权国家暗地里搞强权，却把“民主自由”捧上天，然后再用它去打击对手，使对方失去秩序，失去效率，只能接受剥削而无还手之力。这一招，既好听又好用。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是“私有”加“竞争”的，所以它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丛林法则”之上的。有新增财富时，它看上去温良谦恭。一旦新增财富减少，剥削开始“零和博弈”时，民主自由就会撕下和善的面具，露出一切都是“吃与被吃”关系的真相。 

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即偏执于“效率”，使“效率”压过“丰富性”，而不是与“丰富性”相平衡，灵活处理两者的关系。这个问题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解决。它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多行动。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真正做到融合与灵活。民主自由和集权治理不可偏废。“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都要用好。不能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只搞“市场经济”。 

问题三：“公有制”是对是错？ 

社会主义被广泛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搞公有制出了很多问题。于是，公有制成了社会主义的“小辫子”，让它在国际舆论中非常被动。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要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胜利，“公有制”话题是个绕不开的障碍。 

“公有制”的被动局面与理论家们对它的错误阐述有很大关系。正如前面说的，人类历史在表面看是一个“二分法”彼此角逐的过程，但实际是一个从“对立”到“融合”，从“僵化教条”到“灵活”的过程。漫长的原始社会是“公有制”的，后来是几千年的“私有制”，然后又出现了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公有制”。 

“公有制”的再次出现是为了解决私有制的周期性危机，而它确实解决了这个危机。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公有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就是误以为解决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就证明了“公有制”比“私有制”好，开始追求单一的所有制形式。结果，公有制经济昙花一现，不久就陷入长期的困境。 

究其原因，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是因为没有做好“公平和科学的分配”。具体说就是，取消了“合理剥削”。创新者和勤劳者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资源没有得到科学的配置，致使整个经济丧失了活力。 

因此，“公有制”再现于历史，或者说社会主义诞生的目标，不是说“公有制”比“私有制”好，而是提示人类在“否定之否定”的阶段，要把“公有”和“私有”融合起来解决问题。“单一所有制”只会加大波动的幅度。好用时，极好，不好用时，极差。大喜之后是大悲。 

大喜大悲是人类缺乏智慧的表现。历史的前进方向一定是减小悲喜的“振幅”，减少“悲喜剧”的次数。方法就是“融合与灵活”。 

这个“融合与灵活”必然以公有制为基础，兼容私有制。因为，自然进化和历史发展是一个“整体行动”。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好方法”出现在哪里，财富、资源、人口等生产要素就会不可遏制地涌向哪里。而“好方法”并不是固定出现在某人身上，而是偶发的，不可预测的。因此，财富、资源、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能比“私有制”更高效地保证要素的流动不被私心阻碍。 

当然，“公有制”主要基于“劳动时间”进行财富分配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相同的劳动时间在不同的人那里会产生不等量的财富。因此，引入私有制，让聪明的人和勤劳的人掌握一部分生产资料，更多地生产财富，并带动其他人致富，是比“单一公有制”更合理的做法。 

这就是历史必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因。 

要想改变“公有制”的舆论劣势，就要讲清这些道理。讲不清这些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容易被曲解而陷于被动的舆论环境。“公知”和“买办”就容易裹挟民意，搞“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篡夺改革开放的成果，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功劳。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被带歪，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跟随西方走向严重的周期性危机，继续上演大喜大悲，大治大乱的老套故事。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舆论战，是谁也赢不了谁的，只有阶段性的交替胜利。要想获得真正的胜利，实现人类的进步，就必须超越它们的分裂对立，做到“和其两长，各去其短”。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以及要去完成的目标。中国是否能成为“天选之子”，关键就看中国能不能“说清”、“做到”“灵活与包容”。 

参考文章：《模式之争背后的历史玄机》、《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两个严重错误》、《从底层逻辑理解世界及其趋势》。可去我主页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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