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和皇权的关系是处于动态变化的关系，灾荒之年，皇权的力量才会介入_风闻

【本文由“我与狸奴不出门”推荐，来自《“皇权不下县”假象背后，国家权力是怎么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文化纵横》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本文用词较为晦涩，可能习惯了浅阅读的读者不太有耐性将之读完，但话题是非常有趣的，也非常适合探讨当下的基层建设。

文中的观点是中国乡村和皇权的关系是处于动态变化的关系，乡村本身就是群众自然因为长期稳定生活而形成的体制，具有封闭和半封闭性，在农业社会时期，没有灾荒没有乱局可以影响的情况下，外来的力量是难以打破的，包括古代社会里至高无上的皇权也不能，因为乡村生活足以自给自足，而且乡村里并不是都是追求顿顿大鱼大肉，而是讲究普通清淡好好过一年，即使是乡村的富户，这也解释了为何白莲教可以横跨几个朝代，一直在乡村延绵不绝。也就是说太平时期，乡村一方面不需要外部，另一方面需求有限，因此自身存在抗拒外部的力量

也就只有在灾荒之年，乡村生活土崩瓦解之时，外部力量（通常是皇权）才能趁机进入，因为乡村有借助外部力量恢复原有秩序或者新的稳定状态的客观需要。

但皇权（中央）并非不想管控到乡村一级，反而任何统治者，都希望在乡村保持自己的影响力，文中认为皇权之所以会出现“皇权不下县”的原因，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皇权进入乡村相当困难，另外也有原因：**一个是地方上的自治力量如果强大起来会成为地方豪族，地方豪族会借助自己的力量将皇权的影响排除在外，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历代皇权都会对地方豪族加以打击；另一个是皇权也在追求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时一直在对地方豪族加以控制，只要压制在一个皇权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即可。**很可惜的是文中只写了几段，并没有对后一种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我个人认为，从文中的观点可以推断，在传统帝国中，由于通讯技术和交通运输，以及制度问题等因素的限制，皇权对地方势力其实是又压制又想利用的关系，在太平时期，皇权难以进入乡村，就不得不借助地方豪族的势力来保持帝国基层秩序的稳定，只有在地方势力做大要威胁皇权权威的时候才可能加以打击。

历史上，我们知道乡村在传统社会里并非由皇帝任命下来的县官直接统治，而是同时借助乡绅乡贤以及宗族来共同治理，其中乡绅乡贤有来自于本土的富户、员外，还有告老还乡的官员，这些人本身在地方上话语权极大，扎根乡间极深，客观上来自中央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就逐层递减，到了乡村一层自然就形成了“皇权不下县”的现实。

另外，乡绅制度统治的空白之处还有民间宗教的影响。

通常认为，王朝建立之初是大洗牌的时候，这时候是皇权重新塑造基层秩序，影响基层的良机，但文中认为即使有影响，传统帝国对乡村生活的细节影响有限，远远不如现代社会。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党用新型的基层治理方式，通过建立起了一个又一个听命于上级的基层党组织，事实上才真正使得中央在乡村地区建立起了完全自上而下的有效统治，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央要搞各种运动，如爱国卫生运动等等，中央一发话，再远的乡村，只要有党组织都会开始行动。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因此乡村的宗族也开始死灰复燃，如陆丰的制毒村等。

对于HK的方式也有点像文中的观点，中央本来想依靠的是基层本身，影响的是基层人员，前几十年也是如此，中央直接领导的HK左派组织在HK基层中号召力相当强大。后面却反而变成了跟地方势力一起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状态，类似于历史上的皇权与地方豪族的关系。

所幸现在又开始强调基层组织的建设，连新闻联播都固定有“走基层”栏目，只有将中央的影响贯彻到乡村基层一级中，国家才能长治久安