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背后_风闻

 从叩开中国大门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列强们的每一次侵华战争都要导致一件至数件血写的条约，中国从此进入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时代。至1918年，连欧洲小国瑞士也与中国订立了不平等条约。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曾在1980年代指出：“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低下。”

 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为标志，中国真正开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奋争，废约运动全面兴起。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署。美国、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抗战时期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给予了在艰苦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很大的精神鼓励，至少中国在法理上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1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虚远大于实亦是不争的事实。知名历史学家金春明称其为一出“喜剧”，就是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喻。1943年的废约事件，如果放在整个那段历史中观察，就会发现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蒋介石对战略势态的误判，因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从1943年废约后到1946年，为了保存和壮大自身实力，以便在战后能够迅速地消灭共产党，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不惜满足美国和苏联的那些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陆续与美、苏签订一些新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那些罔顾民意一意孤行的错误行径，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民心，使人民解放军以更快的速度在国共内战中取胜。新中国的成立，终于真正结束了不平等条约时代。

 

               汪伪政权的废约加快了国民政府废约的步子

台湾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李敖在谈到1943年废约时指出：“就谁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言，无论事实上或形式上，蒋介石都无法不面对一项挑战，那就是汪精卫南京伪政权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动。这项行动，发生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正好比蒋介石早两天。”

从1938年开始，日本以所谓放弃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这两项为当时废约的主要内容）来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主要对象是领导人蒋介石和汪精卫。在诱降汪精卫集团时，日本妄言要“援助中国从东亚的半殖民地地位中逐步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它还嘲笑中国没有平等地位，被西方国家“不是当做一个盟国，而是当做一个工具使用。”

汪伪政权建立后，1940年11月30日，汪日签订《中日间基本关系条约》，日本政府表示：随着中日关系的新发展，将“撤废”其在中华民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专管租界。1942年1月9日，汪伪政权向美英宣战，一小时后，日本即与之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等之协定》。3月30日，汪伪政府“接收”杭州、苏州、汉口、天津等日租界，5月28日，汪伪政府“收回”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6月5日汪伪政府“收回”天津、汉口、广州3个法租界。6月30日，汪伪政权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大使谷正之订立《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及“了解事项”，并就有关事宜互换照会宣布该租界将于8月1日由汪伪政府“收回”。至此，除重庆日本租界由国民政府收回外，其余11个专管租界和2个公共租界均被汪伪政府“收回”。

由于汪伪辖区实际上是日本占领区，因此，汪伪政府“收回”的外国租界，实质上是从“国中之国”变成了沦陷区。显而易见。日本“交还”租界及“撤废领事裁判权，无非是为了”笼络中国民心”和“企图拆散盟国团结”。

汪伪政权的这些废约行为一般都被认为是一出“闹剧”，但当时的美、英等中国的盟国却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所以说李敖的评价并不完全是调侃之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美、英、法等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各国在华依然拥有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日本侵华期间，在占领区执行“军令高于一切”的政策，宣称任何外人必须服从日本军法。1937年12月27日，日军在上海宣称：日本无意否认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这完全是各国与中国的问题，但中日间的敌对行动，日本从军事方面考虑，认为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因此上海公共租界、天津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不断受到日军的骚扰。1939年前后，美国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大片国土已沦陷于日军之手，大量美国侨民已在动荡期间撤离回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究竟有无实际意义？基于以上情况，美国终于向中国表示，愿意在战后恢复法权谈判，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而此时，英国的态度也有同样转变。

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士，曾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对这段历史的论述，可以看出美、英等西方列强对废约一事的不关心不热心，均打算到战后再进行谈判。郭在书中写道：“中国虽为同盟国之一，但未能受到平等待遇。美国惟望中国无条件追随，英国对中国的轻蔑与妒忌，兼而有之。”“中国沿海沿江条约口岸及要城，为日本占领后，美英在中国原有的特权实际多已不能享受，复以日本声言愿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归还租界，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间，英美亦宣布，战后将与中国商谈取消在华特权，尚不肯立时废止。中国要求改善在同盟国的地位不遂，一九四二年五月，熊式辉主张中国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宋子文反对，胡适不甚热心。六月，熊改向白宫行政助理居里献策，谓美国对华援助物资有限，正应取消不平等条约，给以精神鼓励。美国政府认为这是惠而不费之举，经与英国交换意见后，十月九日，国务卿赫尔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准备与中国谈判放弃在华特权及有关问题的条约，另订新约。同日，英国亦有此表示，继之为加拿大、荷兰、巴西等国。”

著名美国传记作家、学者布赖恩.克罗泽在其名著《蒋介石传》中指出：“在1942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日上，委员长公布了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最为中国人挽回脸面的事情。他宣布，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英美两国放弃这些权力并非出于被迫，就这一层而言，中国的这两个盟国作出重大的让步可以说是自愿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起初，他们主张在战后再作决定。但是，蒋介石对他们指出，早一些宣布会起到鼓舞中国人民的效果，考虑到这一点，英美作出了让步。”

即便美、英的让步不过是一个“惠而不费之举”，也使得国民政府费了不少的力。汪精卫政权的废约活动在客观上对国民政府废约起到了催促的作用。

1942年夏，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对盟国有利的变化。中国作为同盟国成员，废除不平等条约本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但英美就是拖着不办。蒋介石便让夫人宋美龄于1942年4月23日在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一文，直接提出外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不无令人遗憾之处，文中还辛辣地讽刺说：

“现在连日本政府也提出什么大东亚建设的构想，以东亚各民族的解放者身份自居，鼓吹美国、英国等应废除在东亚的殖民统治，汪精卫和日寇演双簧，抢先提出接管上海租界管辖权等要求。亲爱的英、美盟国当局，你们难道真想让汪精卫集团在废除侵华特权方面跑在盟国前面吗?”

在国民政府的一再要求下，美、英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顽固立场。美国政府于1942年10月9日发表声明：“美国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个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国际问题之条约。美国政府并希望在最近期内以完成上述目的之草约，提交中国政府考虑。过去数周内，美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就此项一般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政府欣悉英国政府具有同样的意见，并正采取相似之行动。”

       蒋介石终于和汪精卫在为废约开始比速度了。

当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外交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就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除了美国要求租界取消后，中国不得取消或以任何理由追究美国人(包括公司及社团)或政府在中国领土内现有不动产的权利等问题外，主要还是英国关于香港的地位问题。

当中英开始谈判时，英国大使薛穆没想到国民政府竟然非常重视香港问题，要收回香港。于是薛穆请示英国当时的首相丘吉尔。英国不同意交还香港。蒋介石转而求助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这个谈判过程持续了一段时间，蒋介石不断从开始的立场往后退，由初时提出战后从英方手里讨还香港的主权，退而提出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应归还被租借的九龙地区。虽然他清楚英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让步，但仍然希望在签订《中英新约》中写上这么一句根本就不能实现的话。因为这样可以给他一个台阶下，以便给中国政府和他一个面子。后来，蒋介石见英方谈判代表拒绝了这一建议，又通过宋子文向薛穆提出可以在《中英新约》之外，采取口头的方式谈到“战后九龙归属问题”。可是，英国谈判代表薛穆仍然秉承丘吉尔和艾登的指示，在香港和九龙的战后归属问题上寸步不让。蒋介石之所以对收回香港地区如此不遗余力，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如果英国方面连这种口头上的许诺也不答应，那么这样的新约就毫无意义。”

但英国方面的回答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2年l1月10日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演讲，他蛮横地宣称：“凡属大英帝国者，本人必须保守之。本人不是为了解散大英帝国而出任首相的!如果有这种事发生，请另找他人办理，我决不会放弃任何一块大英帝国的领地。我将指示大英帝国外交部人员公开宣布：废除英国在华特权并不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

为了赶在1943年元旦与美英签订新约，也为粉碎日本“企图拆散盟国团结”的阴谋，蒋介石同意在香港问题上让步；但英国仍要求延期签订新约，美国为照顾英国也要求延期。

1943年1月6日，日本大本营破译了“美特密第七号电报”，获悉“关于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有美中双方签署的条约及附带的换文（涉及范围甚为广泛），拟于近日经参议院审议生效”。于是，汪伪政权和日本政府一起争分夺秒，上演了1月9日那场“闹剧”。

蒋介石正在为美英的拖延感到不快时，看到了《汪日共同宣言》和《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忙命外交部与美、英两国交涉，指出中国与美、英两国虽是盟国，但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却让日本和汪精卫集团抢了先，实在不利于世界反法西斯大业。

汪伪政权的废约的确强烈地刺激了美、英两国，遂速于1943年1月l1日分别签署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极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待权条约》。

蒋介石总算完成了一件大政绩，但还是留下了遗憾。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汪先行发表伪废除不平等条约，殊为遗憾。一般人士虽明知伪约为儿戏，然而中美新约继其后发表，未免因之减色。”（见《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

汪伪政权虽然抢了先机，但因其汉奸的面目，在国人中影响并不大。而国民政府签订的中美中英新约，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欢迎，毕竟是百年来中国人民的长期愿望得到了一定的心理满足。普通民众也不可能仔细研究那些具体的背景和分析后续的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的抗战，这样的消息确实能够鼓舞广大民众。

不过当时不少学者名人对此却比较清醒。重庆的《大公报》社评就认为：“这无疑是国人快慰的一件大事，但不宜作太过轻率的乐观。美国英国虽把平等交还了中国，惟交还的精神重于物质，形式多于内容。”宋庆龄发表了有关谈话，在对新约予以适度肯定的同时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原是总理毕生致力的一大目标，到了现在，这个目标开始实现了。”为什么只是“开始实现”？因为平等不能只靠外人给予。“要使经济与文化臻于平等地位，非外交谈判所得为功，必须国人从多方面奋发猛晋始得实现。”她还特别指出：“美英历来享受的不平等权利，虽从此废除，但在实际上这种权利尚沦陷在日寇之手，故非将敌人驱出国境，则不惟特权无法收回，而沦陷区同胞呻吟于敌伪双重压迫之下，仍将不获享受此等新约所予我们平等解放的保证。”

同国统区的一样，延安也举行了的盛大庆祝活动，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战信心。但与此同时，延安方面也明确地强调：没有抗战的胜利，“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也还是一纸空文。”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不仅有赖于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之建设。

    中国共产党与废约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盛大庆祝活动，表明了中共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贯重视的态度。第一个把取消不平等条约列入纲领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取消不平等条约列入最小限度纲领是在1923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共同把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列入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为国民党的外交政策和民主革命的对外纲领。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则有了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虽然严格地说还只是一次在形式上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至少对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值得庆祝是理所当然的。

延安的《解放日报》于1943年2月4日发表的社论，在肯定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废约成功的同时，清醒地指出了只有国家有能力独立自主自强，才能真正把废约变成现实。在社论中还特地提到了抛弃“列强援助”的幻想的重要性。

事实很快证明，如果没有独立自主自强能力，把大部分希望甚至全部希望寄托在“列强援助”上，中国人民追求与列强的平等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在涉及美、英根本利益上，美、英的强权政治是不会打折扣的。除了前面提到的英国关于香港的问题外，令人失望的还有在废约近五个月后的6月7日，中美又签订了一个新文件。美国的中国近代史泰斗费正清先生在《美国与中国》中，谈到了这个称之为《中美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的协定。他指出：“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见该书第321页）

美、英本来想借签订新约之机鼓励蒋介石不要与日本妥协，继续拖住日军。但这种鼓励却在另一方面助长了蒋介石的错觉，他觉得这种使战局胶着的状态可以趁机推进“抗战建国”，即意图在“建国”过程中将共产党和其他一切不服从的因素都渐次消弭干净。蒋介石的兴趣转到了国内政治规划，但罗斯福等人的兴趣则在激励蒋介石的对日军事行动。1943年10月30日，罗斯福又通过在莫斯科签署的《普遍安全宣言》，把国民政府推上了“四强”的位置。但在其内心深处，仍然对蒋介石的抗战充满疑虑。在11月22～26日举行的美、英、中三国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知道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情”，对蒋介石有许多不满，尤其不满蒋的部队消极抗战，担心“蒋能否坚持长期抗战”。因此，连没有参加开罗会议的宋子文也知道，当美、英讨论涉及到有关“中国命运之决定”的远东问题时，“蒋委员长竟被置于旁观者之列”。

罗斯福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1944年4月到12月，日军投入了兵力约51万人发起“一号作战”，把先后参战的250万国军打得溃不成军，使之损失50余万（一说70万），丢失大片国土，彻底暴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日和国民政府的贪腐无能。罗斯福估计中国战场有崩溃可能，便加速将苏联拉入对日作战。为此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用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同苏联做了交易，秘密签订了《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协议》（即雅尔塔协定），中华民族的利益造成了长远的严重损害。如果说以前的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政府的代表还可以坐在谈判桌上，不管是否有作用或是作用大小，行使自己的发言权，但雅尔塔协定却连这点象征性的权利都没有了。尽管中国并不是这个协定的签字一方，但后来美国却要求蒋介石“履行雅尔塔协定”（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45第7卷第950页》。

在此期间，中共始终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发动广大群众投身抗战，争取早日赢得民族独立，这也是加快把废约变成现实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努力。中共在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44年9月，鉴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又丢失大片国土，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新的战略区，并将日军的1944年新占领的广大地区作为扩大解放区的重要目标。当时有人称：国民党把什么地方丢给日本，共产党会就马上派军队进到那里建立解放区。经过动员全民抗战，解放区军队发展到120万人，连同地方武装达到近400余万，根据地从原来仅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辖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退缩到到了云贵川等边远地区。而中共武装已经控制了连接东北的通道和包围着北平、天津、青岛、南京、上海的大片敌后根据地。

为了对付越战越强的共产党的武装力量，防止苏联在战后支持中共，蒋介石在美国的授意下派宋子文等人于1945年6月30日抵达莫斯科，就雅尔塔协定涉及中国的具体内容与苏联谈判。蒋介石是在6月15日看到美国大使赫尔利送来的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款和斯大林与霍普金斯5月28日会谈纪要的备忘录的。蒋介石对备忘录中记载的斯大林将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允诺感到甚为欣慰，但对雅尔塔协定中那些苛刻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却也的确感到心惊不已。但无论如何，他知道对两大国的联合意旨是违抗不了的。谈判的结果就是在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与苏联签订了连斯大林自己都认为“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最大的恶果是国民政府被迫同意外蒙古独立。尽管当时蒋经国还对斯大林说：“苏联肯出兵对付日本，这对中国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由于苏联的出兵而失去中国对外蒙古行使主权，坦白地说，是丢了外蒙古，这个要求实在难以迁就。因为这是个主权的问题，如果我们答应贵方要求，那么中国四万万民众都会骂我们是卖国贼。而且，在今后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这些人也会落得个遗臭万年，万劫不复（的下场），成为民族罪人。”但是，国民政府在谈判中还是在实质上失去了外蒙古。8月14日晚在莫斯科举行的隆重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宴会上，斯大林的关于竭尽全力帮助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表态，使在场的国民政府官员感到了不虚此行。身在重庆的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表示，对中苏条约“总的说来是满意的”。

早在二战还在进行时，美国工商界就决心抓住与中国结盟的良机，来实现上世纪留下来的开发中国市场的伟大梦想。于是在1943年的中美新约中规定，两国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一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之条约”。1946年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为了在内战中取得美国更大的支持和援助，于同年11月4日，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条约从文字上看来双方是平等的，所有规定都是中美双方平等互惠的。但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如此悬殊，两国之间实际上根本没有平等可言，因此这是个新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公布后，立刻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怒斥该条约是“不惜以全国老百姓的权益向美国交换武器杀同胞，与美国订立丧权辱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压倒我民族工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

1943年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蒋介石声称中国已获得“完全独立平等自由地位”。但是，国民政府随后签订的那些条约，包括《中美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条约》等，加上美、英、苏的《雅尔塔协定》，使得中国在半殖民地道路上越陷越深。在抗战胜利后的日子里，中国丢失了占二战前国土面积约七分之一的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美国大兵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横冲直撞，一年内仅仅在天津就造成市民死亡和重伤上千人。中国的大部分领土、领海和领空对美国军队开放。国家主权的沦丧到了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中国的成立，使“加在中国头上的长达100年的不平等条约的时期，在到处一片咒骂声中宣告结束了。”（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第320页）但是，还有与苏联的关系要处理，也就是说，《雅尔塔会协定》参与国之一的苏联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劣迹也必须清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坚决而巧妙的外交斗争，终于“使美英苏在雅尔塔搞出来的有关决议成为废纸一堆”（见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因此，时至今日，尽管学术界有人对1943年的废约和后来国民政府与美国、苏联、英国签订的条约的事件持不同的看法，其中有的人还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是，有一条却是不能忘记的：“新中国建立后，才真正结束了不平等条约时代，这是学术界的共识。”（见李育民等编：《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综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第355页）

来源：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