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到底是什么？（2）_风闻

一

要说清楚科学到底是什么，需要先看看“科学”这个词语，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首先说一说这个词语在今天中国的两种基本用法。

一是指科学家或科技工作者所从事的事业，即科学家做的事情，二是指对的、正确的、真的、合理的、有道理的、好的、高级的，即科学是好东西。

那么，为什么科学家做的事情，就是好东西呢？因为这项事业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正面印象，而要讲清楚这件事情，就需要回到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中去。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语）。“救亡”指的是挽救民族亡国灭种之危机，“启蒙”指的是中国告别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就“救亡”而言，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西方的“科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仍然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国。可以说，在中国与西方交手的头半个世纪，我们一直是一个经济强国---GDP占全球30%左右。

那么，一个经济强国，为什么屡屡败于列强之手呢？因为中国军事不行，国富而兵不强。兵不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军事制度落后，另一个则是技术装备落后。

先进的中国人很快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坚船利炮”背后，则是强大的工业以及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体系。于是，从1861年开始，李鸿章等人掀起了“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

对夷之长技的深信，贯穿了全部近现代史。这也是血的教训告诉我们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而所谓落后，最刻骨铭心的，就是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因此而对西方军事科技及其背后的现代科技体系推崇有加，这是中国人“科学”观念背后不可忽视的背景。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中国人心目中科技不分。普通中国人谈科学，会不由自主地使用“科技”一词，而他们口中的“科技”其实指的是“技术”。而中国政府并没有“科学部”，只有“科技部”，而科技部主要是技术部或者技术经济部。

事实上，当代中国人认可的最标准的科学家，应该是钱学森，因为他代表着强大的军事能力。这样的说法被广泛传播：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

二

那么，“科学”是汉语自古就有的一个术语吗？回答是：不是。

在古代文献中，偶尔会遇见“科学”字样，但是它的意思是“科举之学”，与今天的“科学”风马牛不相及。

今天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事实上来自日本，是日本人对西文science一词的翻译。

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不是直接学习，而是经过了日本这个二传手。其原因有3个：1.中国缺乏翻译人才。2.日本引进西学较早。3.日本离中国近，留学生多，而且日语大量保留了汉字，学习比较容易。

近代通过日本学习西学的后果是，现代汉语中有大量西方学术术语，都是从日本转道而来。像科学、民主、自由、哲学、形而上学、技术、自然等词语，都是来自日译。其实，许多译名并不准确，比如用“哲学”译西文的philosophia，就没有译出“爱智慧”的本义来，“哲学”实则是“聪明之学”，降低了西文原文的高度。

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列出了《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可能是中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科学”这个词语。此后，梁启超、王国维、严复等人频繁使用“科学”一词。

日译“科学”一词，基本沿袭了英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默认是指“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我们的“中国科学院”并不叫“中国自然科学院”，相反，其他的科学院则要加限定词，如“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等等。

这样一来，现代中国人通过日本人这个二传手，接受了19世纪以来以英语世界为基调的西方科学观念：1.它是分科性的，比如数、理、化、生等等；2.它首先指自然科学。而现代中国人的科学观念，还可以加上第三条：它一定能够转化为技术力量，从而首先提升军事能力。

不过，必须说明，这样的“科学”观念，只是西方历史悠久的“科学”传统的“末”而不是“本”！

要由这个“末”回溯到西方科学之“本”，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本书余下几章，就要做这个工作。

三

现在再来说说科学在启蒙运动中的历程。

西学东渐，可以说是从明末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往开始，而在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等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于是，这一进程开始加速。

一部现代西学东渐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科学由“技”（技术）转化为“道”（价值观），由“用”（辅助方法）转化为“体”（核心基础）的历史。

从本质上说，科学属于外来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可以说是格格不入。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作为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的理论基础。通俗地说，就是精神文明取中国传统的，而物质文明取西方现代的。本来，他们的想法是，只学习西方技术，为了富国强兵。

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被西方打惨了，士大夫们哪里有闲工夫学习这些“奇技淫巧”？！

但是在引进西方军事技术过程中，洋务派发现，要学好军事技术，必须首先学习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学、化学等等西方科学理论；而要想学好这些科学理论，就必须掌握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而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必然会挑战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

1895年，甲午海战一败涂地，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此时，人们终于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是“技不如人”，而是全方位的落后，包括政治制度、人民素质、思想传统，都需要彻底转变。

此时，对于传统文化的痛恨，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因此才有了后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于是“西体西用”的思想开始占上风，要代替从前的“中体西用”。戊戌变法，就是这一思想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尝试。

而在这个“西体西用”中，科学始终处于核心位置。这里的“西用”，指的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之上的西方技术，“西体”指的则是“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

自严复以来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之弊，另一方面开始以科学为基础，建构自己的救亡图强的理论体系。

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这些启蒙思想家都不是职业科学家，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创建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新的人文和社会思想体系（---为了救中国）。

但是，他们偏偏都把自己并不熟悉的“科学”作为立论基础，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全盘破产之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价值观真空，客观上急需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作为替代。

而科学，作为西学中中国人最为钦佩也相对最容易接受的部分，就由“用”转为“体”，由“器”转为“道”了。

这里，仍然还有中国传统的“致用”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与西学中的其他东西比起来，科学似乎是最能够解决问题的。

胡适说过：“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科学，于是脱离了具体的研究事业，在近代救亡时期的中国，上升为了一种信仰！

科学，变成了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强有力的价值观。

1923年，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写的序中这样说：

“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就成了与“民主”相提并论的两大旗帜之一。

总之，我们看到，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针锋相对，也不论他们掌握了多少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影响着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们，一律都把科学默认为好东西。

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1.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日常生活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比如，这种看法很科学，那种观点是不科学的。

2.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倾向于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术”。

显然，这样的对于“科学”的理解，已经远离了“科学”本身，也让我们对于“科学”的误解越来越深。

因此，要真正理解“科学”，就必须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东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