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很多人在每年春节前夕会拿着肉票去通宵排队买猪肉_风闻

这是下面这篇文章说的。

宜昌人，还记得凭票买肉、通宵排队的年代吗？这里一定有你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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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还记得三菜场？（上）

    文|王念时

    本文由三峡广电公众号首发

    在宜昌，别说三菜场，就是说红星巷也不一定有人知道。说到三菜场，除非是土生土长、而且还得有些年纪、有些阅历的老宜昌城区人，也许还有些模糊的印象，那些小鲜肉、小萝莉自然是不知道的了。

    笔者在某个群里做了个调查，有一人很鄙视的回答：“这还不知道吗？宜昌的三大菜场是金东山商业城、金桥果蔬批发和三峡物流园！”谁敢说个“不”字？

    其实，在半个多世纪前，宜昌主城区曾经有三个主要菜场。最有名的就是一菜场，位置在现在的解放路步行街时代广场处。1930年左右建成，因这里修有两排十四间房屋，故被称为“二十八栋”，是当时宜昌城外有名的“新三条街”之一。1 9 4 6年后又称商场；1949年后为全市三个主要菜场之首，因当时该菜场规模较大，故称其为一菜场。

    在原来宜昌古城内有这样一条小巷，一头连通宜昌歇后语所说的那条放鞭会“弯弯的响”的九拐巷，一头连通献福路，巷口下端是当时宜昌人吵架都会诅咒对方会进去的“幺洞幺”（市看守所，因门牌号为献福路101号而得名），巷口上端就是解放后建起的二菜场，俗称献福路菜场，那条长约160米的小巷就被命名为献菜场，原来的位置现在是美岸长堤的三期工地。

    说起来还是三菜场这个现在暂时还存在的小巷最显得无奈。百年之前似乎就存在，而且一头连着当年最繁华的二马路、一头连着当年的政治中心红星路，还有一条支巷出来就是福绥路，右边是邮政局，可以寄信发电报打电话，左边是回民餐馆，那里的牛肉面至今还被不少老宜昌的“好吃佬”津津乐道。可一菜场、献菜场都能成为巷名，只有三菜场不是被叫作二马路菜场就是被叫作红星巷，猜都不用猜就知道是由二马路或者红星路派生的。

    三菜场的走向变化也是少有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地图上，小巷横向连通二马路和仁寿路；到了1980年变成了起于二马路、止于红星路，还有一条支巷与福绥路连通；后来那条支巷消失了，三菜场也消失了，现在的地图上也难觅踪迹，在新一轮的棚户区和老旧危房改造中，红星巷这条小巷存在的时间也进入了倒计时。

    这条小巷留存的旧照片几乎是个空白，笔者向代昊先生求证，人家先是一盆冷水泼过来：“那有什么可奇怪的？早就在抗战时被炸光了！”然后就是各种照片和文字资料“砸”过来。于是就可以看见枣宜会战中日军的调虎离山、虚晃一枪直逼宜昌；也看见了准备不足的国军仓促应战、前线崩溃，匆忙撤离宜昌，储存两万吨的军事物资尽入敌手的严峻事实。

    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机在轰炸宜昌时，凡是房顶上刷有外国国旗的都没炸，比如二马路到一马路、红星路到滨江路（现在的沿江大道一段）的合围区域、比如二马路靠乐善堂街（自立路）、平和里那边的教堂和洋人住宅。王志敏老师的《宜昌沦陷日》里引用《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1军的作战命令中，也有“对第三国的各种权益，要防止发生无益的纠纷”的要求。

▲1940年6月15日，枣宜会战，侵华日军工兵在撤离湖北宜昌县（现在的宜昌市中心城区）城前实施爆炸破坏。

    但二马路下段、现在颐环大厦一线和现在市发改委、大富公寓一线的那些建筑和临街铺面却因为没有“第三国”的身份都毁于战火之中了。三菜场一带即便躲过了日机最初的轰炸，也躲不过日军原本不想占领宜昌、在撤退前用国军没来得及带走的大量炸药对宜昌城区的不少地段实行的爆炸。

    2017年4月底的一天上午，陈军芳女士站在红星巷对面的街边开始拍摄原来的三菜场的时候，太阳有些亮，亮晃晃的小巷口的路上立有机动车隔离桩，小巷不长，一眼就可以望到尽头。巷口原来的那家红星副食店成了一家重庆火锅店；巷口上方拉了一幅“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城市管理与你同行”的横幅，那里的居民处变不惊，继续过着与世无争、默默无闻的城市生活。

    提起红星巷或三菜场，各位看官首先想到的无疑就是巷内的那家红星肉食店，早早起来到三菜场排队买肉，几乎是这一带从“50后”到“70后”的集体记忆。在那个物价稳定但物资匮乏、凭证供应但排队成风的年代里，在那个思想上充满激情、肚子里缺乏油水的岁月中，“肉嘎嘎”是宜昌人家庭餐桌上最受人欢迎的一道菜。平时倒也罢了，去早去晚也就是肉的部位不同，不管你是不是干部，每人都会被强行搭配一块槽头肉，所以当年宜昌食品公司和肉联厂都是很吃香的。

    国人对春节的重视根深蒂固，对团年饭的热情即便在当年号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年代也丝毫不减。好在那个时候人人有份、凭票供应。票证印象最深的有粮票、油票、布票、肉票；鸡蛋票、豆腐票、烟酒票、杂糖票等等。

    中国的票证文化源远流长，历朝历代都有。从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冰箱、电视机，出现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票证的第一个高峰期，然后就是从1984年的第一代身份证开始，到后来的上岗证、下岗证、准考证、资格证，出现了与身份密切联系的第二个高潮，有人统计过，现在的国人一生要和八十多种票证打交道，可谓是博大精深，和原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票证供应是“计划经济”时代尽可能体现公平合理、按需分配的必要手段，加上那时物价水平不高，到月只需拿着票证到供应点去买就是了。住在红星路、二马路、陶珠路一带的老宜昌人都知道，要买米面，拿着粮证到二马路江边的粮店去就是了；要买煤球和引火柴，到朱家巷里的煤炭院子租个板车去拖，也可以出钱请人挑；烟酒基本上都是到红星路副食店买的，做新衣服拿积攒的布票和买布的钱先上满意楼，再找裁缝店；要想买电视机，得在单位抓阄选号；要出差，先要拿着单位介绍信到自立路口的粮油票证室将宜昌粮票换成全国粮票……

    不过所有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每年春节前的腊月间，通宵达旦在三菜场肉店前排队的共同经历。那个时候的猪肉虽然能确保供应，可由于猪身上的部位不同、优劣就不同、肥瘦也不同、味道更不同，连皮的厚薄、膘的大小、净肉率也不同，所以在讲究排队和先来后到的原则下，就得想法排在前面。

    加上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几个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孩子，都是吃肉长身体的时候，就得买膘肥、肉厚的猪肉、就得去买“肥嘎嘎”，回来炼成猪油，**那个时候能吃一碗猪油酱油拌饭就是每一个过来人最好的舌尖味道。**如果孩子更多一点，就得设法去买猪脑壳，除了便宜好吃，更重要的是可以同时做出好几碗菜，春节摆上桌，既好看又有面子，供不应求，于是也就必须起早到肉店前去排队才是。

    通宵排队基本上都是孩子们，或者说都是家里男孩子的事。过了腊月二十五之后，孩子们就会扛一把木靠椅、提一个旧竹篮、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从晚上八九点开始到肉店前排队。家里兄弟姐妹多的可以轮班，街坊邻居、同学朋友也可以轮班，家里没有孩子的大人就只有用菜篮、竹篓、筲箕排队，晃一晃就走了。留下来的都是孩子，人多了热闹，一疯就是大半夜，经常被周边住户呵斥也不理会。可是下半夜玩累了、“日白（宜昌话里的咵天）”也说完了，就开始坐在木椅上“打瞌睡（宜昌话：抓（二声）阔睡zhuakuosui）。”

    那个时候的宜昌冬天似乎比现在冷些，经常“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下半夜，凛冽的江风带着浓雾从一街之隔的和光里呼啸而来，那就是宜昌人所说的“寡母子风”，有的孩子穿着大人的大衣，或者裹着带来的棉被倒也无所谓，可是绝大多数孩子都会被冻醒，就去四处找可以取暖的东西。那些用来排队的竹篮、竹篓就成了烤火取暖的首选材料。第二天天麻麻亮，那些放了东西排队的人一来自然就傻了眼，大声追问却无人回答，颇有些同甘共苦之感。后来看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李琦说的那句“打死我也不说”就会想起排肉队的经历。

    那个时候，肉联厂虽然有了现代屠宰生产线，可依然是被称为屠宰场。上世纪70年代初期，肉联厂也迎来了新型的员工，但宜昌人还是习惯叫他们“杀猪佬”。为了满足宜昌人吃鲜肉的习惯，夏天生猪屠宰安排在晚上12点左右，早上上市销售；冬天就是头天杀猪，次日早晨上市销售。

    我的一个哥们原来就是肉联的“杀猪佬”，他不厌其烦的宣传，吃“新鲜肉”还真是个陋习！按照“肉品科学”要求，生猪屠宰后在冷库预冷间按照0~4摄氏度排酸抑菌控制20小时再上市，这样的肉品才是上乘的，口感更好的。很遗憾宜昌人至今尚未普遍接受，也许这就是地方特色。现在人们怀念那时的“肉嘎嘎”味道，也明白市场上那些“山猪肉店”，“土猪肉店”其实大多是些噱头。所以说味蕾才是那难忘的记忆，那淡淡的乡愁！

    前面照片上的那栋红星巷口的两层楼解放前就是肉铺，以后也一直是肉店，注意照片上那个楼上部分已经坍塌、仅剩一堵墙角还颤悠悠的竖立着的楼下，就是当年肉店的售货窗口。经过了一夜的守候，终于有可能买到心仪的肉食了，自然很高兴。可是如果是春节期间，肉店窗口只要一打开，排队的人依然一片混乱，照片上从一大片人头上匍匐爬到肉店窗口的情景司空见惯。

    买到了肉，还得到三菜场外、就在肉店旁边的豆腐店继续排队。请注意这一组1985年的票证，是由1984年豆制品票改成肉票的，除了说明厉行节约，说明那个时候已经在不定期的增加肉食供应，还可以说明豆制品在当时的地位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