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也“小气”，从家书看曾国藩的金钱观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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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充满矛盾的、笨拙又聪明、清廉而克制的曾国藩。

　　提起曾国藩，很多人能够下意识地说出他是著名的湘军创立者，是太平军的克星，是圆滑的官场老油条，是晚清的顶梁柱，是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但鲜有人知道，相对于他的这些功绩，他还有着超前意识的金钱观念。

　　俗话说三十而立，曾国藩正是这句话的践行者。年轻时的曾国藩，有不少缺点。愤青，看不过眼的东西就要大骂。自视甚高，恃才傲物。性格暴躁，甚至两次和朋友大打出手。

　　三十岁之后，曾国藩决定改掉自己的这些缺点，做个“圣人”，其中就包括金钱方面的克制。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写到：

　　“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官宦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

　　意思就是，**他三十岁后，自觉做官不是为了发财，做官捞金留给子孙是可耻的事。**而曾国藩也确实说到做到，于公于私都能谨守誓言。

　　于公

　　从“职务”中来，到“职务”中去

　　曾国藩在京城只用了十年时间就从七品小官做到二品大员。做过统帅，当过总督。他人生的最后十二年，一直稳居于总督的高位上，按理说应该可以攒下上百万两银子，但实际上却只留下了一万八千两，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经济情况。

　　◆当大帅不要钱

　　曾国藩在京城当官的时候，日子过得挺苦。工资不高，又没有额外收入，做了几年官，别说帮到家里人，连自己回湖南老家的路费都没有。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曾国藩写给父母的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

　　男近来每日习字，不多看书。同年邀为试帖诗课……此刻光景已窘，幸每月可收公项房钱十五千外，些微挪借，即可过度，京城银钱，此外间究为活动。家中去年澈底澄清，余债无多，此真可喜！

　　”

　　几年之后，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在写给叔父的信中写道：

　　“

　　……侄儿今年窘困的情形，还过于往年。但东支西扯，还勉强可以敷衍过去，明年如得一外差，或升侍郎，便可以弥补亏空了。家里今年季弟办喜事，不知窘迫不？侄儿今年在八月接到俸钱，马上集五十金回家，就是去年我说的每年一百金的许诺。……

　　”

　　那个时候的曾国藩，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还体现不出他在践行“做官不为发财”的誓言，因为他并没有发财的机会。

　　**曾国藩真正开始发迹是在离开京城，当上统帅之后。**在那个年代，带兵打仗是一条最快速的致富途径。因为作为军队将领，一方面朝廷会给予拨款，另一方面打仗过程中能得到战利品。那么当上统帅有多能赚钱呢？看看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就懂了。曾国荃也带兵打仗，他的性格和曾国藩很不同，胆大性急，做事大手大脚。咸丰八年，曾国荃在湖南老家建起一座豪宅，叫做“大夫第”。“大夫第”一字形排开，全长接近一公里，层层院落，总共有24个天井，总建筑面积达13万平方米，用的原材料也很讲究。有湖南老乡嘲笑：“这哪里是一座房子，根本就是一座庙宇”，可以想见，这座豪宅有多豪。曾家仅依靠曾国荃的贡献便已跻身大地主之列。

　　对比之下，曾国藩就显得很寒酸。咸丰四年，湘军打了胜仗，曾国藩给四位弟弟写了一封家书：

　　“

　　……兹由魏荫亭还乡之便，付去银一百两，为家中卒岁之资，以三分计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两一封，以送亲族各家……。

　　”

　　仅仅是一百两银子，还要分成三份，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不富裕。

　　曾国藩对自己一直没能帮到家里心有愧欠，咸丰八年五月，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

　　“

　　……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

　　”

　　曾国藩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十几年，前前后后总计和皇帝报销了三千万两银子，如果他想发财的话，捞个一两百万简直是小事一桩。但曾国藩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在他当上统帅之后，寄回家的钱比在京城当官时寄回家的钱还变少了。

　　这是因为曾国藩有一种信念，他自己作为统帅，一定要以身作则，清廉为官，才能以德服人，这个军队纪律才会好。所以他不拿应得之外的财物。

　　◆离任不“带”钱的总督

　　直到后来做总督也是一样。清朝的体制部分承袭了明朝低薪养廉的制度，摆在台面上的工资很低，仅能勉强维持温饱。譬如正规绿营军的军士，许多士兵都有自己的第二职业，有人种地，有人经商，归根结底就是朝廷给的俸禄太薄，必须另谋职业来养家糊口。整个朝廷上下都是如此，因此催生了各种合法的“陋规”，也就是灰色收入。总督一职，是权倾一方的高官，除了基本工资，朝廷每年还会额外发放养廉银，加上其他各种合法灰色收入，年薪大约二十万两银子。

　　但是清朝还有个特殊制度，就是总督衙门里只有总督一人是国家公务员，其他人都是总督聘请的“临时工”，“临时工”的人数和薪资由总督自行决定，丰俭由人。而是丰还是俭，那就要看收受的灰色收入有多少，因为基本工资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陋规”才是大头。

　　总督级别平均一年的灰色收入大约十八万两，对一般总督而言，每年的公务花费花个四万两已绰绰有余，还剩下十四万两进入自己私人口袋，过得很滋润。而曾国藩不一样，曾国藩光是灰色收入这一项，就比别人少收几万两。

　　当上总督后，曾国藩要出发去祁门，他知道一路上的官员肯定会大搞排场大送礼物给他，所以在出发前，他特意发了一条通知给水师将领：**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离，无办席，无放大炮。**意思就是，你们不要搞迎来送往那一套，我不喜欢。但是下属们以为曾国藩只是客气，还是很隆重地来迎接曾国藩，曾国藩生气了，说你们再这样我就处分你们。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曾国藩是认真的。

　　曾国藩基于工作需要和维持最基本的人情往来不得不收的那一部分灰色收入，都用在了聘请工作人员、阅兵奖励以及与皇帝的文书来往上。是的，你没有看错，作为总督，不仅要自掏腰包聘请员工，还要自掏腰包检阅军队，递送奏折也要自费。这些费用加起来，每年就需要花费六万两，仅仅依靠一百五十两工资和一万八千两养廉银的话根本入不敷出。即便是著名的禁烟大臣林则徐，也不得不每年收受至少一万两下级供奉的“陋规”，因为没有这一万两银子他请不起助手，正常工作也无法开展。

　　曾国藩收取的那部分灰色收入，用在正常开支之后，还有剩余的部分，在他离任的时候一分都没有带走。同治七年，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他所收取用于办公的“陋规”还剩下一万两，他给儿子曾纪泽写了封信，特别叮嘱：此笔款项，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留名。

　　于私

　　心意已知，礼且退回

　　◆过年过节过生日不喜收礼的总督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把家人接到身边，需重新装修房子，置办家具。当时的知府知道这事之后，给曾国藩送来了一应俱全的家居日用物品。曾国藩既不愿违背自己的原则，也不愿辜负别人的一番好意，于是就收下了7张草席，其余都物归原主。未免误会，曾国藩还特意写信解释道：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很感激。但是它们太贵重，我不能收。

　　曾国藩寿辰，湘军上下都知道他的脾气，所以都不敢送礼。只有一个叫鲍超的将领，不管不顾地给曾国藩送来了十六大包礼物，其中不乏奇珍异宝。曾国藩看着这大包小包笑了，只收下一顶绣花小帽子，其余全部退回。

　　不止生前，曾国藩还考虑到了他死后送礼的事。曾国藩早早写下遗嘱，嘱咐儿女们不可以在给他办丧事时收礼：

　　“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弃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

　　曾纪泽谨遵父亲教诲，李鸿章千里迢迢带着大笔银子前来奔丧，曾纪泽一分也不收，其他人的更不在话下。

　　◆严厉而朴素的一家之主

　　曾国藩对自己家人也很“吝啬”。曾国藩考上进士后要进京做官，家里有好几个亲戚都盼着能沾点光。曾国藩的二舅甚至表示，如果将来能到曾国藩家当个烧火做饭的工人，至少能填饱肚子。然而曾国藩在做京官的那些年，负债累累，甚至连回老家的路费都没有，更不用说帮衬亲友。

　　曾国藩远在京城，曾夫人独自在乡下，事必躬亲，生活贫寒，甚至连邻里乡亲都认为，一个大官之家，不应该如此拮据。那么当时曾夫人自己在老家时，家里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曾经回忆道：

　　“

　　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实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

　　曾夫人在老家过够了苦日子，终于被曾国藩接到身边，以为从此可以享福，没想到跟着当时已经身为总督的曾国藩，日子过得比在乡下时还要苦。

　　曾家的女人们，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干苦力活。曾国藩甚至给她们做了一张日程表：**早餐后，做小菜酒酿之类；午饭后，做针线活；晚饭后，做鞋子。**这么心酸的总督府家人，整个大清就只有曾国藩这一家。

　　咸丰五年，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潢的家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

　　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亦仍归于无饭可吃。兄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

　　”

　　曾国藩向来不主张给子孙遗留家产，因此他不需要营营役役，为财物丧失原则。曾国藩一共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打从他还当京官之时，就已定好每个女儿的嫁妆是二百两银子。等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物价已经和曾国藩当京官时相比有了大幅度提升，但四女儿出嫁时，曾国藩还是只给二百两银子嫁妆。这个数目，已经远远脱离当时社会实际。曾国荃不敢置信，无奈只能自己再给四百两，这才体面地办了的婚事。

　　曾国藩总体来说是一个既清廉又“污浊”的矛盾体，他对金钱的态度，既排斥又接纳。具体表现在，他对收取下级官员供奉的“陋规”表示抗拒，但自己又心甘情愿给同僚及困难亲友送出财礼。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刚则易折，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他并不是明朝海瑞那种典型到极致的清官，清廉到买一次肉都要被同行当作新闻看待。他的“污浊”，归根结底是一种妥协，更是一种更坚定的坚持自我。

　　这就是曾国藩。相比于大多数人所认识的成功而厚黑的曾国藩，他其实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笨拙又聪明、清廉而克制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